10月27号，浙江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创业创新——浙商之道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各界的企业家、学者及政府领导近千人出席论坛。王志纲应邀发表主题演讲《我看浙商之道》，历史地回顾浙商发展历程，总结浙商成败得失，引起与会者强烈反响。现整理其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录音整理：王加洛
今天来讲演的有许多重量级的企业家和学者，基本都是浙江人，只有我一个外地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会不会念经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外来的人立场更加超脱。那么我就用第三只眼，从一个超脱的角度来看看浙商现在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出路。
大会的主题叫做“创业创新、浙商之道”，我的题目就叫《我看浙商之道》。什么是道？道者，规律也。改革开放到现在30年，我认为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盘整一下，解读一下浙商崛起的规律。温故而知新，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才能看清楚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
我经常讲，大至一个国家，中至一个区域，小至一个企业，特别是在历史转变的时期，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别以为这个问题我们搞清楚了，其实很多人想都没有想。水涨船高的时候，什么样的船都能过去，大船小船海盗船都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个时候很多人不思考成功的规律，只是靠直觉，因为发展就是硬道理，赚到了钱就是好汉。但是这个时候不寻找规律的话，一旦水落石出，就会人仰马翻。今天正是这样的时刻，经过水涨船高的三十年，现在遇到了一个空前的危机。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回顾，来盘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非常重要，这就是战略。这种情况下你不找战略，战略也会来找你。
浙商在这30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关于浙商的著作也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今天不用我多说了，我只是想从第三者的角度看一看浙商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认为浙商走到今天，除了自身本身内在的能量以外，还有一个历史趋势的推力，我把这个推力分成四个阶段。
1992年我第一次来浙江搞深度采访，记得当时到杭州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娃哈哈老总宗庆后先生。他可能把我忘了，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宗庆后先生正面临创业以来第一次重大危机，处理不好的话就是灭顶之灾。当时娃哈哈口服液想走进南京，但是南京市政府高树篱笆墙，就以他的产品不符合所谓的工商管理一些技术条款为由，硬是把他赶出南京市场。在这个背景下，我记得当时娃哈哈的一个营销副总监以自杀的方式来抗争，表示自己的宁死不屈。和宗庆后先生交流的时候我记得有这么几句话：我说第一你们跟杭州市政府关系好不好，宗先生说关系非常好；第二个你们的产品到底站得住站不住？他说绝对没有问题，他们的指标是落后的；第三你们和媒体的关系怎么样，他说也不错。我说那就好办了。现在中央正在治理地方割据，要拆除篱笆墙，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这一点利用得好的话将会使你反败为胜。
说完这个之后我就继续往温州去了，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评论“拆除篱笆墙”，一评、二评、三评，还没有到四评的时候，南京政府已经受不了了，赶紧缴械投降，把娃哈哈重新请到石头城。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看大势，“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是借势而为。浙江经济的第一次腾飞正是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上松绑的大势之下。我采访过当时浙江的最高领导，他和我说了一句真心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温州人的日子好过了，我的日子就不好过；我的日子好过了，温州人的日子就不好过”，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温州作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地方，是高层一些原教旨的社会主义者紧盯的对象，以至于中央一些老人一到杭州来度假，就要问温州的问题，搞得浙江的领导里外不是人。明知道温州的经济不放开没有活路，但是要放开又要承受很大压力。
1992年小平第二次南巡之后，在小平“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精神的指导下，整个温州的地下经济全部冒出地面，整个温州家家创业，人人致富。我到温州的时候感受特别深：整个街道混乱不堪，整个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没有电，没有水，但是绝不影响温州人致富的决心。家家一台发动机，前面开店后门生产，一片乐呵呵的景象。当时我很感慨，说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像温州的街道一样，乱哄哄的，但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法则也”。没有想到这个总结流传甚广，后来我到了山东、广东，很多地方都在学习浙江经验。山东的省委书记说什么叫市场经济啊，就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他在这个基础上延伸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山东要是想赶超浙江，只有一条道，只要不装错口袋，走错路，上错床，什么都可以干。这就是九二年中国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面，从来没有被人们看好的浙江，从来不被人们看好的浙江商人在这一波行情里面异军突起。这是第一波行情。
第二波行情是在1996年。1996年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92、93年经济狂飙，中国承受不了，开始宏观调控。数千亿的资金经过两三年的修养生息，到96年突然出现了一个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都没有想象到的现象——中国终于从几千年的贫穷经济、几十年的短缺经济一夜之间转变成了相对过剩经济。伴随这个相对过剩的产生，原来是卖方市场，现在转为买方市场，原来是供方为王，现在是营销为王。在这种背景下，浙江的商帮凭借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创新优势一下子超越了广东。
我自己长期研究广东商帮，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广东商帮是坐商，浙江商帮是行商。什么叫坐商，坐地发财。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整个中国基本都是集中一地，一口通商。这个时候广东人坐地生财，全国的人民，包括今天在座的许多人，再有才能的人也必须到广东打工。比如说黄巧灵先生，我相信在座的还有很多人都在广东打工，处在价值链的最低端。由不得你啊，人家是坐地生财。正是这个所谓的优势把广东商人的DNA改变了，所以粤商现在被浙商超过，下一步还可能被鲁商和苏商超过。
浙商真正超越粤商是在96年之后，整个社会从短缺变成相对过剩，这个时候网络为王，渠道为王，而浙江人所谓的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还有散布在全国各地将近四百万浙江人形成天然的信息网络和信息渠道，发挥了巨大作用。我想这个东西，包括娃哈哈能够在中国敢于和两乐对抗，也是和这有关系的。这个时候不光是娃哈哈，整个温州财团几乎都可以迅速放大，从原来的手艺人，小木匠、弹花匠，一夜之间变成企业家，因为营销为王、网络为王，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即使是劣质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去。
这一波行情奠定了浙商在中国的地位。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企业飞速发展。原来一个企业，现在一下子分裂成四五个，比如红蜻蜓和奥康。许多地方的板块经济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时候做大太容易了，因为市场太好了，有的是草场，牛羊赶快养，尽快占山为王，加快繁殖。而这个浪潮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浙商的品牌受到极大的伤害。“萝卜快了不洗泥”，尽顾着跑马圈地，顾不过来。
所以随后浙商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消沉。但是浙商有一个特点，就是尊崇市场规律。他们当流氓能够赚到钱的时候就当流氓，但是后来当绅士更能赚到钱就肯定去当绅士。所以从流氓到绅士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是商业法则的力量。我曾经和霍英东先生长聊过，他就说当初走私的时候，那是生活所迫，没有办法，那时候成本最小，效益最高。就相当于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最具有革命性呢，因为他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也许是整个世界。而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绝对具有这种特点。但后来当我们成长以后，这个时候最大的风险就是失信。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品牌。当时霍英东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为什么要搞慈善，他说“广厦千间，夜求一宿，良田万顷，日求三餐。一百万是自己的，一千万是自家的，十亿百亿是谁的，是社会的”。所以走向慈善是企业家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选择。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涌现了第三波行情，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我记得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充斥整个媒体的几乎全是一边倒的谬论：“狼来了，狼来了，完蛋了”，中国的小货船打不过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没有想到加入WTO以后最大的受益者首先是浙商。因为全世界有上百万浙江人，而且他们不是打工仔，都是拥有企业家梦想、正在创业路上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到敌人后方去，把敌人消灭尽”，通过浙江人这个特殊的网络，一下子打通了欧洲，打通了美国，把浙江的经济从只拥有内向经济一个马达变成了内需加外贸两个马达，浙江这个原来在中国外贸出口上可有可无的省份一下子超越广东，这是第三次浪潮，
当然由此也引起与欧美的直接冲突，包括欧美开始烧中国的鞋，开始抵制中国的打火机。很多事情坏事跟好事是相关的，在这个背景下面，到2003年这种危机出来以后，浙江的商人发现了一个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上层建筑根本保护不了他们的利益，包括工商联，完全是个官僚机构，包括贸促会。这个时候他们就要靠自己自救，于是被消灭了许多年的商帮终于复兴，而国家这个时候以一种非常开明的态度认同并支持这个事情。从此整个中国商帮文化从温州发展，从浙江起步，最后风起云涌，把浙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个体经济打通成一个大的网络和大的品牌。
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第四波浪潮：整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以后，中国出现了高速城市化和高速工业化的进程。这个时候投资在哪里？港资、台资已经使用殆尽，欧美的资金还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领导都发现了一个奥秘——“天下财富在浙江”，只要抓住了浙江商帮，抓一个带一百个，由此商帮积累了非常大的无形资产，光是浙江商帮不够用了，温州商帮也不够用了，连每一个小县都有自己的商帮。商帮成了很好的品牌，所有的省市委书记一听说是浙江、宁波的商帮过来，第一时间接见。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抓住了浙江商帮，就抓住了一大笔投资。这种背景促使整个浙江商帮在中国在全球全面开花，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辉煌的时代。
我说的这四个阶段都是助推浙江从一个纯农业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从一个区域性的区域变成了一个影响全世界的区域，从一个成千上万都是手工业者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有一大批货真价实的民营企业，甚至拥有可能成为国家队企业的企业家队伍，这个成就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是春天过去了，好日子过去了，今天面临第五次外部环境的变迁，这个变迁不是顺风，而是逆风，不是顺境，而是逆境，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今天很多专家和领导都发言了，如果这种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味歌功颂德，那么问题会很严重。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冬天，我们应该坐下来把冬天变害为利。怎么变害为利呢？我们在中国快速发展的30年中一直在喊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不要甘于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我们一定要腾笼换鸟，我们一定要升级换代。但是喊了30年，一直都做不了。
不久前我看了一个美国学者的文章，这个美国学者说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很简单，但是我觉得里面有很精彩的东西。他说20多年前我到中国来考察广东，那个时候虽然经济很活跃，但是都在产业链低端，价值分工上得到的也很少。我想20年以后情况应该不同了，没有想到最近到了中国还是这样。唯一不同的就是规模的无限扩大，从浙江到江西，从沿海到内地，然后扩展到全中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最后思考分析的结果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在此以前，几乎整个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丰美的尚未开垦的草原，这个时候作为商人、作为企业家，几乎遍地是黄金，所以你扩张就完了。经济学上讲经济扩张有两条路，一个叫外延扩大再生产，一个是内涵扩大再生产。在这个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商人，无论是粤商还是浙商都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没有人着眼于三五年的远景，着眼于原创。
在中国只有一个怪人，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道路，这个人就是华为的任正非。他从20多年前就说，我知道中国人肯定要跟八国联军正面对抗，我必须要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坚定不移，把每年营业收入的10％投入研发。现在我到美国到加拿大，他们对中国的企业很多都不屑一顾，但是有一个最值得敬重的对手就是华为，他们说华为把我们打得满地找牙。但是任正非先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企业，床垫文化、加班文化。包括我们的媒体也经常攻击人家，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太超前了，没有支撑力量，能够撑到今天真是了不得，如果再有10年、20年会非常强大了。但是假如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这种精神也对我们很有启发。
我经常说一个企业太超前要跳楼，太落后要饿死，怎么把握适度超前是企业家的奥秘。我们帮助过很多的企业家，但凡获得巨大成功的企业都是在历史转变的关键点上把握好适度超前的节奏。今天历史给了中国一次严重的危机，如果把握的好，绝对是一个机遇，两三年的冬天，你想疯长都不可能了，逼着你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回到内涵扩大再生产。两三年的时间没有乱花渐欲迷人眼，静下心来，好好反思一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好好琢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好好打造自己的商业战略和商业模式，着眼于长远，长计划短安排，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看着田里的。我估计两三年之后，升级换代有可能真正实现。而且有可能在浙江实现，在广东我看不到，广东以东莞模式为代表，所有的东莞人全是二房东，就像当时的八旗子弟一样，只能提笼唤鸟，这个时候你让他怎么创新？连生产都不会了，怎么去搞渠道、营销？在这点上广东非常令人堪忧，而在这点上浙商非常有可能取得突破。
所以，我寄希望于浙江的企业家，如果我们真正面对这场危机，看清楚形势，抛弃侥幸心理，发挥原来的创业精神、创新精神，辅之于全新的视野和思路，我们可以走得过去，而浙商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创辉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