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看到一些写诗歌的人路过。 

我对如今依然写诗的年轻人充满尊敬，相反对而立之后作词的人却满心排斥。尽管年少时，曾经很喜欢诗歌，喜欢疯癫，喜欢北岛、顾城、舒婷那样的朦胧派诗人和诗作。 

在合肥的校园里，曾经爬上一座小山丘，模仿《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即兴吟了一篇自认为优美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找到了》。内心里那个沉醉呀，简直像自己长了翅膀一样。如今，早已忘了当初的诗句，只有青青草坪和徐徐微风还残留在记忆里。

往事如烟。我曾经喜欢的北岛已不知去向，顾城几年前自挂新西兰，只有舒婷好像居住在厦门的鼓浪屿。假如你去鼓浪屿，也许在鼓浪屿弯弯曲曲的小巷里，与你擦肩而过的妇人正是她。 

20岁写诗歌，30岁写散文，40岁写评论，50岁写小说，60岁写游记，70岁写回忆录，80岁被人写。这曾经是我关于年龄与文学关系的韦氏逻辑。 

前不久，宁财神前说：打死也不写小说了。石郎也说：一流的作者，版税不如一个三流的编剧。2006年底，北京出版界的朋友就告诉我：出版社最怕见写诗歌、散文和小说的纯文学作者——那些东西没有人看，很难卖，出版社赔钱。 

在中国搞纯文学，要么在大学做研究，要么到作协做旗手，否则饿死也没人可怜。 

20岁打打杀杀，30岁退居幕后，40以后归隐江湖。这符合江湖规律。一个30多岁的人依然沉醉于诗歌，一个不惑之年的人仍然垂青于词作，不是傻子就必定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