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安全》季刊2008年夏季号刊登一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前途之辩（续）》，摘要如下：
中国前途之辩（续）
在本期中，我们继续就有关中国前途问题的展望进行讨论。我们曾用同样的浓墨重彩在这副巨大的画布上作画：中国的宏大战略、其综合国力的构成、中国与世界保持接触，以及中国在获得大国地位的时候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思想”或价值观体系。
我们现在把重点从中国国情的大局转移到有关这个国家动力源泉的细节问题上：中国软实力的演变、其经济前景、该国的民族主义趋势、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也许还有世界如何看待所有这一切。
由于奥运圣火的光芒照耀着中国，所以世界都看到了什么？中国肯定已经竭尽全力办好这届奥运会，花费了巨资，并对其批评者们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但是在新的建筑物和社会动员的惊人的展示的表面背后，中国继续展开了使主观看法与现实情况实现和谐的努力。在中国信心不断增强的表面背后，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可能的过激行为。中国的影响力和国力的增强使邻国感到不安；中国不断拓展的全球利益带来了更加积极地实施对外政策方面的必要性。
在本期中，我们的各位作者探讨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方面的成功与失败。这些文章并非有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结论性分析。它们的成功而是在于加深了这种讨论，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最重要的也许还有，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以便于我们考虑完成了解中国及其命运这一复杂的任务。
软实力与中国的对策
李明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助理教授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学者和专家们的思想交流方面，“软实力”一词已经风靡世界。重点尤其在于中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惊人的崛起及其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有关这一问题的看法多种多样。评估结果从认为北京的软实力很薄弱和毫无希望到认为中国正在演变成在世界范围对美国的软实力构成主要挑战的国家都有。有关采取对策的建议也跨越很大的范围。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外交活动持谨慎欢迎的态度，而另外一些人则坚决主张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采取对抗措施。各种观点的这种鲜明的对比部分地来源于有关软实力的现有构思方面的漏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软实力方针的误解。本文努力阐明这些问题。
何为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其理论上的欠缺是臭名昭著的。这种欠缺导致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框架。尽管如此，许多分析人士还是采用了。很少有人对界定软实力的基本准则或标准持有异议：就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高压手段或者掏钱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仍然不清楚和存在严重争议的是，什么因素产生了吸引力？
在这一对策影响下，分析人士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实力的某些来源——文化、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上面，以此作为分析一国软实力的起点。然而，这一对策的缺点是明显的。人们何以把文化和价值观与对外政策相提并论，就好像前两者并不是一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这一点并不清楚。此外，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还有，实力的这些来源并不是高压性的。
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此外，采取这一对策的人们往往把思维能力方面的因素同物质因素相分离，而这样做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不考虑社会背景，则毫不夸张地讲，讨论软实力就是毫无意义的。在现实生活中，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没有任何实力来源是软性的。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和价值观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用于采取高压手段。相应地，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可以用来产生吸引力。
文化并非总是具有吸引力。必须承认，任何文化都包含对他人来说完全无法接受的成分。只有在一个社会显示出自身文化的良好部分，同时对可能会使外界人士感到厌恶的方面加以轻描淡写，文化才变得具有吸引力。此外，如果一国企图把本国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强加给别国，文化就变成了硬实力。历史上的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或侵略性的文化对外政策的例子很多。
另一方面，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成为令人羡慕和吸引力的来源。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实力实质上是硬实力的一个来源。只需想象一下，当包括美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前来实施救援的时候，遭到2004年海啸袭击的人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如果军事实力从本质上讲是硬实力，就很难想象，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允许美军驻扎在日本领土上。包括约瑟夫·奈自己在内的许多批评者断言，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大大削弱。假如军事实力仅仅是硬实力的一个来源，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批评所包含的因果机制？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任何实力来源都不具有软实力或者硬实力的内在属性，其之所以变成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实力，仅仅取决于一国（或者其它行为主体）如何发挥自己的实力。文化和价值观之所以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是因为它们包含着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原理或者规范——实质上就是一个行为主体如何发挥自己的实力。文化和价值观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在国际政坛上发挥作用的时候，往往与物质因素相结合。
把实力的来源区分为软的和硬的流行做法无法解释中国行为方面最近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发展软实力的过程中，文化扮演的角色顶多也是边缘性的。首先，必须承认，并非中华文化的所有要素在国际上都是具有吸引力的。例如，国际上对中国崛起所感到的不安，涉及到许多人担心可能影响着北京的世界观的中华文化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注重。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多年来中国的国际文化贸易一直出现巨额逆差。然而，正如许多人——甚至中国的怀疑论者——所指出，一个半世纪以来对文化传统的破除已经把中华传统文化搞得一塌糊涂。虽然人们能够辨别出中国文化独具特色的某些社会规范，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西化。中国文化当中对外国人来说仍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是名胜古迹和文化上的象征。但话说回来，就连主张“中国威胁”论的人们也羡慕长城，并欣赏其它中国的象征或者表演。
西方正在出现的一种担忧是，中国的崛起将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的政治价值观基本上削弱了中国软实力的增长。在西藏问题和中国境外的奥运火炬传递等最近的失败中，这一点更为显而易见。发展方面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加上市场经济——对少数专制主义政权的领导人可能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一胜利已经变成中国与大多数西方强国之间关系的一种负担，并给北京的外交造成了巨大的代价。此外，正如许多人所指出，就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政策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方针实际上包含着华盛顿共识的许多要素。
此外，由于中国方针的不足之处，例如污染、腐败和收入差距显示出来，其它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指望中国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指导是有疑问的。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们应当意识到，过去30年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起源于中国的历史和具体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国情。一种幼稚的做法是断言，其它国家能够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中国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如此。实际上没有任何静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与5年前截然不同。10年或20年以后的中国肯定也会与今天的中国迥然不同。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所激发的，也许是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有关如何把西方的处方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的思考，以寻求保障自由、同时确保卓有成效的治理的一种政治-经济制度。
中国在世界上的软的影响力之所以增强，实质上是由于北京几十年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实力的软的运用。从一些角度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中国有意识地做出了努力，以融入到现有的国际体系之中。它在与其它大国的关系方面保持了一种非对抗的做法，通过行动和言论使世界其余国家对其和平崛起感到放心，解决了与多数邻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并努力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环境。此外，北京还积极地参与了多边活动，把暂时无法解决的争端搁置起来，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谋求共赢。当然，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一些例子来说明中国是敢作敢为的。但是总体而言，一种看法是公平的，这就是中国以一种谨慎和考虑周全的方式发挥了自己的威力。这是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来源。
因此，中国的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北京能够防止形成能够在战略上遏制其崛起的任何国际联盟的形成。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它谨慎小心地运用了自己的威力。要评估中国软实力的未来命运，我们需要考察各种因素，而不是研究中国所拥有的某些国力来源的性质。这些因素会促使或者阻止中国的决策者以软的方式发挥威力。
软实力像硬实力一样，是一个关系概念。一句很风趣的话抓住了要领：“是中国打赢了伊拉克战争。”当一个大国在国际政坛上失败的时候，世人自然会指望另外一个大国提供智慧或者解决办法，以使世界改观。这令人回想起中国文化中对“和平”和“和谐”的注重，以帮助构筑光明的未来。在今后几十年里，中国的这种憧憬不仅会对中国，而且会对国际社会构成最为突出的挑战。
软的实力、艰难的选择
戴维·兰普顿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教务长兼中国研究项目主任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上，问题全都归结为硬实力，即在国家间关系的丛林中采取高压手段的能力。然而，苏联的崩溃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种与此不同的教训，向其证实了他们十多年来已经采取的一项战略的正确性。在他们的发展战略中，获取经济和思想实力（总称为“软实力”）是构筑大国地位的基石。高压性实力会被忽略，但在国力——威力、资金和智囊——的均衡组合中，它会扮演一种相称的角色。
高压性军事实力的过度获取具有在所有有心人看来都显而易见的双重危险——中国领导人认真研究了苏联的遗骸。首先，把人才和投资转而用于获取军事实力使得苏联的国内经济严重缺乏满足人民经济需求的能力，从而侵蚀了政权的合法地位。苏联解体时，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人由于这起事件而死亡，尽管解体后的经济暴跌使现在的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缩短。其次，建设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体制的行为所形成的反对莫斯科的国际联盟使之自食其果，从而促使该政权更为失衡，并使国内虚弱的合法地位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北京实际上毫无选择，只得奉行一项不以高压手段为基础的战略。13年后苏联的解体使邓小平和中国的精英阶层坚信，这一选择总的来说是明智的，尽管局势并没有保持静态。1989年的“六四”风潮、海湾战争、军事革命、科索沃战争、对台独的担忧，以及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策的一些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使北京进一步认识到高压式实力的重要性，尽管它也谋求保持自己的实力工具组合中的总的平衡。
由于90年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包括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取得惊人的成功，所以中国精英阶层断定，他们需要让外部世界对其意图进一步感到放心，以防止对抗性的联盟形成。由此我们就谈到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和战略。认识中国的“软实力”的最卓有成效的途径是什么？中国获取它的涵义又是什么？为了表明我的做法，我们需要对软实力下一个宽泛的定义。此外，软实力对美国来说具有一定的硬涵义，尤其是在保持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和美国同世界其余国家的关系问题上。
看待软实力的一条途径是把它当作经济上的诱因和思想力量的结合。后者即知识、文化、精神、领导能力、创新和合法地位等资源所形成的实力形式。这些资源使一国高效地界定和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的能力得到增强。至于中国不断增强的软实力的经济方面，这一实力主要由于中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大获取国，它拥有世界其余国家所竞争的、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对外投资者，中国还拥有不断增强的实力，包括持有将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
然而，正是在软实力的思想方面，人们发现了中国实力的尚未获得充分评估的方面。中国具有一个可以培养大批富有才华的领导人的范围广泛的体系。才华横溢的领导人不仅出现在党政机关中，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企业和私营部门之中——公司的招聘日益成为一个全球范围的，而不仅仅是全国范围的过程。在中国的发展方略中，首先实现的是稳定和发财致富，而政治自由化则将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时期实现。与许多美国人愿意承认的相比，这一做法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一些而不是所有方面）很可能会被低估。此外，中国的文化吸引力是毛泽东几乎完全忽略的、但中国当今的领导人十分重视的一项资源。中国通过自己的传播渠道与世界其余国家沟通的能力不断增强，正如其不断增加的世界范围的卫星和光缆通信以及中国的文化产品的日益受欢迎所表明，尽管这些成就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起步的。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的同时，全球人口当中的不断增多的一部分对中国的国力及其增强在各方面产生的效应感到一定的不安——从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雨林问题到赞比亚工人的流离失所和恶劣的工作条件都有。尽管如此，肯定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30年来实现了全球影响力的巨大增强，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全球范围的不安情绪的加剧程度则较小。鉴于与中国很弱小的时候相比，它现在拥有较强的实力，所以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大大增多。
由此我们就谈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软实力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美国必须增加自己的软实力的存量，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思想方面。我所了解的每项比较性全球民调都显示，8年来在世界各地，美国的规范性实力减弱了，但我认为这一点可以通过健全的政策来克服。美国经济现在所传播的是全球性减速，而不是全球性增长。要实现增长，人们越来越多地指望中国，尽管中国经济也并非没有严重问题。
华盛顿，更为宽泛而言还有美国公民，都需要重建经济和思想上的竞争力的结构。例如，中国正在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倡导有关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并在外语方面培训本国的大批年轻人，以便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国人民自己的语言势力范围内展开竞争。我们需要实行的学校教育是能够培养下一代，使之与中国（和印度）的40%的精明的、注重教育的、投资率很高的人们竞争。20世纪，这两个国家在大多数方面曾经基本上处于全球体系之外，而现在它们却培养了大批高技能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迅速增加研发开支，建设了牢固的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在我们使用每况愈下的公路、桥梁、过时的空中交通管制和内陆导航系统的时候，中国却正在修建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要多的高速公路和公共交通系统。虽然中国仅仅把国民生产总值的5%左右用于医疗保健，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开支却接近17%，但是美国却遇到竞争力方面的问题。简而言之，美国需要提高国民的储蓄率，以便进行这些急需的巨额投资。
总之，中国的软实力使美国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中国的变革使美国必须实施变革。正如汉斯·摩根索（1891-1967，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任期为1934-1945——本刊注）几十年前所说：一国的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不仅一国的失误能够削弱其国力，而且如果占居主宰地位的强国躺在功劳簿上，以为自己的实力和别国的弱点都是永恒的，则别国的成功也能造成这种结果。
模糊的挑战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中美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中国的软实力能够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严峻挑战吗？能……也不能。
美国在伊拉克的单边主义的错误冒险使其国际形象变得很糟糕，从而导致美国在全世界的道德领导地位的急剧下跌。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地在抱有自我意识到情况下动员了本国的软实力资源——文化、价值观体系和外交手段——以推进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拓展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
中国建立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并在世界各地举办传统文化展览以及艺术演出，从而试图从根本上展示自己的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
在价值观体系的竞争中，中国领导人无意中赢得了一场胜利。美国未能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兜售其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却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北京共识——专制主义政府统治下的市场经济——赢得了支持率竞争，战胜了曾经占居主宰地位的华盛顿共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府——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打入繁荣的中国市场的机会，从而使这种吸引力得到巩固。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毫无价值观的观念是中国最近的外交活动的产物。这一概念提出了不同国家要和平共处，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予以健康的尊重和容忍。它强调国家之间展开包容性的磋商，而不是采取美国所代表的霸权主义野心伴随下的单边主义。不干预别国事务的思想使一项政策方略明确地确立起来。按照这一方略，贸易、投资和外交关系并不取决于一国遵守政治、环境或者劳资关系标准的情况。
尽管如此，中国软实力的发挥具有根本的缺陷。因此，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取得了进展，其全球范围的形象得到了改善，但是它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严峻的挑战。中国有关软实力的议论与约瑟夫·奈有关美国软实力的讨论具有根本的不同。尽管美国近年来遭受挫折，但是其软实力仍然对自由主义的和注重道德的情感具有吸引力。而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则主要集中在利用其最近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做交易上面（其副产品是输出中国的传统文化）。
此外，北京共识差不多仅仅是在压迫人民的、谋求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的政权的领导人当中有市场。其吸引力是为领导人提供的有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是为全体人民提供的无形的理想和原则。此外，北京的模式在解决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在国外，而且也在国内——过程中一直毫无成效。这些方面包括污染、苦工、食品污染、侵犯人权、严重的贫富差距和腐败等。在注重短期的经济收益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短视。
中国毫无价值观的外交活动来源于注重绝对的国家政权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观念与当代不断演变的国际规范不相称。中国对领土主权的热衷一直延续到21世纪。而大多数国家——包括威斯特法利亚民族国家体系的创始国——则已经开始放弃这种做法。中国的核心外交政策——不干涉内政——就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建立友好关系，包括与委内瑞拉、伊朗、苏丹、缅甸、古巴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关系。美国等民主国家一直回避这些国家，因为它们在人权和国家治理方面的记录很差。毫无价值观的外交与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上不断演变的规范相左。但是，中国的现实主义策略往往成为其外交的一种不利因素，因而正从不干涉内政转变到很抓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方面：恐怖主义、武器走私、贩毒和贩卖人口、流行病疫情和气候变化等。
虽然中国所谓的务实的价值观体系可能会取得初步的成功，但是这种软实力对当代的观点并没有长期的吸引力，因而是毫无持久力的。但是如果美国不再一门心思关注全球领导地位这个“皮球”，如果中国逐步走出阴影，迈向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改革，那么中国在软实力的竞赛中获胜就不会是不可能的。
多样化
麦艾文（Evan Medeiros）
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
评估中国在全球范围的积极活动可能是一项令人困惑的，实际上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的商人和外交官如今似乎遍布全球，从非洲的边远地区到中东的和平进程谈判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种“新型外交”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全球大国目前和今后的意图的日益关注。许多国际决策者都在提问：中国将如何发挥自己不断增强的国力和影响力？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困难。
有一个简单但却有用的框架可以用来了解中国在全球积极活动的目标和涵义：这就是“多样化”概念。中国正处于实现其繁荣、安全和地位来源的多样化的过程中。这部分地是由于别有用心，但部分地也是为了填补空缺。这一方针正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与中国以及相反方向上的关系。重要的是，这也对美中关系的前途产生举足轻重的后果。
首先，中国正在实现其经济繁荣来源的多样化。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的外部来源主要是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少数工业发达的经济大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最近10年，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保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从而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更加积极地到国外寻求新的市场、投资、技术和资源。中国对能源供应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藏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这一趋势中起着带头作用。
有关这种经济多样化的经济指标很多。中国在东亚地区内部的贸易的增长速度10年来一直超过与任何其它地区之间的贸易，目前，这一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最大份额。中国已经成为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东亚大多数经济大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的出口10年来增长到原先的10倍以上，使这种出口在中国的总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增加了1倍以上。
其次，通过与各种实力中心和国际机构发展新的关系和拓展现有的关系，中国正在实现其安全来源的多样化。不仅通过与发达国家，而且与发展中国家以及重要的地区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对话”，中国正在改善其双边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个地区都对多边机构采取了积极的应对，在一些情况下，它还在从前并不存在这种机构的地方创建这种机构。
中国利用这些机制使各国对其意图感到放心，展示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好处，最终还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涉及获得打入市场和获取资源的机会。事实上，中国在多边外交的博弈中已经变得娴熟得多。而这正是美国长期以来鼓励中国积极接受的事物。
这种安全方面的多样化的结果是，在安全方面，中国减轻了对与美国等少数大国之间的稳定和积极的关系的依赖。中国现在产生影响力，避免自己的行为受到制约，并获得了机动能力，以便在各种来源当中进行选择。
第三，中国还正在拓展其国际与合法地位的来源。对于一个具有普遍的受害者心态（中国遭受日本和西方列强剥削的历史仍是其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并迫切希望获得承认、被视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动力源泉的国家来说，在国际社会眼中获得地位是中国外交的一项核心目标。
中国在几十年里都依靠粗略的衡量方法作为这种尊重和地位的基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作为一个亚洲大国的传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理事国地位，以及拥有核武器等。
现在，中国转而突出其25年来的经济成就，并表示愿与别国分享这些成果。中国领导人还正在缓慢地改变自己的外部形象：他们正在放弃把国际事务看作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一场“斗争”的观点，而是采取一种较为和解的看法，即强调“和平、发展与合作”，以及创建“和谐世界”。中国还仍是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最有影响的国家。这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是地位的一项核心标志。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几乎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行列中的一个得到认可的“俱乐部成员”的复兴的终极成就。
中国的多样化过程对美中关系，尤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深远的后果。在中国改革时期的前25年期间，美国的政策在鼓励（有时是胁迫）中国接受与贸易和投资、武器控制、防止核扩散和地区安全事务相关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美国的政策当然不是这一毛时代以后国际化过程中的唯一因素，但通过展开内部辩论，它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通过赋予中国国内的变革倡导者以权力，它使现有的辩论更为激烈。
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几十年里，华盛顿实际上利用了北京要求与美国建立稳定和积极的关系的愿望，以争取改变中国在各种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和做法。中国的决策者们过去常常说，美中关系是“关键的关键”——这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看法，即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核心目标，最终还对其恢复大国地位，都具有核心重要性。
但所有这一切都在改变。由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安全和地位的来源变得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美国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急剧衰落），中国领导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关注美国的看法。北京不再那么愿意迎合美国的偏好，而是更能抵制华盛顿的压力，甚至产生抗衡力量。因此，美国的传统做法，即主要依靠双边外交来影响国际行为，面临着新的局限性。
美国需要更新其策略。要从制订一项在内容和实施上都带有更为强烈得多的多边性质的政策做起。美国的政策必须反映一种现实情况，即通过一个范围广泛的国家联盟，通过利用各种机构与制度、规范和规则，尤其是中国人认为合法、有效和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对中国的影响就会十分有效。在与这些行为主体合作的情况下，并通过各类渠道，美国影响中国外交的机会就会大得多。
采取这一方略并非易事，但从潜在的回报看，做出额外的努力还是值得的。用一项传递给中国的合理信息把一系列具有连贯性的行为主体联合起来，是一项复杂的挑战。许多国家在对华关系方面都具有不断扩展的种种权益。因此，一些国家会不愿对中国提出挑战。鉴于中国在多边机构中的越来越有效的斡旋，所以这件事的难度会更大。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范围的积极活动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施加影响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可以左右中国的国际行为。
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范乃思（Peter Van Ness）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系访问学者
当世界在我们眼前发生巨变的时候，高盛公司和盖保德等经济学家怎么能够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前景做出如此乐观的预报呢？以中国自从1978年以来的业绩为依据的线性预测，以及一种预期，即中国经济到今后30年结束时将会超越美国，都很可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不断高涨的油价、日趋严重的粮食危机、迅速的气候变化，现在还有国际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的失败，都正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像世界其余国家一样，中国将受到这些结构性变迁的影响。中国如何适应它们所构成的挑战将成为决定中国在世界上的未来角色的一个关键因素。
气候变化是挑战之一，也许还是最严重的挑战，因为中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国家。中国受到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迫使其为排放量确定限度，并调整政策，以控制中国水和空气污染方面日趋严重的状况。世界银行估计，这种污染每年造成多达75万人早死。中国的酸雨还倾泻到韩国和日本，甚至影响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的空气质量。环境的恶化，加上华北地区的严重缺水，不仅是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的最可能的障碍，而且也使中国不断受到把气候变化列为国家议程中的重中之重的各国的批评。
中国领导人将会做出什么反应？迄今为止，中国和印度等其它发展中国家一直拒绝接受排放量方面的限制，只要富裕国家——它们对世界上残余的绝大部分污染物负有责任——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的话。
但是，气候变化仅仅是中国所承受的严重压力之一。就其影响而言，这也是最不紧迫的。对中国来说更为迫在眉睫的是必须进口更多的石油，以便为繁荣的中国经济提供燃料。关于如何与别国竞争或者合作来解决这一国家重点问题，中国的决策将会在全球范围产生严重的后果。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的石油进口已经超过日本，其石油的消耗效率也远远低于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目前美国将近70%的石油依赖进口，所以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国之间的竞争已经在严重影响着它们的能源安全战略。
关于生产生物燃料的计划使能源问题牵扯到另外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困境：粮食危机。利用粮食作物生产生物燃料正在使一场持续不断的粮食危机恶化。这场危机早已开始出现，因为谷物出口国遭受了水灾和旱灾，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肉类的消费量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谷物来饲养牲畜，对冲基金的管理者们也在全球粮价方面进行了投机。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的直接冲击对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影响是最严重的。饥荒和不断加重的贫困已经在几个国家引起暴乱（例如在海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喀麦隆）。
在最新一期的《全球亚洲》刊物上，瓦尔登·贝罗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提供贷款和赠款的结构性调整的条件）以前通过谈判与各个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新自由主义贸易协定，使得这些国家的国内粮食生产商在同美国和欧洲的获得大量补贴的大型农业企业的竞争中容易受到侵害。其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粮食产量，尤其是小型农场主的产量急剧减少。一些最穷的国家已经严重依赖进口来养活本国人民。
当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就像过去几个月那样，世界上的穷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富裕国家可能也不过是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以应对这些变化趋势。但是对穷国来说，影响则可能会危及声明。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印度和中国反对进一步下调关税，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农业更为岌岌可危。
印度的情况很严重，其特点是丧失竞争力的小型生产商自杀率的急剧上升。与此形成对照，中国基本上能够养活自己。其谷物储藏和政府对国内谷物生产商的价格支持使全球粮价上涨的影响得到了缓冲。尽管如此，中国选择了站在印度一边反对西方富裕国家，维护世界上的穷国的利益，使之免于遭受进一步的侵害。
无法预测这些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例如，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战争，就可能会使油价大幅度上涨，造成世界经济萧条。问题在于，世界各大国能否达成协议，以便在应付这些挑战方面进行合作，它们是否会在牺牲彼此利益的情况下为获得优势而竞争。在全球能源资源、粮食储备和对气候变化所承担的责任等问题上，世界上最大的大国所展开的零和博弈可能会使世界对大家来说都变成一个令人不快得多的地方。
一些学者表示，中国在多边合作问题上显示出了坚定的决心，它很可能会想要同其它大国合作，以做出互利的安排，应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而另外一些人，尤其是现实主义阵营则预见，由于主要玩家们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将会发生对抗或更糟糕的情况。中国30年来了不起的经济成就及其9%以上的年增长率的实现，可能并不能为今后30年可能发生的情况提供有益的指导。像我们大家一样，中国的领导人展望未来，也应当预测到会发生始料未及的事情。中国等大国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将会成为故事的很大一部分。
相互冲突的憧憬？
陶威廉(William T. Tow)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崛起中的中国”是将会迎合西方对国际秩序的设想呢，还是试图用自己的设想来挑战这一秩序。在这个问题上，辩论愈演愈烈。中国坚持认为，它的新安全观及其“和谐世界”理念符合建立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和平共处与经济上的共同繁荣基础上的、有关地区和全球稳定的“共赢”设想。一些人表示赞同。中国意识到，要想在国际关系方面享有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它就必须加入一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以西方为重心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试图设计一种霸权主义的过渡。另外一些人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的北京共识）及其通过多边外交的吸引力发挥的软实力，是直接地与西方的优势地位，甚至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就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挑战做出反应。
这场辩论对国际关系来说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实际上所谋求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多边主义”。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一向认为，多边主义基本上是一项不言自明的手段，可以用来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其倡导者坚持认为，通过采取这一方针，可以获得绝对的收益，从而使所有各方的收获都大于损失，往往是通过附属于某个机构以及获得支持。相对的收获——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别往往很大的情况——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制度学派承认，虽然中国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断言，这并不一定要在牺牲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美国将需要影响中国的“关键性战略决策”，以巩固而不是改造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从而使中国人相信，这种选择对中国来说是最有利的。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怀疑论者反驳说，中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它利用多边主义作为一项竞争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战略。因此，新安全观是使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与联盟边缘化的、最终用北京主导下的一种新的地区安全秩序来取代美国的优势地位的一项伎俩。
两个阵营都利用大量的证据为各自的立场提供佐证。制度学派提出，中国越来越愿意支持任何单一的大国都无法轻易地蔑视的规则和制度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网络。他们还指出，中国和西方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此外，全球化正以会使毛泽东等革命家在坟墓中辗转反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国内政治。这一过程正使中国社会和政治逐步自由化——即使不是完全民主化，从而逐步削弱中共控制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能力。
然而，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说，却没有任何相应的影响力。这使有关中国多边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解释获得了可信度。中国民众普遍支持中国领导层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一旦该岛宣布独立中国动用武力的前景。发展充分的军事力量，以便在空间技术、核威慑和海上封锁等领域中对美国构成挑战，这也使中国人产生一种自豪感。此外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领导人宁愿采用“排他主义”方针影响亚洲未来的国际机构的政治活动，把机构的参与机会局限于“东亚”成员国，而不是赞成建立美国可以参与和发挥影响的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亚太”框架。
三个因素在决定中国未来的多边态势将是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方面将会至为重要。为了保持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角色，美国需要比迄今为止的做法更为积极地支持在地区和国际安全方面采取多边主义方针。在冷战消亡后20年左右，华盛顿仍然坚持在亚洲保持双边安全联盟所构成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框架。美国的一些决策者和分析人士现在认识到，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制必须加以反思，最起码是做出一定的调整。假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所提出的、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民主同盟”对于日益怀疑冷战式的地缘政治和遏制政治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最终是否会有吸引力还不清楚。然而，亚洲现有的地区机构并没有承担大国之间对抗所形成的包围的意识形态负担。如果美国尊重东盟自己的制度建设倡议，并做出更为富于创造性的努力来找到与现有的地区内生的安全框架之间的共同立场，就比较可能会使华盛顿在亚洲的长期地位得到巩固。
其次，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认清自己准备加以调整的战略要素——只要中国的行为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美国的外交官承认北京在六方会谈中的领导作用。这种作用可能会成为一项永久的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的先驱。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会使北京与美国之间的真诚协作感得到加强。这样做还会使中国在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等双边协商机构和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反过来必须做好准备，对于在国际秩序建设和维护方面自己的利益攸关方地位得到重视，做出可信的和持续不断的、投桃报李的举措。
最后，其它重要的亚太国家和组织需要支持多边主义在本地区的合作形式，只有这样，这一方针才会免于被愤世嫉俗和对抗性的外交所湮没。这种结局很容易出现。例如，2008年7月底，为了表示对它所认为的美国把持的欧洲安全秩序的不满，俄罗斯建议用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欧亚框架取代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北约组织。如果美国不能在亚洲支持合作性的多边主义形式，中国就可能会提出建立一个类似的、但却旨在削弱美国在该地区保持“霸权”的框架。提出这种倡议会与中国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的做法相符。莫斯科和北京认为，该组织对美国的势力在牺牲两国利益的情况下在中亚推进起到了制约作用。类似地，东盟近年来也把现实主义的力量平衡策略与比较注重法治的制度建设相结合，以“防范”美中两国主宰东盟论坛的企图。
大小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宏大设想搁置起来，以确保现有的机构与制度的可行性，以及它们能否对彼此的安全利益做出让步，将会决定亚洲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增加了对亚洲多边主义的支持，中国也更为友好地看待该地区的秩序维护，而不是秩序改造。然而，这些趋势到底会持续多久将取决于美中两国的集体领导。两国都必须同意使自己可能会有争议的多边主义设想服从于更大的需要：就是让本地区的其它国家参与到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地区和多边的安全秩序中来。这将要求显示出无论华盛顿还是北京都尚未显示出的高度的耐心和政策的协调性。然而最终，成败的得失会很大，以致双方都不会让对方失望。
（可以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籍党员、著名的美国友人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先知或水晶球才能预测任何一个国家的未来。我既不是前者，也不拥有后者。但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生活过35年，还有28年作为顾问经常来到中国，所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我感到自己能够就中国的前途问题做出一些猜测。
如果我们看一看两千年来有记载的中国历史，就会有两项特征凸显出来：一项就是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国的统一。但是在相反的方向上产生不断的拉力的是中国暂时的分裂，沦为不同的王国，陷入叛乱、反叛、农民起义和革命。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强调中国的这种凝聚力，以便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来指导国家实现经济繁荣与民主的已经阐明的目标。普遍的思维定式可以用一句格言来描述：“小心老实人发火。”老实人就是中国的民众。他们能够吃苦耐劳，而且必须这样做，在国家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能够容忍严重的不公正。但是有一个强度的极限。达到这一极限，结果就可能是从前的秩序遭到彻底的毁灭。
这意味着要应付激起人民怒火的具体的挑战。官员的贪污受贿、暴戾的地方官员非法抢占土地、肆无忌惮的企业家对农民工的残酷剥削、警察镇压采取和平方式的批评者、日益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环境遭到破坏，以及实施真正的民族自治。这些仅仅是其中的少数实例。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人对存在这些邪恶感到吃惊，尤其因为这些丑恶现象甚至也存在于许多发达国家。但是，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竭尽全力来纠正这种错误。因此，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首要挑战是向人民表明，自己正在竭尽全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他们也十分关心底层社会的需要和需求。
这不仅涉及结果，而且涉及过程。就或者而言，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的工作是成功的。其例证不仅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在不带隔离检疫面具的情况下看望非典病人的电视报道，还有中国领导人出现在今年年初的冬季暴风雪来临时新年除夕被困在公共汽车和火车站上的人们当中，以及他们赶赴四川地震灾区亲自参加营救和救灾工作。这些行动对中国年轻一代如何看待自己的领导人产生了质的变化。无怪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是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
30年来的务实的改革和政治改革反映出现任领导集体的本质及其应付摆在自己面前的挑战的对策。他们不再是出身于游击队战士或者学生当中的激进分子的行列。今天占压倒多数的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身。他们是建设者，而不是意识形态专家。此外，他们的核心口号也不再是：“年轻人，为国家、党和社会主义牺牲你们的个人目标吧！”这是毛泽东领导时期所体现的精神。现在的最重要的座右铭要求领导人关心民众疾苦，考虑到领导集体所做的每件事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一个切题的事例是，胡温领导集体上台后不久就显示出国家战略的明显改变：虽然很高的GDP增长率仍是重要的，但是GDP还必须使公共福利稳步提高，而不能在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实现（引进“绿色GDP”观念作为地方领导人晋升的一项依据），也不应当忽略“精神价值观”。
其结果是，当今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励人民更多地购买而不是储蓄的政府。当代的中国在几千年顽固的闭关锁国之后已经加入了世界的行列。虽然中国仍然处于自己形式的政治民主演变过程中，但是中国人所享有的个人自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他们享有选择就业、就学和住所的自由，想到哪里旅游、经商、参加宗教活动（尽管是在规定的限度内）都可以，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批评和表示不满（只要他们不发表重要的反对派观点，或者组织起来直接反对党的政策）。
因此，在宣布实施多党民主或者新闻自由方面，现在是什么因素阻止了中国领导人？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后的创伤综合症。但也有另外一些原因。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受教育的水平也低，民主方面也缺乏经验，还有千百万城市失业人口和超过1.5亿的农民工，所以与仓促行事，冒着像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所发生的那种社会崩溃的风险相比，更为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渐进性的和自下而上的。十分可能的情况是，假如中国的政党明天合法化，其中最炙手可热的就会是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排外、排斥商界和反腐败的。这样的政党一旦上台，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全新水平上的腐败。
中国的真正的积极变化正在实现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前景的产生是通过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博弈，其中包括许多曲折，甚至还有反复。我亲身体验了大规模的迅速变革给中国带来的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灾难。
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变革的发生不会是通过对奥运会的使人丢脸的批评。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是北京的最大成就，象征着中国加入了世界的行列。奥运会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感到的民族自豪的一个普遍来源，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老少。给中国人举办的奥运会搅局肯定会激起他们的怒火和仇外情绪，并使误解和摩擦加重。批评中国侵犯人权是公平的做法，但是请勿打扰这项世界体育盛会，否则就会冒着使中国反对改革的强硬派的地位得到加强的风险。
最后，我认为，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本质上是善良的、勤勤恳恳的。但是他们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也不能产生魔术般的奇迹。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任劳任怨。他们明白，摆在21世纪人类面前的任何重大问题，在没有所有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的情况下，都不能得到解决。这种认识处于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的核心。（尹宏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