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年9月4日

地点：广州市二沙岛星海音乐厅报告厅

人物：王受之（设计理论与设计史学家）

林学明（集美组总裁兼设计总监）

庞  伟（广州土人景观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

主题：设计的反思与批判

 

 

林学明（以下简称林）：

我觉得广州设计界一直以来，处在异一种比较低调、沉闷的状态，我们作为一个设计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的设计在最近这十年发展得很快，越来越走向国际化。而广州，在设计的领域，已经突显不出我们曾经作为改革开放前沿试风气之先的地位。改革开放30年，尽管广州以及整个珠三角在经济上都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但在设计思想方面，却非常滞后，这种滞后，跟广州经济发展的地位极不相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设计师，包括我和在座的各位，都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进行广泛的交流，发表对广州设计发展的看法。

长期以来，广州是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面的一个城市，可是回过头来看广州的建设、设计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设计的教育和实践，跟广州经济发展的地位距离是很远的。前段时间，我们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了对设计的一些看法，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在价值观上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在城市建设和设计的方方面面上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由我、王受之老师和庞伟三个人主持这样一个论坛，在座的设计师也参与到这个论坛来，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设计的反思与批判”。王老师经常往返在东西方之间，而且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在国外看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应该会看得更清楚更透彻，所以我想在开场的时候，先听听王老师对广州设计的现状的看法。

 

王受之（以下简称王）：

对设计的看法有绝对的标准和相对的标准。现在我们谈中国设计，我们自己有一个看法，而外人看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看自己的设计和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设计，立足点不一样。比方说这次全民欢腾的奥运会，以琴棋书画、四大发明为中心演绎，国人都说好得不得了，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向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宣传已经对这几个主题完全认同，并且认同得超乎一般的深刻，而要知道外国人没有这个四大的基本认识，因此开幕式虽然热闹宏大，但是大部分外国人基本上是没看懂，开幕式结束之后，我有几个美国同事打电话给我，谈到这件事，他们说看不太懂想表现什么，就是自我认定和外部认识的差距造成的。

奥运会开幕式这件事我觉得很特别。这次的奥运会开幕式的确宏大、人头涌涌、场面壮观，从气势上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外国媒体说不好的，我也问了很多外国人，几乎所有人都说很好、很牛、很火。因为没有看懂，反而不挑剔了。而国内设计圈、艺术圈的人则好多感觉不太满意，原因是过于民族化、国家化，缺乏普世的内涵。前两天我碰到一个国内首屈一指的传媒集团的老总，谈到开幕式，他是参加过雅典奥运会和北京这次奥运会的人，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雅典的开幕式他和大家都很感动，而北京的这个开幕式就是宏大，但是不感人。我再问原因，他说雅典传达的是西方乃至国际文明发祥地的视觉语言，因此很感人，而北京的这次开幕式，传达的则是纯粹的中国文明的自我解释的语言，因此不具有普世的内涵，我觉得这个看法是很中肯的，也解释了为什么外国人说宏大，但是不懂的原因。这里并不是在说爱国不爱国的问题，是考虑一个国际的运动会上，我们希望传达国家形象还是国际形象的议题。因为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是中国的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而在希腊看到的是世界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这种情况是不同的立足点造成的。所以说我们怎么看自己的设计，恐怕也有一个地方立足点、国家立足点和国际立足点的问题。脱离了立足点的设计，是虚的，不踏实的。当然有人说我们要的就是借奥运会来弘扬中国形象，这点是一个立足点，但是如果用奥运会弘扬中国的国际化形象，岂不是更加高了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的设计，也就引申出一个评价的立足点的问题来了。现在我们谈广州的设计，如果从广州的立足点来看，我们会觉得不错，很好。俗一点说：我们广州设计界的同仁基本都丰衣足食，小日子过的不错，项目也做不完，项目也做得可以。广州的设计师我见了很多，大多数人日子都过得很好，我看开Land Rover（路虎）的人也不少，在设计界里面，好像你开的不是这一类的好车都很丢人、属于很不成功的人；事实上，我看广州的好多设计师都是在自娱自乐，孤芳自赏，不单是广东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中国其他很多地方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我看都有这种自我满足的感觉。就是把自己的地盘看得太大，把自己的立足点误以为是全国的和国际的立足点来评价自己设计的水平所致的。

要是从一个国际的高度来看，我觉得广州的设计就不怎么样，而且是很不怎么样，不到差强人意，并且和国内其他的几个大城市的设计水平都有明显的文化层面上的差别，尽管可能这里业内大家自己感觉很好。

这些年来，我尽量不在公共场合谈广州设计，是因为我对广州的设计知根知底，从解放后到现在的广州艺术圈和设计圈，我可以说了如指掌，人和事都熟悉，太了解了。出口伤人不好，因此我不愿意讲。要公开批评，也要看有没有作用，广州设计界的问题积重难返，我觉得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业内对设计的水平都没有一个共同认知的标准。我这么讲，可别人不这么看，别人会说你是“愤青”泄愤而已，那么我干脆就不讲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最近写了好多文章，出版了好多书，在很多场合讲很多其他地方的设计，讲国际的设计，讲外国的设计，也讲中国其他城市的设计，我就是不谈广州的设计。

我最近在写一套书，城市手记，已经出了《巴黎手记》，《北京手记》也很快要上架了，应该在下个月就要出版，后面还有《上海手记》、《伦敦手记》、《纽约手记》等等的计划，讲设计、讲城市，那些书都写得很流畅，谈设计文化谈得很自由，但是唯独没有《广州手记》的选题。我这么一个百分之百的广州人不讲广州的设计和城市，显得很扭曲吧？其实背后里面有很深层的悲情，就是我没什么可以说，因为说了也没用。就城市规划来说，广州这个城市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广东设计界的一般性水平，设计界对于对于深层文化认识，对设计审美的认知水平，已经近乎于市民，甚至有些低落到市民水平以下了，设计精英文化没剩下多少了。广州现在的建设、规划是很张扬的，但是你别看广州建造了那么多体积庞大的建筑，那么夸张的城市的新中轴线、庞然大物一堆堆的“珠江新城”，思想深层是很落后、很过时的，行政规划在公共建筑上的虚张声势，比如在全世界都在因为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而拆除电视塔的时候，广州却我们正在兴建最高的电视塔，那塔还没有建成已经彻底过时了，是“白象”型的过气地标；伊拉克裔的英国女设计师扎哈.哈迪特是全世界著名的典“纸上谈兵”设计师，她设计的建筑绝大部分功能缺缺，连设计的消防队大楼都要推翻重来，却在广州设计和建造了体积庞大的歌剧院，据说是从河流里的两块石头得到的灵感，；一个建筑十几个免，五十多条面相接的楞线，除了造型古怪之外，我看不到一点点道理。看到这些东西，你真是会叹气一口：广州人什么都能做啊！这就像广州人吃菜一样，全世界不吃的东西我们都吃了，在设计上，全世界不做的设计广州人都做了，人家不要的我们也拿过来了。对某些广州人来说，设计的文化无所谓，只要“啖啖肉”（每口都有肉）就行了——典型广东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觉得我再讲点什么会有帮助，选择沉默了。

所以讲到广州设计的时候我有一种心酸，有一种悲剧的情怀，看不上，不是针对你们，不是针对广州设计界，是针对我自己，我身为广州人，没有对这个城市做出什么贡献，觉得很丢人。最近我在北京、上海、东京、洛衫机参加了几个大规模的研讨会，大家都谈到中国的设计。当讲到中国的设计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很期待的眼光，希望听我讲讲；但当讲到广州设计的时候，特别是在上海、杭州、北京谈广州设计的时候，大家都不怎么提，顾左右而言它。只有我们几个广州去的设计师自己觉得很开心，放图给人家看，说得口角生风，连观颜察色的敏感都没有了。拿出来谈的都是量化的主题：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美术学院，是面积最大；我们有全国最多的装修公司，我们有多少巨大的项目，我们的利润是全国之冠的，但是看看作品，有没有感觉到羊城上下，我们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有国际设计水平的，有国内影响力的作品呢？无论是城市规划、公共建筑，还是产品、平面，我们没有多大的优势啊！这种迟钝感，使我感觉挺痛心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广州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广州，这是一个被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广州，老广州is over，过去了，永远不会再现了。有些人说“你落后了”，“我们打造的新广州”，新旧不是问题，是城市的文化积淀能不能够存在和再现的问题！能不能再建造一个老广州，我不知道。我这个人很悲观，这个悲观是被一种体制下一群很糊涂的人乱搞造成的心态，一种商业炒作压力下的悲观。我不认为现在我能看到我小时候凤凰树开花；全城是绿树华盖的的广州可以再现，那时候大家可以走路到荔湾坐船，在船上看清清的河水流淌，吃一碗“艇仔粥”，然后坐“花尾渡”（大木船）到西樵，那个广州只存在我和老一辈人的记忆里面。不用说再现，现在我就算把那段记忆写出来，估计也没什么人愿意看了。

当然，可能大家觉得现在广州挺好的，挺不错的，甚至挺棒的，刚才我讲的话可能有点过激，会伤害到一些人，但作为一个老广州人，我觉得我有资格讲这些话。

讲设计的评价，自然要讲立足点，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事情，是希望大家理解立足点对于评估的重要性。

 

林：

那庞老师，你是怎么看广州的设计现状？

庞伟（以下简称庞）：

 

您以为我很好受。王老师刚才骂的，我感觉首先是在骂我。我们在广州生活、工作着，做着一些被王老师认为“看不上的东西”。

前段时间，柏杨死了，柏杨不也是骂广州的设计界吗？他连中国人都骂了（《丑陋的中国人》）。那时候柏杨生活在比今天更爱国的中国人里面，他每次演讲，演讲稿都不许发表。我觉得到了今天，中国人不仅爱国，而且爱得很豁达。碰到几个像王老师这样骂人的人，我们脸皮其实还挺厚的，大家都听得挺高兴的，好像骂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没有了实感啊！缺乏了实感的文化是很可怕的！骂反正中国人、广州人也不只我一个，广州设计界也不只我一个公司。

今天我跟王老师、林老师发起这个活动，第一，不做广告，没有请赞助商，我们今天把“活”放下来，坐而论道，不是说，现在缺“活”了，大家来这里忽悠一下，弄点“活”来干。今天产生的费用，咱们土人和集美组两家摊，所以今天是坐而论道，不做广告。第二，我们三个人今天坐到一起，并没有事先商量，也没有统一口径，大家没有潜在的共同宣言。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首先，王老师是前辈，我在80年代的时候也在广州，听过王老师的课，我觉得那时候的广州很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他这样的老师；林老师也是前辈，我们土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集美组已经是业界翘楚了。其次，我想我们切入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王老师是公认的设计史论和设计理论的专家；林老师是室内设计方面的专家；而我自己，严格来说，是做景观设计。第三，今天我们为什么坐到一起，其实是表明我们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属于同一个行业，我们主张“泛设计”的概念和文化，而不是把不同的设计范畴绝对清晰地区隔开来，各人自扫门前雪。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此，第四点，我们三个坐到了聚光灯下面，我们谈我们的看法，也是抛砖引玉的意思，等大家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批驳。希望能营造一个关注设计的环境，使大家乐于参加、也为之激动，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虽然有这么多的工地和房子，但广州对于设计，没有正规的评论、没有批判、也没有反思，可以说，现在广州对于设计的态度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这是不太正常的，就好比说人体的一些器官，如果你久久不用，它是要退化的。所以我在这里倡议，我们的头脑，还有我们的舌头，一定要多用！广州人对于聊天和沟通好像有种传统的蔑视，将之称之为“吹水”，如果我们一直还停留在这种看法，很可能广州设计思想的锦绣图画永远都打不开。广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城市，已经有了公论，所以广州的现状才尤其让人忧虑。今天我们今天斗胆坐在这里，就是不甘心这样的一个现状，哪怕明天有人指责我们说：“那三个人很虚妄，还说了很多错话。”没关系，只要我们能把对设计的关注变成一个社会的普遍话题，这就足够了。

 

林：

王老师刚刚提到对于中国这次奥运会的感觉，我也是深有同感。虽然奥运期间我刚好和陈向京老师都不在国内。但这样也正好让我们隔着一段距离看这次北京的奥运会。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也觉得很振奋，在很多西方人看来，这次奥运的开幕式，展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国，大家都普遍觉得中国是真的崛起了，可以耗费如此巨大的费用来办这样一场盛会。这次开幕式和闭幕式，我们燃放的烟花数量，是所有历届奥运会燃放总量的4倍。而奥运资金的总投入，是洛杉矶奥运会的100多倍，雅典奥运会的10倍，悉尼奥运会的20-30倍，我们以这样巨大的投入，换得了西方的普遍赞誉，换得了个与雅典、悉尼等奥运会同样的名声――最难忘的奥运会。但我和陈向京老师却觉得，整个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最动人的，却是短短的伦敦8分钟。这不是崇洋媚外，我认为，伦敦8分钟，是一个轻松而又充满人文精神和智慧的表演，资金的投入也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体现――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贫富，都应该办得起奥运会，这就是奥运会全人类都能参与的精神和真正含义。我个人认为，如果奥运会只能在大国或富国中举办，即奥运精神已经死亡。国际奥组委其实也反对国与国之间关于奖牌的攀比，他们强调的是运动员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竞技。

 

王：

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将来的人会对这一年有很深刻的印象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到今年正好整整30年，如果改革用阶段来划分的话，我觉得2008年是很值得关注的一年。

这一年有好多史无前例的事情发生，2008年自开年，1月12日开始大雪纷飞，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大部分地区给冻了一个多月；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是中国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大地震之一。接着奥运会召开，从火炬传递到现在的残奥，从灾害、救灾到举国欢腾参与奥运会活动，心理的转折之剧烈是巨大的，恐怕需要一些时间来回归和总结的。

我估计随着奥运会的结束，我们最狂热和最兴奋的状态应该就过去了，应该逐步转入到思索、研究、考虑、策划的新阶段，不能够持续不断的继续亢奋下去了。一个民族有兴奋点，但是更多需要的是平和的发展心态，而不是狂热刺激的冲动。一个是短时期的，一个是永续的心态。讲和谐、讲融合、讲平衡，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使我想起有关美学的一些议题来。昨天我在杭州附近的良渚参加万科集团的一个会议，会议在林老师他们的集美组前年设计的一个酒店里举行，会议上我遇到设计这次北京奥运会游泳馆“水立方”的建筑师赵小钧。我们在一起讨论美和设计的关系。最近几次有机会谈审美，有些偶然性，前段时间我在美国见到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1980年代他在国内出版的《美的历程》引发了全国对美学、审美的热潮。我在洛杉矶见到他，也和他谈到美的实质问题。在良渚的会议上，赵小钧讲到他对美的看法，他认为美无分高低贵贱，所谓美其实是一种快感，他用人的生理周期来形容不同时期对美的不同看法，也就是说生理周期不同，快感是不同的。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很有趣。

因为生理周期形成的快感有不同，有差异，因此处在不同周期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其他周期的人对于美这个快感的认识，比如荷兰设计师兰.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那个新楼（北京人叫做“大裤衩”），还有法国机场设计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北京人叫做“大笨蛋”），可能是决策人的周期性快感导致的，我们这些处在成年期的普通老百姓就感觉不到快感。成年期的快感，进入更年期也就变了，可能那时候的快感，就是要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快感的欲望而已，再过了这个阶段，很多人可能对快感都没兴趣了，当然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博大宏深，能把审美的快感进行升华，比如黄永玉、启功，他们的绘画和文字，都是升华了的快感！所以，艺术的美、设计的美都是有阶段性的。

现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建设、轰轰烈烈的设计，是因为整个发展处于处于思春期、处于一个民族的青春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为了满足青春期快感的建筑和设计，这种现象我们没有办法去批判它，包括奥运会的开幕式，算得上是青春期的欲望总爆发，热得不得了，据说当时“鸟巢”现场的温度高达36度，把很多人都烤晕了，抬出去了，但是大家还是狂热的不得了。这种大规模的青春期的冲动，需要有，但是不能够联系延伸，因为如果坚持不断的如此狂热，就不正常了。这之后，我估计中国的设计审美应该差不多进入成熟期、进入成年期了。

这个阶段性的审美观我以为很重要，否则我们真是不知道设计如何走了。用周期阶段性来看设计，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有些行政人员、设计师，在中国文化已经总体度过了青春期之后，却仍然执著于思春期的冲动，要求青春期刺激，这样就有些恶搞了――好像一个女人，明明已经30岁了，却打扮成16岁的少女样子，青言行举止都模仿青春期的少女，这就很不合时宜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看见的广州亚运会的吉祥物那5只羊，是奥运会的五福娃的恶搞版本。五福娃是在中国奥运会准备期出现的青春期形象，情有可原，这５只羊的设计的恶俗、滥情、轻浮、陈旧就真的不知如何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人拍醒，告诉他们，不要再不合时宜了。你是成年人。不要再挠首绕肢的装青春了！你是个成熟的人啊！

 

林：

王老师刚谈到，中国的市场已经开始进入成熟期，中国奥运会举办成功，国外的媒体也是一致称好。但实际上，中国是在人均年收入2000美元的情况下举办的，以王老师刚说的思春期的冲动，办下的这场宏大的盛会――以发达国家年人均4万美元收入的经济状况下可能都做不到，而中国人做到了。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时间，经济发展的成就非常惊人，实现了初步的繁荣。我也认同王老师的说法，08年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确实是一个拐点，往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到我们设计的发展，我们还有待观察。

 

庞：

今天沪深两市的收市状况我不知道怎么样了。有个数字，2145一旦被击穿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股权分制改革的成就就基本上泡汤了。就好像过山车转了一圈，惊险无比，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了。

刚王老师说的话，大家都听得很开心，我补充一下，关于2008年，不仅是改革开放30年，还是慈禧太后死去100年，这100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非常短暂，所以我们的奥运做成什么样子，它是有逻辑可循的。我们经常说，相由心生，奥运办成什么样子，肯定跟我们对奥运的憧憬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把它办成一场世纪盛会！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场奥运放在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办，那一定也很辉煌。我刚提到慈禧太后死了100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自然科学和其他门类科学的发展还不是很长，现在奥运会结束，有些媒体就发表言论，提出这次奥运之所以办得这么成功和顺利，安保工作做得这么妥当，跟奥运会会场的风水选址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运动员很优秀，我们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奥运会，其实不止是运动的盛会，还是设计的盛会。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在这场盛会中做了什么？建筑基本上都让外国人给做了，刚王老师提到的福娃，是我们自己做的，还有运动员的服装、领奖台、奖牌、火炬等等等等，就我个人来说，我看到是很难受的！30年，我们的设计有多大进步？实际上，我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如果我们处于康乾盛世、贞观之治，或者历史学家们称道的每一次盛世，那么以这30年为界，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设计的飞跃，但我们也需要想到，在每一次盛世之后，就伴随着乱世，比如说贞观之治，其后就是安史之乱――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智慧，使自己在盛世之后，仍然能维持一个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模式，完全是学美国，广州的新区，比如说番禺这一带，就是美国化的，巨大的郊区居住社区，工作地点和生活地点步行无法到达，你必须要有个私家车，要不每天上下班都会觉得很辛苦、很不方便。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都象美国人一样，过上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的生活的话，据说要9个地球才够用，可见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在规划和设计上的理性的发展战略？我今天和两位前辈一起坐在这个台上，不是因为我很牛，我是设计界的翘楚。只是因为，我相信一句话，当你想学习的时候，你把自己放到老师的位置，更容易学到东西。比如说，大家待会就可以针对我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批判，这样我就学到东西了。我记得这两年有首主旋律的歌：“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也是个好日子，我们赶上了这盛世，一起享太平。”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在广州这样的一个好城市，我们的设计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设计师应该做什么工作？请王老师帮我们大家解答。

 

王：

广州在城市化发展的早期是很有贡献的，老广州在规划上做到非常极致的水平，好像在上海蔓延的租界，在广州就很有约束性。大家看现在的沙面租界，是体现广州人智慧的地方，把外国人的地盘全部集中在沙面，而没有象上海的租界一样整个城市蔓延，林则徐说要查禁鸦片，把沙面的桥一封，英国人就出不来了。

现在广州好像在文化上、在思想上没有什么突出全国的地方，其实广州曾经是全国思想最活跃、文化最前卫的成熟，中国的民主思想，共和思想就是从广东开始的，国民党的元老里面，广东人占多半——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等，都是广东人；广东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我的祖父王仁宇也是这个启蒙时期的人物之一，清末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学机械工程的，回来曾经担任过广东工业专科学校校长，推动教育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在广州做了很多事；广州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在全国，更曾经是走在最前面的。民国年间，我们建造了广州市府、中山纪念堂，对于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的探索，在当时与南京是并驾齐驱的，号称岭南学派；到70年代，莫柏志他们一批人，做的纯粹现代的探索，包括广州交易会馆，也是开时代之先河。

广州早在30年代前后就出现了一批探索中西结合的建筑师，其中有部分是外国人，比较突出的有一批中国青年建筑师，他们对传统的执着，对西方现代建筑的理解，使得广州在很早的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在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作品。这些中国建筑师，也一一成为解放后国内建筑中岭南派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个比较杰出的代表是1930年广州的岭南大学，是另外一个外国建筑师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和现代功能结合的好例子。设计人员有埃德蒙斯（Jas Edmuns, Jr），菲利普. 约维茨（（Philip N.Yovitz）几个人，岭南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是在原来的“格致书院”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规划上采用西方校园方式，功能分区明晰，绿化和建筑比例合适，有明确的校园主轴线。而教学建筑则吸取了中国传统的形式，飞檐屋顶，红砖墙体，开阔的外廊，现在基本都还在中山大学校园内，包括1928年设计的惺亭，1930年设计的哲生堂，陆佑堂。我去中大比较多，很喜欢那种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功能的感觉；1931年，中国形式的公共建筑设计达到一个史无前例高度，其中除了武汉大学之外，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典范，这个建筑是一批中国优秀的建筑师设计的，包括吕彦直、裘燮钧、葛宏夫、庄永昌、卓文扬、李锦沛等。12000平方米，是中国宫殿形式建筑和现代科技结合在当时最集中的体现。

同年，广州建筑师林克明设计了同样具有中国形式和现代功能的广州中山图书馆，2层，设计平面紧凑，外观很突出传统的形式，红墙绿瓦，古朴雅致，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1931年－1933年，广州又兴建了中山大学，在石牌五山地区，与岭南大学隔珠江对望。这个大学也采用了现代结构，民族形式，设计师全部是中国人，包括林克明、杨锡宗、郑校之、余清江、关以舟等。建筑面积43000平方米，很大的一个学校建筑群。校长邹鲁主持规划设计工作，分几期完成，包括文、理、法、农、工各个学院，均采用中国宫殿建筑造型，现代结构和功能空间布局，其中以郑校之的文学院建筑最具有创意，这个建筑群现在是华南理工大学，而中山大学则迁移到原来的岭南大学校园去了。

1934年，林克明又在广州设计了广州市政府大楼，原来叫“市府合署”，由市长办公室、市政府的六个局、1500人的大礼堂、会议室等等功能部分合成，各个局之间可分可合，内部纵横交通方便，在城市中轴线的的中央公园后面，中山纪念堂前面，民族形式，庄严肃穆，门口巨大的榕树好像华盖一样。我的家就在这个建筑的旁边的连新路上，每天在那里玩耍，印象非常深刻。

1980年代，我和林老师都还在广州美院的时候，广州的设计在全国也都是一流的。90年代初，广州美院曾把中国美术馆包下来做了一个广州美院教师的设计作品展，当时整个北京都震动了：原来广州的设计水准达到了这样的高度！那时，那时候我们广州有一批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学生，还有很多很好的设计公司，都是能在全国能起引导作用的。这些说起来，我们应该很自豪，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所以说，广州在设计上真的一点也不落后，我们这里人才辈出，从元老到当代的设计师，我们出了好多好多。象中国唯一一个去过德国包豪斯学设计的郑可老先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工业设计的元老，就是我们广州人，还有香港那边为我们的设计界培养了多少人啊！所有这个地方真的说人杰地灵一点都不过分！这段历史，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

广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早期的规划也相当有序。如果大家看早先的广州地图，就会发现，广州这个城是方形的，最南就到珠江了，过去就是江南；往北就四方炮台，现在的观音山；往东就东门口，往西就西门口；西门口以外，番禺的那些地主老财就在那边做生意、建大屋，就成了现在的西关，而海外华侨回来建房子，就成了现在东山，这就是一个城了。当时的桂花岗、黄花岗是郊外了，是枪毙人的地方，已经出了城了。这个城市的中轴线就是从观音山到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再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起义路、海珠广场，一东一西清清楚楚，现在这条中轴线没了！给废掉了！废了多久呢？就是这30年给废掉的，我们用了短短30年时间，把广州积累了上千年的规划、城市织体一下子给打破了，废弃了。在设计人眼中，这是一个损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城市文脉的悲剧！

广州的城市沉淀这个悲剧怎么产生的呢？原因肯定很多，我无法一一讨论但是其中有几个原因我认为是很显而易见的：第一，在发展城市的时候将经济指标和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盲目追逐GDP的提升，而造成了对广州文化和城市规划的极大破坏，这种破坏是不可挽回的；第二，城市的管理者缺乏了解这个城市的人，如果你不懂一个城市，你怎么去管理这个城市、去制定一个城市的发展规划呢？在美国，如果负责一个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具有城市本地人的身份很重要，担任这个职位的人的一个基本资质就是必须要懂这个城市；第三，广州缺少一个拳头的设计学院引导这个城市的设计走向。

这里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广州美术学院，从历史地位来看，它理所当然是应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可惜的是，这个学院的影响力目前正处在迅速的消退过程中，伴随着的就是设计界领导型的人物就越来越少了。1980年代，广州美院可以拉出来一帮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老师，现在甚至可以说找不出几个人。一个地方的设计界，如果没有一个或几个领军人物，这个城市的设计发展就很难说了；

第四，我们缺乏设计的喉舌，没有一个能够影响设计发展、影响设计思考的专业媒体。这点反而是大众媒体来弥补了。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以及不少专业的设计媒体的记者，他们来过来参与这个活动，之前也有《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林学明老师、崔华峰老师还有我，这些媒体的报道，能使设计获得更加普遍的关注，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设计界没有建立的喉舌，希望这些媒体能帮我们做到；

第五，我们缺乏一个专门的展览和公正的奖项，要知道，在意大利米兰的设计三年展要能得一个“金罗盘”奖，在日本能得个G－mark（日本设计大奖： Good Mark），那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而在中国，现在的展览很多，奖也很多，评委太烂，要得一个奖也很容易，根本什么都算不上。有不少很一般的设计师，工作室里各种奖杯排满整个架子，那上面的奖项名称，有不少我听都要没听说过。商业的冲击，加上对于设计文化的发展缺乏引导，以及对智慧版权的保护缺乏力度，导致了奖项的泛滥，也导致很多人用价格来挑战严肃的设计。

现在设计市场是很混乱的，比如说一个室内设计项目，客户招标，本来是设计师按照要求提出设计方案投标的，结果来了几个包工头，一上来就杀价，甚至打出设计免费的优惠，做平面设计一定要做印刷，做室内设计就一定要做施工，你不做的话根本赚不到钱。一个logo你能收多少设计费？在一些客户看来，请一个专业设计师做的logo，跟在美院花300块请个学生做的logo没有区别！

行政的政绩设计太厉害了，也影响广州的设计健康发展。我今天在来会场的路上看了一张报纸，有个报道说，广州某部门说决心要打造一条2公里长的动漫大道，2公里是什么概念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娱乐产业，最庞大的动漫产业，都没有一条这样长的动漫大道！中国有500多个硅谷，近300个文化创意产业园，美国只有一个硅谷，没有动漫产业园，这就是行政的夸大规划，结果是可以预测的。

因此，不尊重市场，不尊重设计发展的机制，也造成了广州设计发展的困境，同时还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普遍的浮躁，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设计师，他很容易被这种气氛弄晕头脑。有些人可能会问，那怎么办呢？我们该怎样挽广州设计于水火呢？我的看法是别救了，这个设计已经救不了了，但是我们可以救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设计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是一个文化的事情，是一个关乎市场竞争的事情，我们自己把握自己，这样至少能在我们每个人的领地保卫一方净土。因此，我估计广州设计要走上一条稳健发展的道路，还需要我们从体制上进行调整，同时也需要我们设计界和媒体以及教育界共同努力，这个路还很长，但是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