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咨询业发展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科技咨询业发展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知与行”

知识分子下海与科技咨询业的兴起

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正是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的复出让我有机会实现大学梦。毕业的时候，正值胡耀邦提出要重视新技术革命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书籍让我心潮澎湃，也成为我未来生活道路的重要向导。1986年，我正式来到《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参与编辑了《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世纪、新格局——科学与和平在中国》、《中国军转民手册》等书籍和论文集。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我也深陷“双百方针”的研究当中，从此开始研究科技政策，从“反右”、“学术批判”到“文革”，作了较为系统的思考。实际上，80年代的主旋律恰恰是思想解放。

90年代初，我成为《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编辑部主任，开始与中国的民营企业有了广泛的接触，尤其对知识分子下海创办高技术产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办杂志的过程中，我开始与四通的段永基、联想的柳传志、巨人的史玉柱、紫光的张本正等企业家有了较多的接触。可以说，正是与他们的接触让我下定决心投身商海，并于1993年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我的下海现在看来正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一次知识分子下海的高潮。当时下海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投身证券等金融行业，一部分投身房地产行业，一部分投身科技咨询业。可以说，正是投资高技术产业的部分人开始从事咨询业，使这个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下海后，长城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民办科技企业。与我们签第一个合同的是四川希望集团。在希望集团的发展战略中，如何进行全国布局、民营企业如何与国有企业合作等关键问题，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本来以为下海后和政府脱离关系了。但是后来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李琬处长要了解咨询业的情况，就约了他们一起交流，在交流中，我对中关村二次创业的问题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后来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委托长城所和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共同进行关于二次创业的研究。这是我下海后第一次承担政府的软科学课题，也是政府第一次将软科学课题委托给民营机构。之后，我们与中关村合作，共同进行了关于区域创新、知识经济和中关村战略等课题的研究。这些关于中关村的研究课题大部分都得到了北京市科委的支持。

当时北京市科委找我们的目的是落实国家科委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即三市一省进行咨询业试点的工作。记得在1994年6月，国家科委专门在长城所的办公地点举行了咨询业试点现场会，一些在北京的咨询机构和科委的代表参加。这年年底，第二届中国软科学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被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定位为“软科学向咨询业转型”。由于我的特殊身份——从软科学机构下海创办咨询公司，所以让我作为咨询界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做了"高来，高去，高信誉-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咨询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发言。在会议过程中，我向宋健同志汇报了长城所的发展情况，受到宋健同志的高度评价。

第三方科技咨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

长城所是最早从事战略咨询、以战略咨询为主业时间最长的咨询机构。今天想来，长城所之所以能够做到战略领先，是因为长城所的创业者们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未来走向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并坚持以民营企业为核心的战略咨询和以高新区为核心的区域咨询作为核心业务。

在为民营企业的咨询方面，长城所有一系列成功的咨询案例。为希望集团的战略咨询持续了11年，希望集团投资美好牌火腿肠和民生银行等新业务，长城所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与长城所同时创业的均豪公司，如今已成为第三方物业管理的龙头企业。在均豪公司的战略发展过程中，在每一个的关键的转折点，长城所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95年开始，长城所开始长期为湖北劲酒厂提供战略与管理咨询，协助企业进行体制改革和业务重组。十余年来，劲酒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我国保健酒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大冶市第一纳税大户。长城所为劲酒做的改制方案，在湖北乃至全国的企业改制过程中成为样板。进入21世纪后，长城所为了保持对创业的敏感性，开展了GEI创业培训业务，在第一批学员中，神化公司袁维芳总裁成为长城所的一个持续客户。从神化的公司成立到发展战略，长城所都参与其中，神化公司也从一个不起眼的化学试剂门脸发展成为销售额近百亿的电镀材料供应商。

从1988年开始实施的“火炬计划”是中国迎接新经济浪潮所采取的政府行为，是一种新的国家战略。1988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正式成立，目前已有54个高科技园区在中国崛起。可以说，在中国高新区的发展过程中，长城所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94年为中关村服务开始，十几年来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如今，长城所与国内的多家高科技园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为张江高科技园区提供张江科技城的规划研究、与深圳高新区共同研究关于深圳高新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方案、对中国光谷——武汉东湖高新区的现有产业进行梳理和分析，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目前，长城所还与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硅谷网联公司等多家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探索引进国际经验，服务于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方面，我们参与了1995年的《首都经济发展战略（B本）》研究，并承担了“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1999年和2000年连续两年主持承担了《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的研究工作；1999年参与了“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的研究工作；2003年先后承担了科技部多项 “863”计划的研究课题，如《中国显示技术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配套材料技术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和《我国镁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等。2002年，长城所深入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对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经济走向的审视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制造”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和存在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促进“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提升的四大通道。这也成为在改革开放中对产业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成熟为科技咨询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实际上，科技咨询业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科技咨询业从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一片空白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也恰恰说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崛起。

自主创新之路为科技咨询创造了新的空间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中国战略新的视角，这也为长城所的业务提供了新的源泉。在这个视角之下，长城所内部设立了产业主导权这样一个全面关注中国崛起的课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长城所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北京市科委“科技需求与技术选择”、“北京建设创新型城市战略研究”及“以知识管理迎接知识经济”的系列课题。

2003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课题，并成为第十六课题组——“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建设研究”课题的副组长。这次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为以创新提供支持的科技咨询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战略决策、机制体制创新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咨询提供解决方案。

2005年，中国政府的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出以后，各地纷纷着手于创新城市的建设任务，北京市也提出创新城市的建设目标。基于此，我们承担了北京建设创新型城市战略研究的相关工作。在这个课题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的战略实践，并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来衡量北京市的创新发展水平，并提出北京“创新型”城市建设2010年、 2020年愿景目标及科技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2010年发展目标。

2003年，北京市科委开始进行科技管理机制改革，目的是确立“需求导向、主题引领”的管理机制，促进科技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解决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不充分的问题。于是，我们与北京市科委建立在科技工作新机制方面的合作关系，并于2005年开始协助其实施了面向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技需求调研”和针对具体问题开展的“需求分析与技术选择”系列研究工作。这些项目的实施，建立从“需求调研”到“技术选择”的科技工作长效机制，找到了以科技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作用点，构建科技需求与技术供给有效对接的机制。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时候，又逢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考验，这就为科技咨询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我认为，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发展提速了三年；这次金融危机能否为中国经济提速十年，这应该成为科技咨询业新的课题和新任务。

——已发表于2008年第12期《科技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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