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　（上）

                                   舒 乙

谈到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先要设定三个界限：一是它的地域界限，必须是发生在洞庭湖和湘江为标志的湖南地域中的事，而事是人做出来的，人物则必须是湖南人，或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或在湖南度过其一生中有决定意义的时光；二是要有重大影响，不管是什么事，都必须充分显示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代表着人类追求幸福理想的志向，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有过重大贡献和影响；三是要有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声誉。一句话，发自湖湘，却留下了世界文化遗产。从这个界定出发，我将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剖析为以下五个分支，它们是湖湘文化中人文精神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和杰出代表。

         屈原精神

屈原(前360-约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代表作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离骚》，诗中表达了坚持真理，决不妥协的意志，从头到尾贯彻了爱国主义浓烈的情操，充满了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诗经》一样，《离骚》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屈原由受到楚怀王信任和重用，制定了联他国抗秦的政策，并起到良好的作用，到受到楚怀王的冷落，到最终被挤出郢都，到最后在秦兵圧境时，抱巨石自投入泊罗江，为他的悲剧人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此举在百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纷纷划船去救他，投粽子喂鱼去保全他的屍体，两千多年来，他的祭日竟演变成了一个全民族的盛大节日，叫端午节，在亚洲，在其它国家在这一天也保留了祭祀活动，有许多奇特的仪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1953年为纪念他去逝230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定为当年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加以纪念。

一个诗人，有全民族的传统纪念日，在全世界年年有纪念活动，这在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的，可谓史无前例，古今仅此一人。

为什么？

原因与其说是他的诗作，不如说是他的死。

他的死代表了一种伟大的精神。

人的生不可自主，但是死却可以由自己决定和决择。

有一个时候，在我们这里，对自杀一律不分青红皂白，评价很低，这是不对的，是反历史的。

有一种自杀，不仅不能遣责和贬低，反而要推崇备至，受到尊重，受到顶礼膜拜。

这就是屈原的自投泊罗江。

这是一种伟大的死。

它已经成了一种符号，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人生观和生死观的高尚选择和表现。

屈原的死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不屈的传统，叫做士大夫的传统，最讲究骨气。头可断命可弃，但骨气不能丢，这便是硬骨头精神，宁折不弯。

这种硬骨头精神成了全中国人民珍惜的品德，成了众志成城有巨大内聚力的来源，它伴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两千年苦难历程，始终是挺着腰杆的。

应该说，历史上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实，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壮烈牺牲，像琅崖山五壮士那样的英雄事例，都是屈原精神的延续，都是这种光荣传统的再现，都是这种不屈服精神、这种爱国精神和这种上下求索精神的光辉体现。

老舍先生在“文革”初期自沉于太平湖之后，叶圣陶先生有一首《齐天乐》词，后来登载在《人民日报》上，说这是“屈原同例”。

总之，屈原的死成了一种不朽的精神，升华成了一种代表坚持真理的人生态度。

         谭嗣同精神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他原本也是一位文人，代表作叫《仁学》，曾在湖南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变法，批判封建专制。1898年9月5日光绪皇帝下诏，命谭嗣同等四人参与新政，进京领四品卿衔，21日袁世凯告密，慈禧政变，谭嗣同拒不躲避，将文献著作交给梁启超，劝梁出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也曾派人来劝其避难，谭对来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化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三日后被捕于北京浏阳会馆，在狱中有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斩首于北京闹市菜市口。观者多达万人，谭嗣同面无懼色，当众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又是一个湖南人的死，是被封建王朝杀死的，但和屈原一样，同样是一个自觉的死，有着同样伟大的价值，其影响同样极为深远。

这样自觉的死，直接面对死亡，毫无懼色，为真理而牺牲，从而唤起民众，这是一种高尚的人类自主行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谭嗣同是个典型，是个符号。也就是说，只要一提“谭嗣同”三个字马上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形象和概念涌现出来，代表着异乎寻常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于是，谭嗣同成了一个完美的永恒的光辉典范，永久记忆在人们的脑海里。

后来的许多英雄志士，都走在谭嗣同的路上，成为永垂不朽的楷模，他们是李大钊，是瞿秋白，是刘胡兰，是张志新……

“谭嗣同”等同于“不怕死”，为了真理，为了民众的新生，为了国家的富强，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