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语：

凤凰网的读书栏目将叶维丽所著《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评为本周十佳书，并将全书内容上网。在推介中说：“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马笑冬：你说怎么定义暴力？有的女人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就往她脖子上挂破鞋，羞辱她，这算不算暴力？

叶维丽：这有点像8月10号那天新华社游斗时有两个孩子当众侮辱他们的父亲。据说他在驻外分社工作期间和当地一个女人陷入恋情，不想回国了，就说他有叛国倾向，被强制回国。回来之后听说周恩来亲自过问他的情况，减轻了对他的处罚。但他的婚姻完了，他妻子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有两个孩子，小的时候长得可爱极了，像画上的洋娃娃。那天这两个小孩，大的顶多才十来岁，在他们母亲的默许下，当着许多人羞辱他们的爸爸。这是对一个人心理的折磨，特别是由自己的孩子来做，对人的伤害更甚于皮肉之痛。

马笑冬：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心理暴力。 新华社在8月10号也有游斗了？ 

叶维丽：不但新华社，据说外交部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暴力。北京市中学开始发生的暴力，已经逐渐扩散到大机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再次发动”的一部分，都和撤销工作组和上层正在进行的剧烈动荡有关，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确实值得特别注意。

新华社发生暴力那天，我也没看见，但是听见了。当时我们家住在紧靠新华社的一个四合院里。那天下午我和弟弟正好都在家，突然听到从新华社大院里传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口号声，震人耳膜。你无法想象，这么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怎么能发出这么野蛮的声音。我们家属孩子们站在院子里竖起耳朵听，谁也不敢进去看。邻居中有一个捷克女人，她丈夫是新华社最早派驻捷克的记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会讲一点中国话，但口音特别重。那天她脸都吓白了，说中国话更加结结巴巴，不断地问别人“怎么啦？怎么啦？” 没有人回答她。那个外国女人惊恐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新华社上上下下的头头脑脑，加上有各种问题的人，一共一百多人被游街，边游边打，还得喊侮辱自己的口号，我父亲也在被斗的人里。大游斗以后，有四个人自杀，其中有一对夫妻，丈夫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他最有名的作品是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听说夫妇两人在社里挨完斗回家又挨孩子的斗，想不开，双双自杀。我认识他们的孩子，后来总想他们这一辈子怎么面对父母的死亡？当时我无意中听到爸爸妈妈小声议论，说这对夫妇没有经历过延安审干，意思好像是如果经历过就不会这么承受不了。延安审干是个什么场面呢？

再说一点关于那个捷克女人的情况。1967年初她带着一双儿女返回捷克，说是回去探亲，还会回来的，我们心里都明白她们不会再回来了。她的中国丈夫一个人留在北京。我妹妹和她的儿子米夏是好朋友，两个小伙伴分手的时候依依不舍。她和丈夫是恩爱夫妻，文革前常见他们携手依偎着在新华社院里散步。因为很少见到中国夫妻这么公开表露情感，我一直记得他们散步的背影。她丈夫在文革中的具体遭遇我不清楚，因为他很快就搬出了我们的院子。后来听说他去了新华社在山西永济的干校，并被留在山西工作。文革结束后不久，听说他返回北京，但患了癌症，很快就去世了。再后来，他的两个孩子来过北京，都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他们的母亲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嫁。想起这个跨国婚姻，和这个因文革被生生分离的和睦家庭，我就很感慨。

我不记得我们学校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我想应该在卞死之后不久，毛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传出来后，8月10号新华社大游街以前。那段时间一切都乱糟糟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学一哄而起。我们学校红卫兵成立没有什么仪式，说成立就成立了。红卫兵一成立，就把卞死的事盖过去了。只要是“红五类”就能当红卫兵，没有别的审查。我也当上了红卫兵。我知道父亲出事后，也没跟别人说，就在红卫兵里混着。现在想，当时这么混着的人应该不少。

我记得参加过我们学校红卫兵的一个活动，就是制作红卫兵袖章。“红卫兵”那几个字不是毛专门写的，是人们从毛不同的书写中拼凑起来的。我们曾经在红布袖章上用黑笔描过那几个字，当时我觉得很新鲜，因为外面还没有人戴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这大概是我们学校对红卫兵运动唯一的“贡献”吧。8.18毛接见红卫兵，戴的就是我们学校做的袖章。

马笑冬：8.18是个大事，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就是你们学校的宋彬彬。戴袖章的时候，毛问宋叫什么名字，嫌“彬彬”太斯文了，说“要武嘛”。我从此对宋彬彬这个名字有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我也在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变成了沸腾的海洋。你在吗？

叶维丽：我也在。我们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去了，不仅仅是“红卫兵”。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对那天全场狂热的情形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只记得我睡着了。前一天夜里没睡觉，早上三点钟就集合了，从学校走到广场时，天还是黑的，影影绰绰中很多人在走动。我太困了，一到指定地点坐在地上就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候恍恍惚惚地听到把一些人叫走了，没我什么事。那些人后来都上了天安门城楼，跟毛照了相。宋彬彬给毛带袖章的照片成了最经典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照，宋彬彬此后成了红卫兵的“脸”，这恐怕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另外有一张“林副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是林彪、叶群笑眯眯地和一个女孩说话，那个女孩子也是我们学校的，她的父亲是个上将。

马笑冬：我对全场热烈的情景印象太深了。当时我热泪盈眶，激动无比，觉得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是最幸福的人。我以前在“十一”时也见过毛，是游行完了往前拥的时候。我们是跳葵花舞的，举着葵花，一边跳，一边往前拥，说心潮澎湃一点也不夸张。

叶维丽：我有个朋友8.18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握了手。她激动地楞是几天不洗手，让别的人再去握她的手。我有时会问自己，如果我也有幸近距离被卷进去，会不会也同样的激动？这种经历会不会影响我对文革的态度，使我少一些疏离，多一些投入？我后来在电影上看到毛接见红卫兵时，人们又哭又跳又叫的疯狂情形，确实和宗教狂热没有两样。用这种形式来发动文革太有效了。

毛那天身穿绿军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在战争时期都不穿军装。它的象征含义太明显了——中国进入了一个类似战争的特殊时期，而毛是“红司令”。文革的军事色彩值得注意。 

当时我也崇拜毛，有阵儿老想毛要是死了怎么办？一想到毛也会死，就觉得像是世界末日，特别恐惧，不能想像没有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可是在1966年秋天，我看到叶剑英给军事院校学生的讲话－－那时候这些中央首长到处讲话－－说医生说了，毛能活120岁，林彪能活100岁。他讲完，全场高呼毛万寿无疆，林永远健康。我当时就觉得这么说是哗众取宠，毛怎么可能活那么久？

马笑冬：当时对毛的崇拜真是登峰造极了。

叶维丽：8.18以后，大规模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破四旧”也开始了，伴随着“破四旧”，“打砸抢”成风，打人成了革命行动，毛主席说“要武嘛”。当时真是一片“红色恐怖”。8月22号北京市文联斗黑帮，放火烧戏衣，老舍就是那次遭到毒打后第二天投太平湖自杀的。那次去北京文联打人的是你们女八中的红卫兵，你知道吗？

马笑冬：噢，真的？!

叶维丽：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这段时间我们学校又打死了一个人，是个所谓女流氓。她只有18岁，在饭馆当服务员，可能爱跟男人眉来眼去的。听说是附近男校的红卫兵，不知是35中还是8中的，把她弄到我们学校来让女红卫兵“教训”她。打到最后她快不行了，觉得口渴要水喝，可能喝水导致她最后的死亡，事后我听人说不该给被打的人水喝。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知道了火葬场拉死人的车子什么样。我每天回家要经过长安街，注意到一种黑色的机动车，样子一看就给人不祥之感，一会儿过一辆。后来知道，北京打死人的高峰在毛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8月18号到8月31号之间，有一千多人死于非命。

8月下旬有一天我住在学校里。我们学校宿舍楼的外面是西城区公安局的派出所，那天夜里我听见从派出所传出来的凄惨的叫声，是被拷问的人在叫，那时有的红卫兵抓了人会往派出所送。叫声在黑夜里显得格外恐怖，我吓得坐在床上不敢睡。

暴力越来越凶猛，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我的cause，当时我在心里用的就是这个英文词。我对被批斗的人总感到同情。我见过批斗彭德怀，我忘了是在航空学院还是在地质学院，是个很大的场面，也很混乱。彭德怀剃个光头，穿个中式褂子。因为距离很远，看不清他的面孔。当时很少有人穿中式褂子，他又剃了个光头，我就记住了彭德怀当时的形象，觉得他像个受难者。

同学打同学的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我们班一个干部子弟打了一个出身“右派”的同学，把她的眼镜从脸上打到地上。很多人都在场，大家全楞了，但没人敢说什么。那年秋收我们去农村劳动，一天收工排队回驻地，一边走一边唱“日落西山红霞飞”。那时候戴军帽不是时髦吗？一个不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也戴了顶军帽，走在队伍前面。还是那个干部子弟，从后面猛地上去把她的帽子揪下来扔在地上。也没有人说什么，但这么一来唱歌突然停住了，整个队伍默默地走。我后来问过那两个被伤害的同学，她们都表示不记得当年的事了，对那个干部子弟仍然很友善。她们的善良和宽容让我十分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