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朋：价格改革历史述评(1)
三、中国的启示：提高沟通（交往）理性是打破落后宿命的唯一出路
价格双轨制，尤其是产生这一改革策略的政策过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 们依然深刻地感受到其影响。但是，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政策过程和改革策略提出来的许多重大问题。求解双轨制之谜的旅程，并没有完成。
双轨制改革是偶然的吗？
不容否认，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莫干山会议的召开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假如这个会议被有关方面取消了，假如因为某种原因，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此没有人提出 双轨制的思路，假如会议开完后，张劲夫没有时间去听汇报，假如H君没有能够说服张劲夫，假如赵紫阳不敢拍板，. . .，双轨制还能够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一个基本策略吗？
根据我的了解，当时赵紫阳对另外一个价格改革思路曾经比较欣赏，这就是有人提出的“小步快调”方案。“小步快调”方案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比较快的多次调 整，使计划价格接近均衡点。提出“小步快调”思路的人认为，这个方案的吸引力在于，不需要中央财政拿出很多钱来补偿价格调整的利益受损方，既能够比较快地 纠正价格扭曲，又能保持中央的控制能力。如果没有双轨制的提出，“小步快调”被采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问题在于，“小步快调”方案能够成功吗？如果“小步快调”方案被实施，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根据现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来推断，“小步快调”方案很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是给中央计划部门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些在价格调整后得益的部门和企业，当 然会比较高兴，但是他们是否因此就提高效率和产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当时微观的激励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些因价格调整而利益受损的部 门和企业，肯定要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补偿，最终可能形成反对改革的强大阻力。
与“双轨制”相比，“小步快调”方案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农村工业。[2]这是因为当时的农村工业企业，理论上没有权利得到国家分配的主要生产资料，在现实中 受到极大的歧视。这种情况严重地限制了农村工业的发展机会。因此，“双轨制”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农民，因为这一改革实行后，农村企业以更小的交易费用购买 和销售工业生产资料。由于社队企业在激励机制和劳动成本方面相对国企有巨大优势，“双轨制”给了农村工业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八十年代中期乡镇工业“异军突 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价格双轨制改革。
这说明，“双轨制”在中国能够行得通有重要的制度原因——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没有这个制度，双轨制是否可行，可能会有问题。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存在二元 的经济体制，这个制度的现实很可能迟早会把中国引向某种“价格双轨制”甚至是“价格多轨制”。事实上，在中国实行双轨制之前，一物多价不仅是一种相当普遍 的客观存在，而且已经被引入了价格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农产品收购的超购加价政策。
1978年末，为了克服农产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中央决策者决定不仅把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而且，对于农民超过国家定额销售的粮食，再加价50%。在包 产到户实行后，这一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激励效果，以至使中国粮食出现了过剩。我之所以能够提出“双轨制”的思路，其他人能够马上就理解双轨制，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大家都知道粮食收购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双轨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莫干山会议，中国也很可能出现双轨制。当然，自觉地利用双轨来推动市场化改革与被迫 接受价格多轨的现实，对于改革的进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双轨制有重大的学理价值吗？
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经济改革的世界银行，很快就得到了中国“价格双轨制”的消息。他们对中国人的决策大吃一惊，强烈置疑。在他们看来，同样的商品，两种价 格，不仅不合理论，也有违常识。一个以东欧经济学家为核心的世行专家小组，正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价格双轨不能久拖，要尽快实现并轨。
从此，对双轨制的批评就开始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组织的对双轨制带来的弊端的讨论，1988年，这些讨论被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 出版，并在此后两次再版。由于吴敬琏所代表的对双轨制导致腐败的指责，得到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对当时的决策者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急于在 1988年推行并轨的价格改革方案。结果，这一意图强烈地刺激了通货膨胀预期，成为改革在1989年遭到重大挫折的诱因之一。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成长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做出了积极评价。（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概括了对双轨制的评价：‘双轨制是在中国转型中产生的创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进效率又是帕累托改进的独到特性，双轨制的原 则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其他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过现存的“旧的”制度来保留改革中受损害者的租金，它使 补偿改革的受损害者成为可能。同时，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特性并不意味着为了效率而牺牲其它目标。’（Roland, 2002，中文版，P148）还有报道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曾说，双轨制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 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经济观察报”，2005年1月16日）
当然，海外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的赞扬，不可能终结关于双轨制的学理之争，而是促进了海内外学者把对双轨制的学理探讨推向更深的层次。由双轨制引发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可以列举入下：
1.作为产品价格的双轨制，在什么条件下是增进效率的，在什么条件下则不然？
2.作为产品价格的双轨制，在什么条件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在什么条件下则不然？
3.即便双轨制是增进效率和帕累托改进的，正如Roland所指出，中国的经验表明它依然面临现实的道德评价和政治约束问题，如何来分析这一问题？增进效率同时实现帕累托改进就能够赋予双轨制充分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吗？
4.与问题3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双轨制与腐败究竟是什么关系？
5.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实现产品价格自由化的一种策略，双轨制对于要素市场的发育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是中性的还是不利于要素市场的发育？
6.推动要素市场发育，也能使用双轨制策略吗？
7.双轨制策略在改革中的“泛化”，会不会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不利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不断地内生强化，从而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后发劣势”的路径上？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问题具有很高的学理价值和政策价值，而这些问题都是由双轨制的实践所诱生的，其中多数问题是首先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二十三年前，当我 们聚集在莫干山上辩论双轨制的时候，许多人连要素市场的概念都不清楚。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学者已经能够提出和分析一些最前沿的理论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说 明，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精英认知能力的巨大推动作用。
对上述七个问题的系统分析，可以形成若干本专著。本文只可能围绕文章的主题，综述和点评这些问题涉及到的一些要点。
关于问题1和问题2，一些经济学者已经有了比较严谨的分析，Roland在他关于转型经济学的专著中作了很好的综述。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来说，以下常 识性的结论是值得注意的：价格双轨制并不必然地增加效率和实现帕累托改进。如果政府继续把大量资源用于扩大计划轨部分的生产，则总体效率的改进是有疑问 的，同时，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执行计划轨，则帕累托改进则未必能实现。Roland最重要的分析结果之一是，如果不存在交换物资配额的第二市场，使无效率 的生产者将其供货定额以市场价再承包给有效率的生产者，计划供货的收货者可以向有较高支付意愿的买主再出售其接受供货的权利，则双轨制能否增进效率是有问 题的。（前书，P143）很显然，中国大量乡镇企业的存在，为第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条件。
价格双轨与赋权交换
关于问题3和问题4，即双轨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批评双轨制的人指责双轨制给腐败增加了机会，为双轨制辩护的人则说，双轨制对化解计划经济的管理层对改革 的阻力是有效的。在我看来，两方面说的都是事实。批评双轨制的人虽然容易占据道德制高点，但是他们的弱点是从未能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他们的道德优 势也逐渐为这样一个事实所削弱，他们在批评双轨制中增加的话语权，恰恰使他们自己从双轨制中受益匪浅。
在批评双轨制的过程中，“寻租”(rent-seeking)这个概念被从国外引入中国，不仅成为最流行的经济学词汇，而且成为最流行的大众词汇。在 Barzel的《国家理论》一书中，他对寻租概念作了批评，使我深受启发。(Barzel, 中文版，2006, 175页) Barzel认为，寻租这个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破坏了以个体理性假设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理论的逻辑自恰性。寻租作为一种描述不道德的自利行为的概念， 可能有利于道德批评，却并不利于经济分析。试问，哪一种自利的经济行为不是为了寻租呢？既然我们假定，任何理性的经济制度都是以个人的自利倾向为基础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把寻租从自利行为中分离出来，使自利行为出现好坏之分呢？这样一来，经济分析和道德分析还有什么区别？
寻租这个概念涉及到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分租权利的交换。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帮助我们提高对分租权利交换的分析能力，反而从后门把道德批评引 入了严谨的经济学分析。当然，对寻租概念的这种批评，也代替不了对权利交换问题的真正突破。在思考双轨制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对权利交换的一些新认识和 新概念，加深了对双轨制的理论认识。
Sen 早就指出，人有两种赋权，即市场赋权 (market entitlement) 和社会赋权 (social entitlement)。他认为，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赋权或分租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赋权体系 (entitlement system)，贫困现象与这个赋权体系，特别是这两种赋权之间的关系存在深刻的联系(Sen, 1981)。有意思的是，Barzel 在构建自己的国家理论的时候，也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权利概念，一种是经济权利 (economic rights)，另外一种是法律权利 (legal rights) 。在我看来，Sen 所说的市场赋权和Barzel 说的经济权利非常接近，他们所要描述的，是个人之间可以自由交换的分租权。Barzel 更明确地指出，经济权利是与个人的秉赋或人力资本直接相关的，至于 Sen 所说的非市场赋权或社会赋权与Barzel 所说的法律权利，其共同的特性就是不能在个人之间自由交换，因为这种赋权来自于公权力，或来自“群域”(group domain)，而不像市场赋权或经济权利那样，本质上是来自“己域”(self domain)。
因此，可以这样来概括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的分租权利，一种是“己域赋权”，也就是以私权为基础的分租权，这种赋权天然地具有较高的个人交换的正当性，而另 外一种分租权则是“群域赋权”，是以公权为基础的赋权，因此在个人之间进行交换容易缺少正当性。但是，正如Sen和Barzel都认识到的，这两种分租权 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 群域赋权”能够对“己域赋权”的范围和可交换性构成有效的约束，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发生深刻的影响。
那么，‘己域赋权’和‘ 群域赋权’与我们讨论的双轨制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双轨制所涉及的问题，本质上是权利的可交换性问题，尤其是群域赋权与己域赋权的可交换性问题。所谓权 利的可交换性，有两个要素，一是权利交换的法理正当性，另一个则是权利交换的技术可行性，这两个因素结合，构成了权利的可交换性。
价格双轨制所关注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产品自由交换的权利问题，但实质是己域权利的可交换性问题，没有产品的自由价格，就不可能有个人产权，尤其是不可能有 个人对人力资本的分租权进行自由交换的权利。在计划经济下，用公权力对产品实行指令性价格和配给，严重地约束了每个人的经济自由，从而限制了创新和分工的 发展。因此，双轨制在边际上开放自由价格，也就是扩大了己域赋权的交换空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为什么要在边际上，而不是全面放开自由交换，这是因为突然全面放开价格，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此，多数人并不难理解。对双轨制的批评，集中在腐败 问题上，实际上是质疑由价格双轨带来的公权与私权交换的正当性以及所带来的不公平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己域赋权和群域赋权之间的可交换性问题。
不错，以公权谋私，也就是公权与私权进行交换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正理念相冲突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社会的群域与己域界定存在着文化和 制度的差异，群域赋权和己域赋权的可交换性也存在重大差异。就中国来说，家天下的治理传统和家产制为核心的产权传统，长期抑制了法治的发展，导致中国在历 史上群域和己域的边界远不如现代西方文明那样分明。中国人重尊卑贵贱之分，而轻公私群己之界，是一个明显的文化特征，因此，群域赋权和己域赋权的交换在中 国人文化心理上的可接受程度比较高，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
除了文化因素，双轨制在中国能行得通，还有重要的制度因素。在双轨制开始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真正的私人企业非常少，合法性也非常低，Roland所说的 第二市场，也就是以“平价指标”为基础的分租权交易，主要是发生在不同的‘单位’之间，而并非是在公家与个人之间。即使公家与个人交易，个人也要戴上“红 帽子”来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说，中国“单位社会”的制度因素，[3]提高了权钱交易的正当性。我在多年前就描述过中国的产权安排是一种等级化的集体产权安 排。等级高的单位，分租权大，但自主权小，因此效率低，而等级低的单位，分租权小，但自主权相对高，因此效率比较高。与“平价指标”交换相关的分租权市场 恰恰就是在不同等级的单位之间大量进行的。
反对双轨制最强烈的，为什么是在计划经济中分租权比较大的国企职工，而不是分租权比较小的集体企业和农民？他们对双轨制的恐惧和愤怒有没有理性的依据呢？ 双轨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性分租权交易的合法性，这一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对低效率的生产者带来退出生产的压力。但是“双轨制”并没有回答国企的退出机制问 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是通过国家确保生产权来实现的，而双轨制的发展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威胁到了低效率生产者的生产权，从而威胁到了国 企职工获得就业保障的权利。
使用赋权体系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赋权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把己域赋权和群域赋权捆绑在一起来限制个别分租权的交换，而不像市场经济的 赋权体系那样，无论是生产性的分租权还是资产性的分租权都和获取基本保障的社会权利相分离，经济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活力。当时我们这些主张双轨制的青年学 者，凭着直觉，在双轨制实行后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微观基础的再造，转向了产权问题，而反对价格双轨制的人，则长期忽视或有意识地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这 种分野是耐人寻味的。
对微观激励机制和产权问题的关注，使我们认识到，价格并轨需以微观基础的改进为前提，但是，这种主张在政治上遇到了双重障碍。倾向于保留更多计划经济因素 的领导人，认为我们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动摇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希望加速市场导向改革的领导人，则认为我们的主张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幸的是，当时高层对改革的 认知分歧，出现了个人化和政治化的倾向，这对于理性的政策讨论和选择，带来不利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对双轨制的人提出了加速价格并轨以抑制腐败的主 张，逐渐获得高层的重视。这个主张至少在表面上迎合了两方面的政治要求，既加速了市场化改革，又回避了产权问题，并占据了强调公平的道德优势。代表这种主 张的一个典型的口号，就是“ 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很容易地看出这个口号在当时的中国是荒谬的，但是，当时中国的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一个 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一旦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在中国的政策讨论中可以获得难以想象的话语权。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出现过一段严重的经济萧条，萧条中，许多物资都实现了价格并轨。但是，中国的腐败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得到了更大的机会。这虽然足以说明产品价格的双轨制并非是腐败的真正根源，但是，中国关于双轨制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新双轨制”对中国改革的挑战
2004年，在双轨制提出二十年之际，再度出现了对“双轨制”的强烈批评。不过，这一次的批评并非来自当年“双轨制”的反对派（尽管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主流话语权），而是来自新一代经济学者，而他们批评的对象，也非当年的“旧双轨制”，而是所谓的“新双轨制”。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虽然当年主张“双轨制”的力量失去了话语权，但是，“双轨”却成为中国主流的政策思想，被应用到要素市场，社会保障，住房，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这就是所谓的“新双轨制”。
批评“新双轨制”的代表人物钟伟尖锐地指出：‘警惕这种“新双轨制”吧！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 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 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 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 者。如果说“旧双轨制”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制度创新，那么“新双轨制”就是累退的、整体的制度蜕化。从这一轮宏观调控来看，根源恰恰在于土地、资金等要 素的价格扭曲。而现在，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和自上而下的宪政体制建设，应该说才是在我们试图建立有序的、正常的要素市场之前，就必须首先启动的迫在眉睫的 工作。’[4]
钟伟的批评正是问题5、 6、7所涉及到的内容。如同当年对“旧双轨制”的批评者一样，钟伟看到的问题都是真实的问题，他表达了许多人对改革的路径越来越偏离民众利益的失望和忧 虑，但是，他提出的药方，会不会也像当年“管住货币，放开价格”那样，太多地受到外部思潮和民众情绪的影响，因而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药方呢？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教训。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要满足于对现状的道德和政治批评，更不要急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开药方。中国目 前存在的“新双轨制”现象或秦晖所说的“双轨病”，确实是对中国改革的巨大挑战，但这个挑战不仅是对当权者的，也是对整个中国精英阶层的，不仅是对政治领 导力和道德坚持力的挑战，更是对集体认知能力的挑战。
对中国“泛双轨”现状的批评，隐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改革曾经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机会，因而才走上错误的路径，导致今日不理想的局面。既然如此，对今 日现状的批评者，就应该回答，改革究竟在什么时间，失去了什么样的机会？为什么会失去这些机会？有什么样新的认知手段和理论工具，有助于我们抓住新的机 会。
我们使用赋权的概念对这些问题作理论思考，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正如前面指出的，计划经济赋权体系的基本特点是对己域赋权和群域赋权的捆绑，是通过把 这两种权利与特定的生产权和资产占用权的捆绑来限制己域权利交换的自由，从而有利于计划经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而“旧双轨制”，仅仅使被捆绑的赋权，发生 了不完全的分离。旧双轨制引出了“平价物资指标”的交换市场，使己域赋权（人力资本权利）和群域赋权（社会保障权利）都不再与特定的生产性分租权相捆绑， 但是，旧双轨制并不能够完全实现市场赋权和社会赋权与计划经济下的资产性分租权相分离，从而制约了要素市场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农民的社会赋权必须与 农地权利相捆绑，而不管他实际上种不种地。
早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出现了一系列自发改革的冲动，其中包括企业改制，停薪留职，买断工龄，出售城市户口等，这实质上是通过赋权的交易来解除资 产性分租权与人力资本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捆绑。但是，当时的主流思维不能接受这种赋权交易的正当性。在九十年代，赋权交易，其中特别是社会赋权的交易出 现了更多的形态，使我们认识到，在地方政府之间发展社会赋权市场，或群域赋权市场的可能性。[5]当然，社会赋权市场所涉及到的法律和政治问题，要比当年 的指标交易市场复杂得多，但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这种交易，正如当年已经发生的平价物资指标交易一样，强烈地指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领域。
如果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在中央政府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允许地方对本地的财政供养人口指标，城市户口指标，非农土地开发指标进行交易，提高这些与 社会赋权密切相关的指标的可交易性，就有可能像旧双轨制诱发“平价指标”交易来促进产品市场一样，达到促进要素市场发育的目的。
从赋权交易的角度来理解渐进改革，我们可以把渐进的市场化改革的实质理解为不断地通过赋权交易来改造计划经济的赋权体系，在尽可能不损害原有既得利益的条 件下，扩大己域赋权的可交换性，同时改善社会赋权的公平性。显然，如何设计旧的赋权与新的赋权的交易，是渐进改革成败的关键。
当然，赋权交易并不是对改革进行理论反思的唯一角度。事实上，反思应该从政治过程，政策过程，道德的集体经验过程，文化心理变迁过程等多种角度进行，才能 够真正把改革的历史，变成后人的财富。对改革历程的理论反思中最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把改革看作一个集体认知的过程。
提高精英阶层的交往（沟通）理性是摆脱“后发劣势”的唯一出路
从集体认知角度反思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利于超越政治和道德的批判来反思改革的政策过程。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就是他为了推动改 革，明智地抑制了把改革政策的认知分歧过度道德化，政治化的不良倾向，为提升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解放思 想” 的口号，才能够真正理解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在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政策过程就非常成功，而八十年代末却出了大问题，到九十年代，改革的政策过程则遭到越来越多的置疑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精英阶层的沟通理性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大大下降了。什么是沟通理性？哈贝马斯对此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他提出的理性沟通三准则 是：求真，求是和求诚 (three claims of vali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ruth, rightness and sincerity)。从常识的角度来理解沟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其实并不困难，用通俗的话来说，具有集体理性的沟通和交往，就是只求共识不争输赢的沟通和交 往。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精英阶层的交往，不难发现，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精英阶层存在着大量求共识而不争输赢的沟通和交往，而后来这样的沟通和交往则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了。1989年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精英阶层沟通失败的结果。
沟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对人类集体认知能力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利益之争，人不可能不争输赢，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只剩下利益之争，人 们的交往只是为了输赢，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陷入“集体非理性陷阱”，充满非理性的内斗。提高沟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可以调动人类的集体智慧，减少无谓的冲突， 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实现比较好的均衡。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类毕竟是要争输赢的。为了增加赢的概率，人类必须合作，必须提高集体的认知能力，但集体认知能力并非是由沟通理性唯一地决定的。沟通 理性或交往理性仅仅是决定集体认知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在群体之间的竞争中，至少从短期看，沟通理性高的群体并非一定会战胜沟通理性低 的群体。
North指出，决定集体认知能力的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价值理性或信念系统，另外一个是知识存量，这两个因素虽然都不完全独立于沟通理性，但 是，价值理性和知识存量都不可能完全从单个集体内部的交往中内生出来。这样一来，一个内部交往理性程度很高的群体，完全可能因为价值理性和知识存量的劣势 而被击败。
中国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遭遇，究竟应该归咎于什么，我们的文明究竟出了什么错？多年来，这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 文化问题？是精英的素质问题还是国民劣根性问题？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集体认知能力问题。在集体认知能力的三个要素中，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出在了 沟通理性方面。
中国文明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在核心价值和知识存量方面，必然有相当的支持，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但是，中国没有能像日本那样，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成功地实现传统价值和传统知识的现代化转型，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难辞其咎，但这样笼统的结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更多的困惑。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麻烦就在于，它们无法解释，制度和文化是如何被社会选择的，因此也无法回答如何来改造不尽人意的制度和文化。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要么委曲求全，要么推倒重来。Barzel在他的国家理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每一种国家制 度安排，事实上都存在着某种集体行动机制来约束国家权力。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存在着两种约束国家权力的机制，一种是建立在士大夫解释经典的特权之上的“道 统”对皇帝“治统”的制约，另外一个就是借助农民起义来改朝换代。后一个机制的正当性事实上隐含在前一个之中：道统一旦失效，造反就天经地义。在王权强大 的中国，道统机制很不可靠，并存在不断衰弱的趋势，结果是，随着士权的退化和式微以及外部压力的增加，推倒重来的正当性越来越高，近代更达到巅峰状态。
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史表明，中国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精英的理性沟通非常不利。而精英阶层缺少理性沟通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现代化巨大的社会成本。检验一个社 会现代化过程中精英阶层沟通理性的高低并不难，只要看一下这个社会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历史遗产，多少在现代化过程中被保存下来，多少被无谓的冲突毁掉就十 分清楚了。
理性沟通与八十年代价格双轨制的相对成功之深刻联系就在于，这个“旧双轨制”是理性沟通充分调动各种知识存量的结果，包括利用了旧体制存在的“指标交换” 这样的机会，而“新双轨制”之所以遭到诟病，是导致“新双轨制”的政策过程远没有像“旧双轨制”那样，调动更多人的知识存量和更多旧体制的资源为改革服 务。尽管中国的知识精英比八十年代掌握了更多的现代理论，但还是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改革机会。
沟通理性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沟通理性为什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认知能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将以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结束这篇文章。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沟通的环境，确实影响理性沟通发生和成功的概率，但绝不是理性沟通发生和成功的必要条件。理性的政治制度和理性的政治文化是人 类理性沟通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否则，一个国家有了不利于理性沟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就永远翻不了身了。那么，理性沟通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具有多元权力结构的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威胁或竞争压力，对于提高群体内部的沟通理性有非常直接的作用。这种环境压力有助于迫使群体内部形成价值多元的视角，形成理性的沟通伦理和规则。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来自外部的价值和知识压力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尤其对政治文化的集体自省能力就成为决定沟通理性的重 要条件。一个民族，历史上越是缺乏多元的权力结构和多元价值的传统，其集体自省也就越困难，这正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严重挑战。不过，中国在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之后，对文化的自省已开始走向成熟。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鲁迅和胡适之间重新找到了平衡，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在缺少制度和文化支持的条件下，精英阶层的理性沟通能否成功，也受到偶然因素，包括政治和技术因素的重大影响。出现邓小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有出现 internet这样的信息技术，都对理性沟通发生了积极影响。其共同之处就是降低了沟通的政治风险。专制制度往往打不赢民主制度，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主制 度下沟通的政治风险比较小，能够调动更多人的智慧。因此，中国实现民主的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自觉地创新，不断降低沟通的政治风险。
中国新一代经济学者的优秀代表杨小凯，生前提出过一个重要的思想：发展中国家并非一定享有“后发优势”，而有很大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这就是说，落后国 家实际上难以摆脱总跟在人家后面跑的被动局面。杨小凯英年早逝，没有来得及充分说明“后发劣势”的机理，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后人。
“后发劣势”并非没有根据的杞人之忧。形成“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发达国家可以长期保持他们在“沟通理性”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保持他们的创新 优势。而落后国家则因为可以在新技术方面坐享其成，缺少调动内部创新的动力，因而缺少改善本社会内部沟通的动力和能力。
“后发劣势”的机理与发达国家的话语优势可能有直接关系。发达国家的表达优势或话语优势对落后国家构成了一把难以对付的双刃剑。由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 长期优势，发达国家不仅在知识生产的效率方面长期占优势，还占有包括道义表达，政治表达，知识表达和文化表达方面强大的话语优势。主张“后发优势”的人， 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落后国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所完成的技术进步，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杨小凯所看到的事实，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可以独立 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进步，因而有可能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发达国家的全面优势为什么不一定能够迫使落后国家奋起改变自己的政治落后呢？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是，面对发达国家全面优势的压 力，落后国家的精英被迫学习他们的话语，以掌握与发达国家沟通的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失去了与本社会底层沟通的兴趣和能力，而成为本社会理性沟通 的障碍。
支持这一假设的事例是很多的。最突出的莫过于这个事实，许多来自落后国家而在发达国家获得学术荣誉或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在本国的政治过程，政策过程以及 学术评价过程中获得了过于强势的话语权。虽然这个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一个严重的负面后果就是，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重大问题和重要知识，得不到及时，有力的表达和交流，从而失去了许多创新和变革的机会。更令人忧虑的是，落后 国家的知识精英对于解决本土问题的知识挑战越来越不感兴趣，而热衷于关注发达国家的热点问题，因为只有在解决发达国家的热点问题中做出贡献，才能得到社会 的认可，才能在本国获得话语权。这就很难不带来本国政治和政策过程的严重扭曲。
近几年，我有机会两次参加杨小凯亲自创立的留美经济学者协会在中国举办的年会。两个现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现象是，头上带着高官和‘海归’光环的大牌 们，作完主题发言就走，根本没有兴趣听小人物的发言。另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完全没有本土经验就到海外学习社会科学，许多人关心的只是各种模型 的技术细节，不惜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来研究中国问题。一个留学生居然仅仅用城市户口数而不是常住人口数来研究深圳的城市化问题，而她的外国导师也许根本不知 道，深圳的常住人口中百分之九十没有当地城市户口。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即使没有一个外国人，即使是在讨论所谓的中国经济问题，不少小组依然坚持用英语交 流，没有人感到不正常。
我不知道杨小凯对此会作何感想，作为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我只知道，如果当年的会议是由“海归”们来主导，用英语来交流，绝对不可能提出双轨制这样的创意。
以价格双轨制改革为代表的中国改革过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点重要启示，就是学习发达国家的过程，不要以牺牲本社会的沟通理性为代价。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确实是可以做到的。中国改革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每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路径是不同的，而且，并非只有唯一的选择。毫无疑问，现代化必须借助发达国家的价值资源和知识资源，但如果不能调动本民族有利于现代 化的价值和知识资源，就容易陷入高风险和高代价的改革路径。每一个国家降低现代化代价和风险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知识，只能从本国经验中来。因此，发展中国家 摆脱落后宿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既充分调动外部的价值和知识资源，又充分利用本土的经验和智慧。本文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 除了提高本社会的沟通理性，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Barzel, Yoram. (2002) A Theory of the State：Economic Rights, Legal Rights, and the Scope of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杜润生：“邓小平与中国农村改革” (2007),引自‘支农网’
Habermas, J: （1992）《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文版，（2003），三联出版社
罗小朋：
---- (2007) “赋权交易与地区间协调发展”，与张晓波合作，. 二十一世纪论坛，二月，总99期，香港中文大学。
---- (1994) “等级产权与改革”，载“当代中国研究”
North, Douglass,C.(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land, Gerard, (2000)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MIT Press. (2002) 中文版《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Sen, Amartya,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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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land在他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对局部自由化陷阱作了如下说明: 根据价格理论，如果所有价格不是一起放开，就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强调，如果同一种产品在一些地点一些人之间可以交换，在另一些地点另一些人之间却不能自由交换，就会破坏价格的自由化。（Roland, 2002, 中文版 Page 134）
[2] 耐人寻味的是，在莫干山会议上，并没有人提出双轨制对农村工业的巨大的潜在利益和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潜在的巨大威胁。这个事实再次说明，当人们作出重大决 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真正知道这个决定的全部重大后果。当然，莫干山会议的多数人，并不在意农村企业未来对国企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这恐怕是双轨制得到多 数青年人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3] 见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钟伟：新双轨制复归：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雁南首发，此处引自天益网，2004年12月24日
[5] 罗小朋，张晓波：“赋权交易与协调发展”，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评论，2007年2月
本文发于《新政治经济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