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各国，对发展具体的应用科学技术十分重视，对哲学研究与发展却并不上心去做，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着的急功近利行为。殊不知，哲学的发展是一切科学技术发展赖依不走弯路、建康发展的根基，它不仅关系文化所包涵着的各个领域发展，而且也是统筹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协调发展、避免那种盲目的、畸形发展所生祸患的一种强有力思想保证。中国古代正因为是道学思想发展了，所以，各方面的发展也就出现了齐头并进的客观效果，交通通讯方面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以及这方面的一些发明创造，同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易》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交而通之，则相互有利；闭而塞之，则相互为害。老子关于“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为最好之言，是其离经叛道的又一谬论。

 

“交通”在中国上古的历史上，原本是一个哲学用语，以之表述只有阴阳相交，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变化、繁荣昌盛的道理。认为阴阳事物之间只有相“交”才能“通”达。由此又主张人类社会之中要加强上下级之间的思想交通，以同其志。加强此一地域与另一地域之间的交通，以通其货，而达物畅其流。故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论述中，又将“利涉大川”作为干大事业而又大吉大利的同义语。由此，《易·系辞》中就有了“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史例之举。

 

中国交通通讯事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舟、车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其制造技术的过程中，正如《易》经中所记载的那样，不仅上溯到了轩辕黄帝时期，而且可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

 

《古史考》曰：“黄帝作车，引重致远”。

 

《前汉书·地理志》云：“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

 

《古今注》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古玉图考》载：“黄帝氏平蚩尤，因大雾，作指南车”。

 

《广博物志》说：“黄帝用车战，蚩尤用骑战”。

 

依《鬼谷子》、《洪范五行传》、《魏书》、《后赵录》等书所记载，周公、管仲、马钧、祖冲之、索驭麟、解飞机等人，或为送远宾不使其迷路，或为了证明黄帝造指南车的历史记载，是“事不虚传”，都曾先后成功地复制过指南车。《太平御览》引《释名》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些，都证明，中国在车的发明、制造、使用上，已有近将五千年的历史。早期在车的制造上，大体分为两种：类似于现代坐人的轿车，连接舆下之轴的牵引木为一根，以其高扬而搭于畜身之势称之曰“轩”。运物之大车，则牵引木为两根，谓之曰“辕”。至于舟的发明、制造，如果依独木舟算起，现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业已证明，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了。

 

有了车的发明、制造、使用，修筑大道就是必然之事。故《史记·五帝本记》言：“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到《夏本纪》载禹治水事，更明确地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

 

此后，中国古代的交通事业发展非常迅速，车、船的制造，进步相当快。按史书记载，周武王灭商时，所“率戎车三百乘”；城濮之战中，晋国拥有“战车七百乘”，仅仅过了104年，晋国的战车就增加了近五倍，为“甲乘四千乘”。由于战车成为战斗实力的一部分，是时各个诸侯国都有战车几千乘。由此而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

 

船的制造，也同样发展很快。西周之际，船分小翼、大翼、突冒、乔（桥）船、楼船、余皇等很多型号。稍大点的战船，每船可载50多人和吃用3个月的粮食、物品；秦汉之际，仅在今广州一处，就设有3个造船台。是时所造之大船，有三层，高十多丈。船上有橹、帆、楫、纤绳等各种设备；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发明了用人力脚踏转动的木叶轮为推动器的船，称作“车船”；宋朝时候，通过海上运输，中国同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各地，有了往来频繁的贸易关系，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运往世界各国，并把外国的香料等物品运回中国，中国古代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促进了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的一条宋代商船，船身总长34_·55公尺，最大船宽9_·9公尺，有13个船舱，排水量约有374_·4吨。

 

在通讯方面，中国古代最早是依国家治理和国防通讯为主而建立自己的信息传递体制的。其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文字信息传输机制，另一种是利用光学原理进行信号传感的通讯机制，使这两种通讯的优点互补，以克服其时两种通讯中所存在的缺点，从而各采其长，阴阳互补，以提高其通讯效能与质量：

 

以文字信息传递为主的方式是，在全国各条交通大道上建立驿站，每三十里设驿站一个，商周时期称“馹”，秦汉之际谓之“驿”，每站都备有良马、固车，既为接待传递文书官吏、使者的旅舍，又为换马、车、传递人员的接力转换所。举凡要作传递的文字信息，以墨书于竹简或木牍之上，用绳串联成册，文字朝里卷好，以绳捆束，在绳结之处用泥封结，并加盖官印为记，然后用车、马邮传。此种信息传递办法的优点是，信息传递完整、详实、准确无误、也比较保密。其缺点是耗费人力、物力较大，传递速度较慢，就是最紧急的文书传递速度，一日也只在三百里左右。这种办法一直沿用了到了明清时期。如河北怀来县的鸡鸣驿，就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元、明、清古驿站。此驿站因坐落于历史上著名的鸡鸣山南，故得名鸡鸣驿。鸡鸣驿是元代大都通往中都、上都及北边的一个重要驿站，在明永乐十八年（1420）、成化八年（1472）、成化十七年（1481）、隆庆四年（1570）、清乾隆三年（1738）多次进行维修。现存驿站砖墙高三丈五尺，墙内占地面积275，600平方米。有东西城门、劵洞、城楼、越楼、角楼等。因其保存较好，现已成为拍摄古代题材影视作品的一个重要基地。

 

以光学原理为主的古代信息通讯机制为，以国都为中心，向各个重要边塞方向建造燧、墩、台、堡，五里建一燧，十里造一墩，三十里修一堡，凡百里筑一城寨，以此构成一个信息传递系统。其传递信息的方法是，白天点燃狼烟、夜间燃柴起火于高台之上，以望升烟与火光而传递有事先具体内容规定的信号，以达到快速传递紧急情报的目的。此种通讯只用之于军事情报上，以事先规定好的方法，只能及时报告敌人入侵的方位、时间、人数等简单信息，以不同的烽火道数报告敌情，达到及时调动军队出战。这种通讯方法应用的时间也很早，如西周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这种通讯的最大特点是传递消息迅速，如汉武帝时，大将卫青与霍去病率数十万大军分头出击匈奴，其时以举烽火为进军信号，从河西（今甘肃省）到辽东（今辽宁省），在长达万里的通讯之中，仅一天之内就告完成。但是，这种通讯的方法，其信息传递极为简单，难以完成较为完整、较为全面、信息量较大的信息传递任务。这种在通讯方面科学原理先进、技术手段上落后的古代通讯方法，没有发展到中高级阶段，至明清之际就弃之不用了。如今，在塞外大地上，这种通讯方法之用留下来的烽火台，还到处可见。

 

至于民间通讯，元代以前，一直是托人捎书的办法，到了明代，虽然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信局”，但由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由“民本位”转变为“君本位”，其民间通讯不仅起步很晚，而且发展也不快。

从交通通讯的历史发展上看问题，同样可以总结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经验教训：政治制度如何，指导思想如何，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当然，此亦更是一个哲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事物阴阳相交则通，通则和谐，通则发展，通则昌盛，昌盛则久远。事物阴阳不交则不通，不通则雍塞，雍塞则衰微，任何事物长期衰微就会走向灭亡。故，无论是治家、治国，交通问题不可以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