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编辑催生的大文豪

丁启阵

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次微生物课前放映的幻灯片，使得鲁迅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从此“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没有等到那个学年结束，他就弃医从文了。于1906年回到东京，开始了他通过“提倡文艺”来“改变(国民)精神”最终实现强国理想的计划。这一计划具体行动包括：阅读外国文学论著和作品，翻译介绍弱小民族作家的小说，撰写文艺论文，邀集朋友筹办文艺杂志(《新生》)。但是，想象中的杂志，因为撰稿人和资助者的相继离去，流产了。《新生》杂志的流产，对鲁迅的影响特别的大，他的“慷慨激昂”，被一盆凉水兜头浇得消失殆尽。

这个时候，鲁迅感到了“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悲哀和寂寞。

回国之后，先是为了生活而辗转，继而又有严峻的政治形势胁迫着，他“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具体地说，他的人生便只有了两件可做的事情：一是在教育部“枯坐牙门”，做他难得升迁的佥事兼科长；二是下班之后，不停地搜集、抄录古代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幸运的话，日居月诸，官职也许会略有提升，研究可能有几种成果出版。但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文学家鲁迅，也就没有了。

我们不能不惊叹于历史之手的神秘莫测：1918年，鲁迅的人生轨迹突然改变了。这一改变的影响和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造成鲁迅人生轨迹突然改变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条是：几位编辑的热心催稿。

第一个向鲁迅约稿，直接促成他这一转变的，是钱玄同。说得具体—点，就是1917年8-9月份某个夜晚钱、鲁在绍兴会馆鲁迅寓所那次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论难，钱玄同以“…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观点，说服鲁迅同意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描述过的这一次论难。在钱玄同这一方面，也许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约稿动员。但是，对鲁迅而言，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教育部任职之余从事文物研究的平静而单调的生活将要结束，从此走上一条艰辛、曲折、复杂的白话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鼓吹者的道路。这—转变，既是他早年文艺强国梦的一种继续，同时也是一次新的自我挑战。

    鲁迅接受钱玄同约稿建议的瞬间，心里多少有些无奈。他马上想到的是：“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呐喊·自序》)。而鲁迅自己对于这种既无赞同也无反对的处境所带给人的悲哀与无聊，是曾有过切身感受的。他答应写文章，是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有相当多的同病相怜成分。

    鲁迅答应给《新青年》写稿的时间是在1917年8-9月份，但是他真正付诸行动，却是在1918年的春天。他的第—批白话文学作品，包括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发表在l 9l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写作时间，《狂人日记》在收入《呐喊》时署“一九一八年四月”。所以应该说，鲁迅在二十世纪白话文学史上的出现，论决定是在1917年初秋时分，论创作则是在1918年春天。《狂人日记》发表之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呐喊·自序》)。所以，我们把1918年当作鲁迅新文学运动的真正开端。

    从答应写文章到动手写作，鲁迅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为期不短。其中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他还没有作出放弃搜集、研究古代造像和墓志等拓本的决定。在他心里，给杂志写文章还只是偶尔为之的事情；二是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有感而后发，决不以无病呻吟来塞责。鲁迅一开始就是一个冷静而有使命感的作家，他既要挖出社会和民族的病根，同时又要努力找到一种最有力的文学表现，即讲究技巧的圆熟。他决不是感性冲动的“才子”型作家，他也不会做倚马千言的挥洒文章。

    鲁迅转变的完成，决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是相当的缓慢。这从他创作的数量和兴趣转移的过程都不难看出。看鲁迅兴趣转移的过程，浏览他的书帐是个简单有效的办法。请看：

      1914年：开始购买造像、墓志等金石拓本；

      1916-20年：基本上只买造像、墓志等金石拓本；

      1921年：开始恢复购买古籍，如小说；

      1924年：开始购买外国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著作；

      1925年以后：不再购买各类金石拓木。

从这个简单的归纳可以看到，他对于金石拓本的搜集整理兴趣，前后持续了十年时间，其中在他新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之后，还坚持了五六年。研究的兴趣就更是持久，到了1929年，他还不甘心于《中国字体史》的没有条件撰写(《两地书·北平—上海》)。

    跟兴趣转移的缓慢相应，鲁迅在开头几年的写作数量也是偏少的，《呐喊》里的十五篇短篇小说(有几篇实际上只是微型小说)前后写了差不多年五年时间，里边的好些篇还是在编辑们的再三催促下才写出来的。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下陈独秀和孙伏园。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小说，《狂人日记》之外，还有《孔乙己》、《药》、《风波》、《故乡》诸篇，大半可说是陈独秀催出来的。鲁迅自己就曾说过，“…《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事实上，陈独秀为了让鲁迅写小说，不光向他本人催索，还委托周作人代为敦促。例如，1920年3月11日致周作人信上，他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8月22日信上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众所周知，《阿Q正传》这篇鲁迅最长的小说，是任《京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一节一节地催出来的。催稿的情景还颇为有趣：孙伏园总是笑嘻嘻的，每星期找一回鲁迅，“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鲁迅只得又写出一节。(《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鲁迅如此地懒于创作，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注意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是据我看，鲁迅那个时候研究文物的兴趣实在太浓厚了，其次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同时写杂感也有—定的兴趣，小说创作不过是余事而已。

不妨说，鲁迅是钱玄同“辩出”，陈独秀、孙伏园“催出”的伟大小说家。韩愈曾有名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借用到这里，也可以说：世有好编辑，然后有好作家。大体也说得过去。读鲁迅小说，掩卷遥想当年陈独秀、钱玄同、孙伏园等人的风采，也是令人憬往的。

节选自旧稿《1918：鲁迅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