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号，有朋友在她母校开演唱会，我也第一次走进武汉音乐学院。校舍还能看到当初的些许模样，清末民初这里曾是陆军学堂，当年的老树，而今听到的是琴声与歌唱了。

  我很早就知道武汉音乐学院的名字，当年就有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学考到该校，后来听说离婚后去了美国。我以为和这个学校就非亲非故了，漫无目标地闲逛。没想到演出刚完，有一位大姐来到后台，突然问我还记得不记得她？看她的相貌我真是陌生，她报出姓名，我一下想起来她是我们小学宣传队的，她比我大一些，也比我们那位拉小提琴的同学出来得还早，是在这里上的附中，我已经忘了。

  我努力回忆着她当年的模样，渐渐有了糊糊的印象，她梳着两个小辫儿，白衬衫、绿裙子、扎着红领巾，坐在乐队的中间敲扬琴，有时也敲木琴《小松树快长大》。随即，也想到了我们的宣传队——郑州市优胜路小学宣传队。

  文革时代，文艺也真是被革了命，除了样板戏之外，人们能看到的歌舞节目几乎只有业余宣传队演出了。厂矿、部队、学校的宣传队应运而生，我们优胜路小学的宣传队，就是郑州市小学中最好的，当时老师们学习榜样是南京的“小红花”。

  我们的宣传队不但参加市、区组织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还经常为到学校参观的外宾演出，那时到中国旅游的外宾只能按照安排的线路和项目参观，我们学校就是个“窗口”。我们小学还有一个能装二百人左右的排演厅，随便一演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节目。记得每到外宾来时，我们都把排演厅打扫干净，放好桌椅，铺上桌布，用小盘子装上糖果和郑州产的“彩蝶”烟，摆好。记不得那些外宾都来自哪些国家了，只记得他们都是香喷喷的，戴着大墨镜，手里拿着照相机，还第一次看到一找就能出照片的相机。记得有一次一个外宾留在桌子上一个小方块儿，老师就赶快送到外办的同志手里，后来听说那位外宾很感谢，说那是一块可以充电的电池，我们都奇怪他们的电池是方的而且还能充电。我们的宣传队还经常应邀到外面演出，不但是上大舞台，而且演完大都还有会餐，所以宣传队的孩子自然比其他同学见多识广，大都很能“喷”（类似于北京话能侃）。

  出去演出，既能给别的单位组台，我们自己也能单独撑一台。合唱、独唱、器乐合奏独奏、舞蹈、曲艺，节目丰富，又都是小孩儿表演，所以无论到哪里都很受欢迎。阵容也很强大，那时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常常是大合唱《浏阳河》，上场口一侧以二胡小提琴等中西弦乐组成，另一侧是阮和大提琴等中低音器乐组，乐队首席就是坐在舞台中央的扬琴，乐队后排是打击乐，后面还有合唱队。一派专业团体的架势。平时宣传队也要求很严，舞蹈和器乐演员早上要到校练功，下午放了学也常常集合排练。集合时，那个排演厅也是济济一堂，足见兵强马壮。

  我去得晚，上五年级时我家搬家，转学进了优胜路小学，也很快被吸纳进宣传队，我以前顶多朗诵过，也并无特长，兴许是老师看见我在学校大会上发言不怯场而已。所以进了宣传队只能跑龙套，参加合唱，跟着打镲，最大的戏份是在舞蹈《一张电影票》中演一个卖票的老头。

  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实际上却影响了我的人生。参加了演出，我也跟着上了郑州大大小小剧场的舞台，还来到河南电视台录制节目，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自己。我们的宣传队被河南电视台命名为河南电视台少儿演播队，我们是第一批队员。

  这是我最早与艺术结缘，虽然谈不上开始追求艺术，至少是在一个少年心中埋下了艺术的种子。这一切又都是那么的偶然。如果不是搬家转学，那时我父母也肯定不会有意择校送我去优胜路小学，就不会进入宣传队，就不会那么早上台表演，就不会让自己、让父母相信我可以站到舞台上，就不会有后来报考广播学院的念头，就不会……所有这些都是那时想不到的，可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少儿演播队”的那么都优秀的队员，今天竟然只有我一个以“电视演播”为生。

  我们的优胜路小学宣传队——河南电视台少儿演播队，也真是人才济济，尽管还都是小学生，不少人在当是已经显示了出众的才华。

  宣传队的队长叫汪国强，个子不高，却是宣传队的灵魂人物，也是每次演出的亮点。他的拿手节目是手风琴自拉自唱，代表曲目叫《小司机》，最后一句是唱汽车喇叭的声音：嘀嘀——，同时也把手风琴的风箱叶完全拉开，很有气势，总会赢得满堂彩。宣传队的男生都很服他。他的家庭离学校很近，是搬运社的子弟。现在想来很奇特，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大片平房区，是搬运工人的宿舍，那个时候搬运工人的单位大概叫“社”，所以就把那一片叫搬运社。那会儿，搬运工还主要是用架子车，比农村的架子车加长了许多，平板车上常常拉些钢筋等，完全靠人力。所以，也经常能看到一家人前拉后推，运送一车货物。搬运社里大概是以家为单位派活，我们班上搬运社的子弟还经常要请假去帮着推车。那时还真是崇尚“劳动最光荣”，学校和同学都支持，还会给他们补课。只是，搬运工喝酒的多，孩子挨打的也多，搬运社的子弟在学校也自成一帮，有出息的不多。汪国强当属搬运社子弟中最有出息的了。不知道他当年演唱《小司机》的时候，真实的想法是啥？是长大了真当汽车司机，帮父亲送货吗？我们当时都认为他是要当艺术家的。

  宣传队里女生的队长叫丁艺杰，我们的报幕员。总是微微昂着头，站着丁字步，字正腔圆地站在台上。我那时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一个人站在台上对那么多人说话也不害怕。用成人的眼光看，她应该也是很有水平的，那会儿省市里有啥大活动，她就和大人们一起报幕，在电视台也是她报幕。她要是能一直报到今天，从艺时间有三十多年了。我想她后来应该是有机会继续在舞台上报幕的，拿怕参加主持人大赛，她也能脱颖而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没有再看到她？

  我前面说的在武汉见到的敲扬琴的学姐姓谢，她弟弟也在宣传队，也敲扬琴敲木琴，常与姐姐同台演奏。姐弟同在的还有荆亚涛，他吹唢呐，总是《扬鞭催马运粮忙》，姐姐弹阮。另外还有一对金氏姐弟，虽然他们俩不在我们学校，我们有演出也总请他们。姐姐拉大提琴，弟弟拉小提琴，我最早听到的《新疆之春》就是他们演奏的。他们的父亲好象是搞专业。姐弟俩学琴也很早，姐姐那会儿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好象叫金焰。有机会问问小提琴家薛伟，他那时也在郑州学琴，应该知道这对姐弟的踪影。不知道姐弟俩是否依然相随，是否依然与提琴相伴？

  宣传队的舞蹈节目也很出色，基本都是女孩子，练功练得也很扎实，每天都要把杆。男生跳舞的很少，也不会让我这个没有任何基本功的人上去演出。能跳的一个叫陈瑞群，他个子高大，可以演解放军之类的角色，但他主要的任务是说快板和敲边鼓。另一个就是惟一的男舞蹈演员了，叫小李斌，既因为还有一个吹小号也叫李斌，也因为他年纪也是最小的。小李斌活泼可爱，是全队的小弟弟。跳舞也早，下腰劈叉轻而易举，所有小朋友的角色都非他莫属。大家都很爱护他，记得那时他父母正闹离婚，老师和大一点的同学就常把他带回自己家吃住。后来小李斌也上了我们很多宣传队去的七中，但上了中学后就象变了个人，少言寡语，不知道是没有了舞蹈，还是因为父母的离婚？

  那真是一段单纯而快乐的时光。所有的人练乐习舞并不为什么具体目标。或是受家长影响，或是被学校发现，进了宣传队也就学了一技之长。排练和演出也不为了加分和升级，甚至没有人考虑未来的生计，最功利的目的也许就是将来可以当文艺兵，不用下乡。社会生活的单一，让大家的目的也简单，只是为了艺术。1977年，这种简单被打破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让人们的欲念也迸发了。我和宣传队的大多数同学也在这一年进如了中学，比我大的同学已经在我们小学上了一年的“戴帽”班（小学教中学的课）。从此，我们集体告别了优胜路小学。

  有网友问：你写“为艺术”分了上和中，写“为爱情”会写几篇呢？我担心这一篇也没得写。我们实在是在压抑爱情的年代开始眺望青春的。

  我们那批宣传队的孩子大多在六二年到六六年出生，从“困难年代”到“十年动乱”， 我们国家也正逢物质匮乏和精神失常。孩子们从小发育得就比不上现在的孩子，明白事情就更显愚钝了。记得有些稍大的女孩子穿演出服时，已经稍显丰满，有男生还问女孩：为什么你们衬衣里面还背两条带子？让哪几个女孩红了脸。

  77年，我们宣传队基本上整体去了七中。大家还常在一起排练演出，这时候开始听说：谁和谁放学一路走了。说者和听者也都是鬼鬼祟祟的，老师更是严加斥责，甚至还有女生收到纸条后，吓得把它交给老师。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干着很可怕的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电台里播送了一篇小说，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播讲者好象叫陈阿喜，一个甜美的女声。其中，女主人公有一句嗔怪她心仪男子的话：“你真傻！”。让我们那些天天抱着收音机听小说的半大小子，似懂非懂地心旌摇荡，偷偷议论着从未听到过的“爱情”。

  94年，我主持《12演播室》的“爱情与婚姻特别节目”，邀请了刘心武来当嘉宾，我向他讲了这一段往事，他也坦言他当年抛出“爱情小说”的压力和受欢迎的程度。我说这篇小说代表着新时期爱情冰河的解冻，他表示认可。从窃窃私语到一篇小说，我们的青春期开始了，这样的起步注定脚步蹒跚。顺便说一句，初二时我们学《生理卫生》，第十章《生殖系统》是不讲的。

  长期的禁爱意识刚刚松动，我们并非开始沐浴春风。恢复高考的消息也在这个时间传来，文革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卖的比刘心武的小说更火。每个家长都明确了目标：考大学。社会一下从无意识变得意识统一了。

  从此，吹拉弹唱、蹦蹦跳跳，开始被看做不务正业，更不要说偷偷摸摸地谈情说爱了。学好数理化，走变天下都不怕，成了口号。有一天，学校要排节目，我不敢实说，就告诉父亲晚上要补课，结果父亲还是偷偷跟着我来到学校，回家后告诉我：排节目不是坏事，艺多不压身。父亲的态度让我终身受益。那时我们院里有一个礼堂，经常放电影，有复影的老片，也有新片，一般是一次放两部。我基本都看了，这在我们那些同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如此，今天我主持有关老电影的栏目《童心回放》，给了当年的积累一个回放的机会，正是磨刀不误砍柴功啊。

  其他同学大都是把精力放在了考学上，而且还都要力争考理工类专业，二三流的学生才去考虑文史类专业，谁要说要考艺术专业——除了美术，其他基本上被人们看作是不务正业。宣传队也就渐渐不集合了。所以，我们那么多文艺人才，只有吹小号的李斌考了中国音乐学院的附中，敲扬琴的谢莉莉考了武汉音乐学院的附中。别的都铆着劲要考正经大学的，他们本来都很聪明，也就都很有追求。可结果并不理想，尽管是后话，却是当年的猛然掉头决定了的。

  我们学习的经历相近，爱情的遭遇也应该相似。考完初中后，我给我们班的一个女孩儿写了我平生第一封向女生示好的信。信是寄到她父亲单位的，我留的地址是我父亲的单位。收到信件，父亲并没有拆看，也不问什么，只是以很特别的神情把信交给我我。我现在想，作为父亲他在那时已经很不容易这样了。但回信却有着典型的时代特点，那个女孩直接提醒我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并要争取早日入团。由此，大家应该相信我们那个时代的爱情都会开始得很晚。不正常的环境能孕育正常的爱，那才奇怪了。

  年少无知，开始了单纯地学艺，早早地发现了自己的才干，我们多了几分幸运，这是我们的偶然；茫然跟从，放弃才艺，我们无法把握自己，在追求中迷失，这是时代的偶然；人到中年，一个个婚离爱弃，无论事业如何，却一样遭遇生活的考验，难道是我们和时代共同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