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胡温政府上任以来，对民生做了最大关注，也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战略部署，取消了沿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网开始恢复，取消了中小学学杂费，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同时每到春节等重大节日，胡温领导人便放弃与家人团聚，到贫困地区与民同乐。这都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重大表现。说明我们这届政府确实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在改善民生问题上，我们还任重道远，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如控制房价增长过快，解决住房难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疗改革问题；大学收费高与教育不公问题；社会就业难问题等。我想这届政府，包括下届政府对民生问题还会给予最大的关注，还会拿出较大精力解决民生问题。
但是，我认为，民生问题，实质上是社会公平问题，最终是民权问题。以前我们之所以在民生问题上出了那么多问题，主要是社会不公造成的，是权利分配不公问题。比如说，城乡差别拉大，是城与乡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分配不合理问题；房价增长过快，是国家控制不力，房地产寡头垄断土地和建筑资源问题；看病难是社会阶层对社会医疗和公共卫生资源占有不合理问题；就业难是就业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仍然是分配不公问题。因此，我认为解决民生的根本问题，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好民权问题，是如何保护公民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问题。只有建立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使民权得到了有效保障，才能使民生得到最有效的保证。民生是民权的具体体现；民权是民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如何才能保证民生有个最佳状态，实现民权最高目标呢？关键在于民主化进程。民主是保证民生，保护民权的最重要措施。
1945年，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的非常正确。民主是跳出这可怕周期率的最有效办法，是保证执政党永葆青春的最佳秘方。民主的作用和威力是无穷大的，她可以使执政党跳出可怕的“人亡政息”周期率，更可以使国家的民生和民权得到最可靠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民生和民权问题，加快民主化进程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选择，真正让人民起到当家作主的作用。
当然，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要的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我们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我们也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在民主化进程上也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取消等额选举制，全面实行差额选举；我们不可以搞多党竞选制，是否可以实行党内竞选制；是否可以强化人大的监督管理职能，真正发挥人大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是否可以适当扩大一些地方自治的权力等。
总之，我认为，改善民生的最终目标是保护好民权，而保护好民权的关键在于搞好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党和国家领导已经开始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了，完善保护人权机制和加快民主化进程的步伐也会不断加快的。
在改善民生问题上，我们还任重道远，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如控制房价增长过快，解决住房难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疗改革问题；大学收费高与教育不公问题；社会就业难问题等。我想这届政府，包括下届政府对民生问题还会给予最大的关注，还会拿出较大精力解决民生问题。
但是，我认为，民生问题，实质上是社会公平问题，最终是民权问题。以前我们之所以在民生问题上出了那么多问题，主要是社会不公造成的，是权利分配不公问题。比如说，城乡差别拉大，是城与乡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分配不合理问题；房价增长过快，是国家控制不力，房地产寡头垄断土地和建筑资源问题；看病难是社会阶层对社会医疗和公共卫生资源占有不合理问题；就业难是就业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仍然是分配不公问题。因此，我认为解决民生的根本问题，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好民权问题，是如何保护公民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问题。只有建立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使民权得到了有效保障，才能使民生得到最有效的保证。民生是民权的具体体现；民权是民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如何才能保证民生有个最佳状态，实现民权最高目标呢？关键在于民主化进程。民主是保证民生，保护民权的最重要措施。
1945年，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的非常正确。民主是跳出这可怕周期率的最有效办法，是保证执政党永葆青春的最佳秘方。民主的作用和威力是无穷大的，她可以使执政党跳出可怕的“人亡政息”周期率，更可以使国家的民生和民权得到最可靠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民生和民权问题，加快民主化进程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选择，真正让人民起到当家作主的作用。
当然，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要的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我们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我们也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在民主化进程上也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取消等额选举制，全面实行差额选举；我们不可以搞多党竞选制，是否可以实行党内竞选制；是否可以强化人大的监督管理职能，真正发挥人大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是否可以适当扩大一些地方自治的权力等。
总之，我认为，改善民生的最终目标是保护好民权，而保护好民权的关键在于搞好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党和国家领导已经开始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了，完善保护人权机制和加快民主化进程的步伐也会不断加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