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讨薪水，民工兄弟们可谓想方设法殚精竭虑，悲惨的现实逼得他们“创意”迭出，下跪、自焚、爬吊塔、上楼顶、喝农药……男民工说要出卖妻子乳房讨薪，女民工干脆就裸体讨薪了。结果还是一样，一文工钱也要不回来。有一位怀孕的女民工向老板讨薪，被踢得遍体鳞伤，流产了。正在我为民工兄弟欲哭无泪之时，去年9月上旬诞生了一个新奇的名词叫“太太讨薪队”，说的是民工们没有得到工薪，讨薪不成，他们的妻子或母亲们结伙而去，终于讨薪成功的新闻故事。但个中的艰辛悲苦却远非常人可以想象。

“太太”们先到该省的城市，先找到当地的记者见面。她们在记者面前，说着说着就痛哭，哭着哭着就倒地，再继续痛哭。然后向工地进发。据称，此前，男人们去讨薪，资方的人手握报纸包裹着的钢条来“接见”，男人们见势不妙赶快不战而退。“太太”们以为资方总不至于殴打妇女，何况对方是国有大公司呢。可是，她们想错了。她们在夜晚11点到达那个工地，那是一个荒山野岭，凌晨两点前就被打了三次。后方的男人们急得团团转，几个手机打到没有电。当晚，在记载的提示下男人们打电话报了警，但正如他们说的那样，果然“没用”，“都是别人买通了的”；大约凌晨3点，后方男人们得到消息，工地上现存的100多位民工看到妇女们的待遇，推人及己，担心自己的下一步也是这等下场，决定第二天停工声援。第二天是星期五，前方的妇女们很焦躁，有一位已经爬上了70米高的施工吊塔，意味着施工需要停止。后方的男人们还是束手无策。记者只好打电话告官，省委省府，州委州府，市委市府，省信访，州信访，市信访，电话都打遍了，但多数办公室没人接听，多数信访电话不能通过114查寻，就是接通了的也是不得要领。快下班时，终于找到了属地县级市信访办的电话。记者改变了策略，“威胁”那个接电话的女士说，你必须赶快向你们的主要领导汇报，你们的管辖地出现了损害和谐稳定大好局面的群体性事件，在十七大召开前，你们就这样献礼吗，事情闹大了你们的书记和市长顶得住吗。该女士这才急了，说，你别说了，我们已经在汇报了！后来情况开始出现转机。资方的车把妇女们送到了市医院，在最后的谈判中，妇女们获得8万元医疗赔偿，两百多万元劳务费也达成了支付方案，“太太”们终获“惨胜”。（《报刊文摘》2007年10月31日）

干活赚钱，天经地义，如今，这应得的工钱竟然要一群妇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讨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现实啊！

当然，应该承认，为了农民工拿到血汗钱，中央政府的决心下得不可谓不大，地方政府的举措出台得不可谓不多，然而依然年年清欠年年欠，欠薪问题竟成了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这与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用法律严惩欠薪老板有关。还是让我们看看香港是怎么做的吧。《香港雇佣条例》明确规定，从2006年3月30日起，香港企业雇主如不按时履行支付工资及雇佣合同责任，完成年终到期需要支付的款项，最高罚则已提高至罚款35万港元及监禁三年的刑罚。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要动真格的。《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1月14日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去年共审结违例欠薪个案1043起，被定罪785起，分别较2005年增加14.9%及33.7%，是历来最高数字。其中，去年有两名公司董事及1名雇主因违例欠薪被判监禁，1名雇主被判罚款11.4万港元。

再反观内地，拖欠民工工资的老板不在少数，即便政府措施再强硬，即使被法院强制，他们也常常是一点一点地“挤牙膏”来应付，还不必支付农民工讨薪成本，更少有因此“蹲进大狱”的。如此“温柔”的致富环境，欠薪才是正常的，不欠薪才是反常的。如果欠薪在中国有可能被裁决为犯罪，如果欠薪在中国有可能蹲进大狱，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雇主，恐怕不敢公然藐视法律甚或对抗法律。香港去年只有“两名公司董事及1名雇主因违例欠薪被判监禁”，这可能就是重要原因。欠薪的实质，是将应属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本质上是一种侵占行为，与强盗相比，只是手段的不同而已，甚至比强盗还可恶可恨。因此欠薪被“定罪”，一点也不为过。

什么时候欠薪成了犯罪行为，政府能按照这样的强硬手段去严厉打击，那么，每到年头岁尾，“讨薪”的幽灵便不会在中国大地上空游荡了。到时，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成。

2008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