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标志城”引发的争论，使我看到，在这片文化焦渴和风化严重的土地上空，有一只巨大的眼睛，目睹着文化饥渴的人们的挣扎和努力，滴下了一滴悲悯的眼泪。
——引子
“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争论所曝露的深层问题
山东省政府在3月1日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要在山东济宁市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了第一波争议，即“文化标志城”到底要以什么来标志！紧接着，便是3月9日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两会”上的发言，要把该项目推销给国家，要用国家的钱来填这个“洞”，她报出的数字是300亿。这便引发了第二波争论。这第二波争论使争论升级，有一百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反对，并引出了新的问题：该不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建该项目？这个项目会不会破坏世界文化遗产？
很清楚，项目倡导方是经过精心策划过的：先是新闻发布会，紧接着在“两会”上提案，使该项目成为国家意志。显然，第一波争论是项目倡导方估计到的，但是这第二波争论如此激烈，可能是他们原来没有预料到的。因为如果只有第一波限于网民的质疑和批评，项目倡导方根本就可以置之不理，但有了第二波升级的争论，就迫使项目倡导方出来回应，也使葛剑雄教授这个“文化副都”概念的发明者出来吐苦水。
无论这一争论的最后结果如何，目前这一争论已经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最有文化含义的部分，是这个争论本身，而不是“中华文化标志城”本身。对这一文化事件作出贡献的是现在的媒介，如《南方都市报》，一百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和敢于参与批判的众多网民，当然也包括葛剑雄教授对学理底线的某种守护。
之所以说这个争论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历史事件，主要是这一争论曝露了一系列深层问题。
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和重大项目审批制度的立法缺失
从项目方的陈述看，项目策划人最初的目标是一个地方城市规划项目，后来才与什么“文化纽带工程”连接，然后再被注入什么“标志城”、“文化圣城”、“精神家园”等；而在这次会议中孙委员的发言中，又将这一项目与最新的确立“核心价值”、“国家文化发展重大战略”等联接起来，以使其获得在国家层面上的合法化叙事。
葛剑雄教授的目光是透彻的，他看穿了这个项目除了获得国家授权，而且是“惟一性”的，“文化标志城”才能获得权威性。否则就放弃。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项目方必须给这个项目附加夸张的、荒唐的功能，以便博弈国家财政支持，而不再顾忌该项目能否承担和如何承担这些功能。他们要斗胆给全国人民“卖拐”：先说全国人民有文化认同危机、信仰危机、传统文化断裂、没有精神家园等等，然后说我这个“标志城”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拐”你得买。
从最实际利益层面说，这是地方利益与中央财政之间的一场博弈。因为中央财政是最大的河，地方的小河如何才能源源不断，那就得想办法从大河引水。每年的“两会”都会上演这样的激烈的博弈。只要存在中央财政与地方利益之间微妙关系，这种博弈就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正当的。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建设，在某地方投资建设重大的国家战略项目，也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如何博弈？
在争论的反对方面，突现了一种直观的看法：该项目倡导方在“圈钱”，当然也在“圈地”，而纳税人的钱不该这样被圈走。政协的侯委员的反对就直击这一点：纳税人的钱不该这么花！
反过来说，纳税人的钱总是要通过投向国家项目或地方项目来花出去的，为什么就不能给济宁市呢？给济宁就是“圈钱”、“圈地”？为什么对这一博弈会有如此的直接印象呢？
而项目倡导方以及葛教授也有所担心，担心国内别的地方也来争建“文化标志城”，后果是“文化标志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担忧呢？所有真一切晾出了目前情况下一种什么样的博弈环境呢？
这其实就彰显出了目前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博弈的一系列问题，核心是纳税人的钱该怎么花、通过什么公正程序来花，才能获得最大增殖效益？
当然，我们有行政审批制度，但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在政府职能转换以及科学发展观下，认真反思；同时，重大的、国家战略性项目（除国防项目外）的确定，应该由行政审批向“两会辩论”下的立法审批转换，这样才能融汇中央、地方和第三方的多重智慧和多重视野，将重大项目审批纳入理性程序之中。
二、我们应该怎样进行文化建设？
该项目倡导方和葛剑雄教授在项目建设上，都看到了核心点：“文化标志城”只有在“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具有“惟一性”、“权威性”。那么这里面彰显出了他们所确认的一种文化建设路径：文化建设要走“计划”。而反对方则认为，这样的“计划”、“授权”根本搞不出文化来。
“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的争论所曝露的第二个深层次问题是：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是按照高度“计划”的方式，还是应该走别的路？
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集中进行的是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反思，解决的是经济建设如何符合经济规律的问题。最后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如何进行文化建设的反思，如何使文化建设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反思，我们却一直没有进行，仍然在按“计划”的方式在搞文化建设。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文化问题，就与这个文化发展的高度“计划”性有关。
可以说，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是按照统一计划进行的。从“批胡风”、“反右”、“文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批孔”都涉及文化建设的这一统一计划路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样的发展文化的方式没有进行深入的反思。甚至于我们在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文化建设的问题，如何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这样的问题都尚未思考或不能思考。更无法思考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样高度“计划”下的文化建设，得到的是什么，大家有目共睹。
中央和地方最近几年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但是当大家进入文化产业的时候，发现了产业条件下的文化发展需要更多的文化原创性和智慧，方能参与国际间的文化产业竞争，方能与国外大量涌入的知识产权产品争夺市场。此时，业界普遍感到是原创力的不足，甚至匮乏。如果仍然按照“计划”来进行文化产业发展，那么，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
确实，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反思高度“计划”的文化建设的路子的时候了。
三、是“发展”古代文化还是解放文化原创力？
“中华文化标志城”所引发争论彰显的第三深层问题：今天我们是要发展现代文化，还是“发展”古代文化？
显然，该项目倡导方是把古代文化作为我们今天文化发展的方向的。而葛剑雄教授的“战略规划”，也无非是在那里建一些博物馆，而且是将博物馆装到博物馆里去，然后人们都到那里去膜拜、朝圣。
不仅“中华文化标志城”，还有几个重大的、投资过几十个亿的项目都是朝后看的：要重建圆明园，重建唐代大明宫……
无论是项目倡导方的计划，葛剑雄教授的“战略规划”，还是两院院士关于该项目的“倡议书”，都显示出一种统一逻辑和推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信仰缺失问题、精神家园问题等等，似乎都是传统文化断裂造成的。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方式，就是“复兴传统文化”，仿佛“惟有传统文化能够救中国”。
这里面彰显了一个主要的文化取向问题：我们一直在朝后看，一直在倒着走。结果是：将过去看成了我们的未来，将现代文化的发展问题切换成了如何“复兴”传统文化的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文化发展的传承性。但承认这一点并不必然意味着继承是文化发展的唯一路径。
现在，确实是我们该思考这些方面关键时刻了：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发展一直在朝后看？我们为什么会把过去看成我们的未来？我们为什么一直把传统文化看作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其实，我们是尼采所说的“失去神话的人”：“今天，这里站立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的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人们不妨自问，这种文化的如此狂热不安的亢奋，倘若不是饥馑者的急不可待、饥不择食，又是什么呢？”我们这些“形容枯槁的人”，只有将“中华文化标志城”作为我们解渴的圣泉，而不用去思考那圣泉能挤出几滴玉液。
在我看来，导致这一取向根本是，我们活着的人缺乏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创造性力量的匮乏，才导致我们去挖掘祖坟，去翻腾旧东西，以在那里面找到源头活水，以解文化创造力不足的饥渴。
结论或许并不难预见：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未来，那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还只有孔孟，只有儒家，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不过是传统文化的守墓人和抵押品而已。
或许我们真到了命运抉择的关头：是继续做传统文化的守墓人和抵押品，继续在文化上过饥肠辘辘的日子？还是解放每个人的文化创造力，从文化的个体生命的创造力中开出丰沛的文化之源？
2008年3月15日夜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