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西周后期国事衰微，周厉王乃无能之辈，民不堪命，国人议论之。厉王闻之大怒，下令神职人员——卫巫“监谤”，制造政治恐怖氛围，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洋洋自得，宰臣邵公却看到了万民沉默中的危机，向厉王进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以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厉王止谤的故事和邵公“口之宣言”的思想。

　　过往王朝覆灭者，因不知民情、不顺民意者居多，庙堂之上的天子怎样才能了解民意，避免百姓揭竿而起呢？邵公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民敢言，条条渠道都要开放才能最大可能地反映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和解决方案。作为天子的任务就是对民意做出足够的重视并斟酌之，“是以行事而不悖”。

　　什么是口？人有口仅仅是为了一口饭吗?邵公敏锐地指出，“口之宣言也”，人有口就是为了交流和议论。鲁迅先生曾直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作为君主、统治者或管理者，为什么非要面对这二难选择呢？为什么不使民敢言以次打破这危险的沉默呢？从百姓的议论中才能知道民心之向背，更能从民间发现更多的智慧。使民言并不止是为了避免社会动乱的危机（稳定），更能启发民智、运动民智。使问题得到开创性的解决，改善治理（发展）。

　　邵公所言，厉王不听，最终落得个被国人赶跑的下场，那么后人呢？历朝历代，不乏英明君主如唐宗宋祖者，也不乏智比邵公者，但更多的却是厉王之流。究其祸首，恐怕还是制度或“礼”的问题。礼是封建王朝强大的社会规范，君王也必须遵守。但却没有一条使民言的礼，君王不使民言并不违礼；制度更是缺失的，纳谏机制曾经造就了几个盛世，但这也仅仅是听臣言，而非使民言，更何况在强大的王权面前，制度或礼怎能不异化？

　　历史行进到民主社会，使民言的现代表述为“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了宪政要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从“为民者宣之使言”到“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是由人治到法治的质变，在这种变化中我不仅看到了历史的进步，而且看到了某些难免的遗憾。

　　邵公进言厉王的本意是使厉王了解民意、重视民意，并非要为民众争取什么言论自由权。而法治下的言论自由是站在公民的立场上捍卫自由主张权利的表现，至于统治者是否重视公民自由发表的言论则与言论自由权无关。所以在民主国家或处于民主化进程的国家，统治者及时地、主动地重视民意、顺应民意的程度是不容乐观的。更多的时候是统治者运用强大的行政权力干预民意代表机构，运用强大的舆论力量诱导了民意的趋从，统治集团甚至迎合小部分强势群体的所谓民意而与之一同压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多数派的真正民意。

　　所以言论自由是必须的，但却不足以形成真正的民意和力量，进而使民意在国家权力的层面取得胜利。与言论自由相适应地，还应该有掌握公权力者必须重视民意并对民意做出回应的制度。比如听证会，民众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就使馆个人利益的政策发表意见，而且作为民选政府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听取这种民意的表达。而现在的听证会则成为了一种摆设，民意成为了激进的代名词，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是“本政府在充分考虑民意的基础上”将早已拟好的方案稍稍改动一番，加上几句诸如“言论自由”、“保护中低收入者的利益”等众人皆知的谎言。

　　保护民意的制度如何设计呢？中国政坛近几年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商而优则仕”，许多国企老总例如中国铝业董事长郭声琨、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苗圩、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陈肇雄、中海油总经理、党组书记卫留成、中石化总经理、党组书记李毅中等等纷纷步入政坛出任省部级高官，这种现象似乎与中国政府力求树立高效形象有关。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驱动下都将客户作为上帝，在企业内部也实行高效而人性化的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开创群策群力，共谋发展的局面。正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权力机关是否也应该向市场主体（企业）学习呢？除了继续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务员行列（但是政府的纳新能力毕竟有限），更为重要的是藏智于民，鼓励民间组织的发展，保障上下沟通渠道的畅通，改善全民参与讨论的模式（我始终认为依赖网上征求意见是政府懒惰的表现，在一个虚拟的、不怎么需要对言论负责的世界里，理性的声音常常淹没在随意宣泄的喧嚣中）。

　　唯此，言论自由权实质的社会价值才能超越形式的政治意义。

　　                                                    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