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前期的军阀中，阎锡山可以说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一般军阀只看重兵力、地盘、军费，而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则并不看重，谁的势力大就跟着谁跑。而阎锡山则不然，他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军事、教育、文化主张。这些同他孜孜不倦地带头进行理论研究是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阎锡山是一个学者型的军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阎锡山就意识到，他过去所采用的那套武力政策已经过时，要想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就必须尽快作出相应的改变。鉴于此，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1920年6月开始举行“进山（即今山西省政府院内的梅山）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研究、论证他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山会议”每星期三、六开会，每次4小时，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山西有水平、有地位的骨干分子和社会名流，最初只有12人，后来增加到134人。阎锡山给会议提出了研究目标：“人群组织怎样对”的问题。他还给会议规定了三条研究公例：一是研究的结论必须对，即“得乎人心之所同然”的意思；二是研究的结论必须无父母，就是言行不掺杂成见的意思；三是研究的结论必须有儿子，就是不绝后，有发展前途的意思。从这个研究目标就可看出，阎锡山的学术研究不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而是相当有水平的。即便放到现在的一些学术研究中，比如得出“自行车比汽车还污染城市”，“改革过程当中，官员是利益损失最大的群体，最需要补偿”等等结论的学术研究，不但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禁不住慨叹：我们现在的一些专家学者，怎么连民国时期的一个军阀也比不上呢？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主张，“人群之真富真强真文明，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而对共产主义制度则认为是只有“人人为圣人斯可办到的制度”。对阎锡山提出的研究目标，会议给出的答案是：实行“村本政治”。后来，阎锡山就在他统治的农村里实行“村本政治”，不但有力地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而且在客观上也使社会秩序得到整顿，农村中的一些恶行陋习得到制约，一些不法行为得到遏止。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次空前的经济危机，自然影响到了中国，在全国学者、专家提倡“钱币革命”的呼声中，阎锡山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独树一帜，提出了“经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企图从根本上解决晋绥因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危机。为此，他抓住“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这个经济学命题深入研究。所谓“物产证券”，是阎锡山企图通过货币改革来摆脱经济危机的一项措施。即在他统治的区域内，实行“资本位”的货币政策，使资本实行公有，物产私有，废除“代金值”，用“物产证券”取代之。所谓“按劳分配”，是以“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现代井田”为前提，实现“农业社会主义”，主张劳动与享有的一致性。

阎锡山认为，一种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必须从正反两方面得到证实，才更具有说服力。因此，他在加工修改其理论的过程中，特邀请各方面的名人学者包括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与他当面展开辩论，以便通过辩论，使他的理论更丰富、更条理、更系统化。他说：“道理愈辩愈明，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的。让他们敞开讲一讲马克思主义，我也愿听听马克思谈的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还要请一批有学问的人来河边村，介绍外国的新学说、新发展，让咱们消化消化，好充实咱的理论。”他不但这样说了，也真的这样做了。讨论中提出了好多问题，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阎锡山虽然也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很不系统，很不完整，不好向理论家们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于是，阎锡山改变原来的计划，决定中间插入一个宣讲马克思主义的讲座。一共讲了3天，阎锡山一直坐在会场上认真地听讲，生怕听漏一句话。听讲中，他认真地作着笔录，还不时插话，提出一些问题，要求解答。讲完后，他深有感慨地说：“马克思真了不起！他分析观察事物，就像有一只显微镜，竟然能看到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不过，他把一切演变都看成是运动的必然准则，是忽视了人为的因素。如果照他的理论，那就用不着人为的革命了。可是，他还要号召人们起来革命，那就与他的理论自相矛盾了。”当时，有一位理论家坐在他的旁边，对他解释说：“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也是历史的必然。号召革命，只是为了加快社会变革的过程。” 阎锡山听后摇着头说：“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停了停，他又说：“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人们每天起来就是斗争，可是斗来斗去，除了斗得道德败坏，经济倒退，民不聊生，斗出一个千古浩劫外，又斗出了什么成就呢？现在听听阎锡山的这几句话，怎能不为他的远见卓识而喟然长叹呢？当然，阎锡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的论述是承认的。事后，他曾对人说：“我的那一套是吃不倒马克思的。”

阎锡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能提倡民主和学术自由，这是非常难得的。在辩论的过程当中，阎锡山是很开明的，他并不会因为对方提出反对他的观点，就乱扣帽子，或怀恨在心，而是以理服人。和他辩论过的人，包括不少共产党员，都受到了他的看重。比如第一个和他辩论了19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杜任之，辩论前心里总感不安，生怕冲撞了阎锡山而招来不测之祸。但经过一场辩论，杜任之不仅没有招来什么不测，反而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当杜任之提出要成立中外语文学会，介绍外国各种学说和有关知识时，阎锡山立即表示同意，并说：“我提倡民主和学术自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有行动。你就大胆地干吧，我会支持你的。” 中外语文学会成立后，创办了《中外论坛》杂志，不仅介绍外国各种学说，而且宣传马克思主义。再看看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及其它各大城市实行文化围剿，查禁各种革命刊物，而在太原，不仅能公开出版这样的刊物，并且能向上海、北京等城市发售，说明山西的政治气候是比较好的。更让现在的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和共产党红军作战，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山西省，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却可以公开在学校和公共场所演讲，宣传反法西斯和抗日思想，介绍人民阵线，而不受当局限制，这说明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确实具有民主和学术自由的气氛。

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阎锡山仍然以洁身自好自诩，坚持不看电影、不看戏、不赌博、不吸烟、不饮酒，也不参加剪彩、证婚之类的活动，一门心思做他的学问。此时，阎锡山虽然离开了政坛，又因嫌台北市区嘈杂，索性搬到僻静的菁山去隐居，很少出门，可是来访者仍络绎要不绝。这些来访者中，有政府官员，有军政首脑，有民意代表，还有企业家、学者教授、神甫教徒、新闻界人士，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他们来访，并非有意攀高结贵，主要是跟阎锡山探讨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双方谈话的内容广而杂，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社会道德等等，无所不包。他还和不少外国人有来往而且交谈较多。他和美国人佛格斯谈过“土地改革”，和蓝娜佛谈过“苏联问题”，和罗依斯谈过“山西实业”。一些日本人对他很感兴趣，不断登门求教。他和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讨论过日本的处境，和另一位记者小山武夫就“中日贸易提携”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还和松荣太郎、小林岩讨论了“中日贸易”的问题。澳洲大学教授林迈可、意大利记者巴吉利，曾专程到菁山拜访他，并和他交换了学术意见。台湾的著名历史学家唐祖培也曾与他数次交换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意见。台北学者范增田和方子樵是他的文友，常找阎锡山讨论“历代圣君贤相”和“孔子与中国历史及未来”等问题。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他还经常到一些高校和学术团体讲学，讲了《中国文化的真谛》、《中国政治的病根》、《孔学与中国的未来》等内容。另外，阎锡山又在阳明山推广他当年“进山会议”的做法，用召开座谈会的办法，组织有关人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作深入的理论探讨。

如今，阎锡山作古已经四十多年了。尽管他生前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没有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致败退台湾了此残身，但是，他为人的厚道，对待异己者的宽容，提倡民主和学术自由，这些闪光点在现在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