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见习记者 门君诚）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月20日通过媒体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后，陆续有农民工向本报反映其手机无法接通。记者昨日拨打发现其手机已设为中文秘书。三水区政府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胡小燕的手机打爆，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现在她的手机基本处于关机状态，一个小时仍有上千个未接电话。（4月2日《南方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媒体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报道三位农民工代表康厚明、朱雪芹、胡小燕，全国2亿农民工对他们也是寄予了诸多的期待。
我们只要好好地想一想，那些被推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哪个不是在一定范围内出类拔萃的？即使没有真本事，起码社会活动能力也是一流。本来，“农民工”一般是指没有城市户口却在城市打工的那部分人，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可处于弱势群体的人是很难被推荐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更别说是全国人大代表了。从今年“两会”这三位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看，他们分别是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朱雪芹、广东省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胡小燕、重庆城建控股（集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应该说，他们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了，有的甚至已经是社会成功人士了。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会有朱代表送孩子到最好学校的能力？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不是“城乡二元结构”作怪五十余年，如康厚明这类在一个专业做得非常不错的人，早就成为高级技工、成为工人了；要是没有户籍壁垒，他们早就是城市的一分子了。无论是他们在城市的工作时间，还是他们目前在企业中所处的位置，他们早就不是农民工了。
如果因为他们生长在农村，就硬给他们加一个“农民工代表”的头衔，那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民工”比例就极有可能过半了，其他代表即使无法加上“农民工代表”字样，但仍可以加上“农民工子女代表”或者“农民工后裔代表”的印记。
从“农民工”中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本意是希望这些代表能够更直接地代表这一庞大的群体说话，能更多地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都是在为温饱操劳，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研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他们一般文化素质较低，也难有享受再教育的机会，让真正的农民工去参政议政，恐怕也不容易替农民工把话说到点子上去。即使有真正的农民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可当他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后，也就不可能再有“农民工”的身份了，胡小燕的手机铃声改为公司的广告后，每小时1000多个未接电话也可创造不小的经济效益。
再说，替农民工说话的不一定非要是农民。我们知道，替农民说话说得最多的恐怕是温铁军，可他却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最直接触动中央对农业加大扶持力度的，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的一封信，他呼喊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最强音；茅于轼老先生一直为穷人办事，可他自己并不是穷人。
渲染“农民工人大代表”，归根结底还是在玩政治噱头，和改善农民工的政治待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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