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后，在刘家义、张自民的推荐下，2003年3月，何涛从助理审判员一步步升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
何涛行贿的事实已经被当做反腐教育的反面教材，在安徽省委政法委编撰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中详细记载。据了解，阜阳各级干部均认真学习了这本书。
然而，在两案判决内容公开报道半个月后的2007年2月17日，界首市换届选举中，何涛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4月1日中国青年报》）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三任院长相继失去人身自由，涉及下级官员及一般工作人员更是无数，这一在审判机关的大面积连环腐败案发生后，阜阳市有关部门在“稳定”的旗号下，不但没有让那些涉案人员得到应有的行政处分甚至法律制裁，竟然还让安徽省委政法委编撰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中的反面教员继续担任法院院长，实在难以说得过去。
按理说，行贿3.4万元就足够定行贿罪了；而作为一名法官，显然是执法犯法，理应加重处罚才对。可这位靠花钱卖来的院长，不但毫发无损，还在事发仅仅一年后继续得到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提名，并且获得界首市人大常委会的任命，继续担任法院院长。
阜阳的腐败也不仅局限于法院系统，其实已经涉及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方方面面。自肖作新开始，到王怀忠、尚军、刘家义、张自民案件，几年间受牵连的干部达八九百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其余也都是副科以上干部。这些干部，有少量人受贿，大多数是行贿买官办事者。去年，阜阳市决定“副处级以上干部由市纪委下结论，副处以下，由县(区)纪委负责下结论”后，使这些买来的乌纱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得到了升迁。
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不希望因大换血而导致某些机关瘫痪。事实上真会如此吗？肯定不会。
我们知道，中国机关的人员臃肿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阜阳市的人员臃肿在安徽省又是极为突出的，即使将这八九百人全部开除公职，阜阳市的各级机关也会照样运行。让买官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会制止犯罪；而清除了那些买官分子，机关的纯洁性才能得到提升，公务人员才会更加遵纪守法。阜阳市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阜阳市国家机关的形象决不是正面的。
阜阳市的这一决定，是典型的以纪代法行为。我们担心，如果这些人用屡试不爽的“送钱”行为去搞定市、县(区)纪委，腐败案岂不得到延续？市、县(区)纪委的同志就真的能刀枪不入？
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些花钱买来的官员，总不会做亏本的生意，他们总是要运用手中的权利不合法地赚回来。查处买官者却被确认其合法，就让买官者产生“只赚不亏”的意识，客观上可能起到鼓励买官的作用。
作为审判机关，法院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有理由怀疑，行贿15次、金额达3.4万买来的法院院长，他真能秉公办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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