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亚历山德拉•哈尼(Alexandra Harney)
在
深圳,新的一年并非从1月份开始,而是订单到达的那一刻。由于许多消费品行业——如玩具、服装、电子等行业——都依赖于圣诞购物季,因此,在这座位于中国南方的制造业城市,许多工厂在每年的中国农历新年期间(1月或2月)都会关门停产,要等接到订单后才会重新开工。有些可能只会停产几天,有些可能会停产一个月甚至更久——对于这些工厂的工人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他们在春节假期结束后回到深圳,吃得不错,但囊中羞涩。和美国的消费者一样,中国的农民工在节日之后也会紧张地核对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因为工厂停工是不发工资的。
2006年3月初,深圳日神羊绒纺织有限公司(Shenzhen Rishen Cashmere Textile)的工厂尚未开工。但是,在这儿工作的李芦媛(音译)从江西老家回来已经一个星期了。放假期间,她看看电视,出去走走,放放焰火,还去了当地山上的寺庙烧香许愿。她的愿望很明确:希望能挣到更多钱。
回到深圳后,一个阴霾的早晨,李芦媛起得很早。她穿上牛仔衣裤,走出工厂宿舍大楼,去买点菜做早饭。她的宿舍在817室,狭长的房间里放着6张上下铺,可以住12个姑娘。李芦媛回来时,屋里还关着灯。已经从老家返回深圳的室友还不多,此刻,她们正坐在床上看电视。
李芦媛和袁梦(音译)开始准备早饭。袁梦是她在厂里最好的朋友。她们在卫生间的水池上搁了块木板,把电饭煲放在上面,并倒了点油。袁梦等着油热起来,李芦媛的堂姐李芳(音译)端来切好的蘑菇,其中还夹杂着绿叶蔬菜。工厂开工时,她们只做简单的米粥当早饭,但今天有时间精心准备一下。李芦媛把蘑菇和蔬菜倒入锅里翻炒,加盐,然后尝了一口蘑菇。宿舍的门开着,她可以看见远方的高尔夫球场,那是有钱人消闲的地方。
饭做好了,李芦媛拔下电饭煲插头,在屋子中间倒放了一只红色的水桶,把水池上的那块木板拿来放在上面。姑娘们围坐在这个简易餐桌前开始吃饭,这时,李芦媛提起了一个大家熟悉的话题:放假在家时,家里给她介绍了个对象。他是干体力活的,给人装修房子。李芦媛和她的室友们都有同学留在乡村老家,已经结婚生子了。817室的姑娘们每次回家,家里人都会安排她们相亲,让她们赶快选个人嫁了。
放在乡下,20岁的李芦媛算是老姑娘了,但在深圳,她还太小,未到适婚年龄。她和袁梦(21岁)担心,一结婚会有更多责任。工厂的活已经够多了,甚至连男朋友也会成为负担。再等几年吧,她们跟家里说。
当天上午,姑娘们出门去看招工公告栏。有传言称,日神公司可能会裁员,或搬离市中心以降低成本。
公告栏上贴满了招聘广告:熨衣工,质检员,出纳员。芦媛拿出笔记本记下详细内容。回深圳后,她每天都在寻找新工作,逐家走访招人的工厂。有一家工厂让她参加数学考试,她没有通过。
另一家用英语问她:“How old are you?”“What's your name?”她也没有通过。
两年前,当李芦媛来到深圳工作时,和朋友们加入了一场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延续至今的接力赛。她们战胜了墨西哥加工出口区和香港公屋区的妇女,成为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她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价值,在每年涌入中国的数百亿美元外商投资中得以体现。但是,在参加工厂面试的同时,李芦媛也在零售行业寻找空缺。玩具店和服装店都以缺乏经验为由当场拒绝了她。袁梦解释道:“工作环境好的地方,要求都比较高。”
市场力量(劳动力、电力以及土地价格上涨)并不是迫使低端工作离开深圳的唯一原因。当地政府也在试图让她们走人。1980年时,深圳还只是一个渔村,现在却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港口。深圳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它城市的政府官员都和李芦媛一样,梦想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这些制造业城市正努力将自己重塑为高科技、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现代都市。在此过程中,李芦媛和她的朋友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一些工种被清理出城市——这也是她们所能胜任的工作。
那天晌午,李芦媛回到宿舍,转起呼拉圈。从公告栏上草草记下的工作信息中,一份收银员的工作似乎是最适合她的。这份工作只需要初中教育水平、脾气好和外向型性格。而李芦媛觉得自己有更多的东西。“要成为一个销售人员,”她说,“你必须得揣摩顾客的心理。”好的销售人员口才好,而且很机灵。他们知道该对顾客说什么,以说服他们买东西。
李芦媛说,她从一篇报纸文章中了解到,一些大学生也成为不了好的销售员。“我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但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做这份工作,”她说。为了证明,她还模仿了一个微笑服务的女售货员的腔调。她假装在问一位顾客:“小姐,您在找什么颜色?”
“您喜欢什么颜色?”
“如果您喜欢它,我就卖给您。”
“您穿那件衬衫很漂亮。”
“干嘛不买下呢?”
“太不公平了!”她哀叹道:“没有人给我机会去卖小东西,更别说汽车或房子了。”她的室友坐着听她说。她们没有特别大的野心。比如说袁梦,仅仅想要一份更高的薪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