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一种思想是以一组概念做支撑，这些概念相互联系、彼此互动，刚好描述了新型民族国家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与约定，甚至由此给出人类“群而有知”的社会一般状况——这时，它所启动的认知理性，就不再是思维理性，而是凭籍人的社会感官发掘出的人的社会生命理性。它是在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物本层面上全面昭示的人类理性！
————题记
引文：
当今社会，亟待需要一种帷幄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的统观视野。对此，人们天真地以为：人类的智慧之光（启动理性、形成概念、拓展哲学）——依然是一条可以企及的最佳捷径。
殊不知，从思维对存在的失落、到理性对自我意识的开解，人类只是在反思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上迈出了一小步。这期间人类在对自然的关系上还没有实实在在地干些什么。即便我们已经把认识终结在欲意把握的那类事物上，即便我们已经被智慧之光引领到事物本质的那个尽头，可是在我和自己同类相互一道的关系上，依然是彼此独立的、文化差异的、生命相殊的；人类同自然-宇宙的关系依然是透过这种十分脆弱的人本状态去建立。乃致看起来，我们人类个体的理性似乎是解放了，来在个体同他们生命类群相互一道的关系上——却历史地结下了各种祸端与孽源。
尽管人类依据个体思维理性的一惯原则，创造了现代人类文明，构成了可观的物质-精神财富。但是人们不愿相信：同样的理性原则，将会带给人类无法承受的发展危机！人类在扩充社会需求、无序竟争、理性创造的同时，也在他们异质文化的类群整体之间营造了日益复杂、把人类生产生活媾和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各类市场。这是一个把人的任何思维理性和创造需要植入其中的庞大市场；一个只受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内在生命约定来驱驶的存在领域；一个令意识个体束手无策、将人的意识置于不在场境地的陌生语境。
用概念直观世界所要言说的就是这样的市场、这样的领域、这样的语境。人类若避免正在面临的发展危机，就必须熟悉他们生存其中的全新市场和语境。
鉴于本文是在系列文章基础上写就的，有些概念早在其他行文中作过阐释，这里无法逐一赘述。
用概念去直观世界
关键词： 生命同质性 社会主体性
人的认知理性 人的社会生命理性
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历史现实，我们的哲学却依然在不同文化的语境内趑趄独行。它敦促人类，站在当下发展的历史高度上重新审度令人类困惑难当的复杂世界——从一种“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整体视角上看待人、看待社会、看待自然和宇宙。为此，它需要一种哲学，一种对我们人类说来，可以超越不同历史文化、具有某种同质性、且能引领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实践文化与哲学。
大家知道，关于‘地球村’的说法不再是个形容词。它已然作为一种实然的整体性存在，深深作用在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观念方式之中。
有鉴于此，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离散要素的形成与组合，不再是相对人们个体意识的有效性和价值性来运行，而是相对所有类群文化整体（所有民族国家）变换自然活动的主体性、整体有效性及其昭示在人们之间的属人文化（运作文化）来运行。
一个十分显见的事实：在所有全球化性质的事物当中『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立、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域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演进与整合』，每一项事物都以其关涉人类整体命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构成人的社会生命的一种发展维度。这个维度显然不是就某一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凸显，而是就他们文化类群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体性、整体有效性及其昭示在人们之间的类属价值来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凭籍个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去面对全球性事物的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现实和未来把这样一组全球事物摆在人类面前，那种依然把个体思维理性和哲学作为我们统观世界内在尺度的做法——早已无法承负人类生命理性之重！它启示我们：面对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人类个体的自然感观、思维理性已经无法从中寻找回馈理性精神之途，惟有通过他们文化类群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学会启动“人的社会感官”，方才构成人类理性精神生命持久之光。
然而，生命意识、生命行为、生命创造——发轫于独立个体的意识惯性何等强大，以致把他们同类共同发展、创造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存在，统统视为生命异物、理性对象，继而排挤在构成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的语境之外！以致对人类历史生成的发展现实、人的社会生命现实视而不见，甚至将人类历史上各自社会独立、利益整体攸关的文化主体、生命类群（民族国家）——任由那种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所谓普世价值随意切割！
为此，我们需要一种超越在理性个体和类群文化整体之上的人类哲学。一种试图在差异的意识个体之间、差异的文化类群之间寻求某种同质性的发展哲学。
这种哲学要求：当下的社会存在，必须是包含他者在内的社会主体性存在。那是人类在变换自然的活动中一种把人的心、身、情、意、思等社会生命样态，伸张在全部对象之中的社会生命存在；也是在人的认知关系、社会驾驭关系和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上从属于人的属人存在、文化存在。不仅如此，若从这些存在对人类生命活动的社会从属性关系上看，它们还是构成人类认知理性发生学之基础的生命同质性的社会存在。
因为，人的结构在对象世界的一切生命样态，都是通过人类变换自然活动，从对应自身生命官能的某种价值择取形式来确定的。它既说明了人类变换自然活动对应人类自身生命官能的生命性质（自然的同质性），也说明这个变换活动在他们同类之间价值择取形式上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社会性（类群整体的同质性）。而这双重同质性的历史存在，一旦演变成人的包含他者在内的社会主体性存在，它对于独立的意识个体而言，便具有了把人的心、身、情、意、思伸张在全部对象之中的社会生命性质；乃致具有这种生命伸张功能的主体性存在，势必在人的认知关系、社会驾驭关系和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上，呈现出为我客观化的（从属于人的）物在性质，彰显出把人皈依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文化属性。
以往人类的认知理性，大都表现为人类个体相较于对象存在的主体性、能动性、对象性、社会实践性和不断地自我反思。它（思维理性）完全是在个体认知这个自然同质性的认知原点上来发生的。正因为此，它使人的思维理性成为决定事物变化进程的最基础、最自由、最具变化性的一种，因而也是最富于创造力和最能在同类个体之间达成整体协一的认知理性。
尽管如此，人的认知理性总是在构成其发生学之基础的那个属人存在中来运行。随着人的认知理性伴随知识和文化的历史发展，人的共处在同一发展连续统之中的‘心’、‘身’、‘情’、‘意’、‘思’，势必在它们因人而动的各种对象化的社会形态上存留各种属人印记，人类的认知理性必然在这个新的发生学基础上创造出约归他们认知理性的属人文化。而这时，构成人类认知理性的发生学基础，已然具有了镌刻在他们类群整体之中某种属人印记和属人文化的社会同质性。需知，这时的同质性，不仅仅是认知理性的同质性，它已然包涵了确证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决定他们社会发展的某种制度文化的同质性。当我们言说‘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时，就是在这种同质性的基础上来理解人的认知理性的。
但是必须看到，人的确证在他们类群整体之中（确证在各自社会发展连续统之中）的认知理性，总是在历史地域上具有某种局限性，在文化心理上表现某种封闭和狭私性，因而在发展空间上严重规制（遏制）了人的原本最为活跃、最具创造力的认知理性。迄今为止，虽然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大都产生这个时期，但人类社会的许多悲剧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大量上演的；虽然人类在认知理性和学术规范上业已跨出各自的国界，人类的认知理性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在他们所在国度的单一发展向度的发生学基础之上。
试想，在自然历史上处于同等地位的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获得市场地位为何那么艰难，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建立为什么那般坎坷？制度文化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社会发展取向的迥异，为什么在南－北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造成那么多的纷争与动乱？不正是个体认知理性的无助、国家制度文化的乏善、类群社会之间文化心性的囚禁——才加剧并恶化了这样的历史结局吗？！所以，当人类的认知理性处在这样一种千疮百孔的发生学之基础，它已无力凭借抽象概念去直观世界，因为它压根就不具备直观世界所必须的类-我相通的社会同质性。
但同时不难发现，当认知理性在以个体作为认知原点（出发点和归宿），和以他们所在生存国度作为认知原点时（出发点和归宿），它们的知域构成彼此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们对世界构成的视野、角度、观念，各自直观世界的方式，以及由此呈现的世界面貌更是彼此迥异。由于这些差异和不同，构成了人类认知理性的无穷变数，使得人类的认知理性（在这种交织一起、充满变数和变化的属人世界中）显示出无穷魅力。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看不到对于每种认知理性、每个认知原点都具有发生学意义的那种同质性。人类的认知理性依然处在不断分化、彼此矛盾、相互异在的理性境地中。抑或说，由此链接的世界、展开的哲学——依然具有隔阂人类、隔阂自然、隔阂社会的分裂性质！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构成认知理性的发生学之基础的，既不能简单归于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个体，也不能简单归于他们所在的文化国度。它迫使我们思考：建立在怎样同质性的基础上，人的认知理性才能摆脱它对世界的分裂与困惑？
我在《认知主体的转换和语言式样的转换》一文写道：从前的哲学和语言，总是把思境之重心放在对象方面——用以‘思物’，因而比较抽象。这里，则将哲学的思境转移到人类“行思于物”的整体生命状态上，因而比较直观。同时指出：人的认知理性，只能在理性的认知范畴及其规范给人类个体实践的社会层面——解决人和对象世界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不能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整体互动层面（历史延伸层面）——昭示构成这种认知理性的内在联系。换言之，惟有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物本层面上，才能发现构成人类认知理性发生学之基础的同质性内涵。因为，只有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整体互动层面，才能凸显人类生命确然在自然-宇宙之中的主体性地位，才能昭示人的不同认知理性之间结构其中的内在联系与生命建构。
显然，认知理性发挥作用的范畴，包括人类个体实践的社会范畴，同人类变换自然的整体性活动，这两者压根就未处在同一层面！因为，能够把人的认知理性结构其中、媾和其上的那类事物和存在，决不是人们思维理性的现实证物，而是通过人类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对于他们社会生命中那种同质性的直观陈述。
于是就产生这样一种逻辑约定：作为认知理性发生学之基础的同质性，必须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属人存在，必须是携载不同认知理性及其历史演进过程的文化存在，必须是结构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之中因而最能彰显不同生命类群及其实践文化的生命存在。如果说，这种同质性仅仅是个体本身具有的，那么人的认知理性来的太抽象；如果说，这种同质性是属于某一类群的、某种文化的，那么这种认知理性未免太偏狭；如果说，这种同质性涵盖了所有生命类群及其实践文化，因而能够在它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生产生活中——能够以他们投身全球市场-文化运作的实践文化方式去运行人类的认知理性，那么这种存在，就一定是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主体性关系中全面升华与释放的社会生命存在。一种从悬殊的生命个体、差异的文化存在，乃至超然物上的人化世界中历史形成的（具有为我客观化性质的）属人存在。
确切地说，在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中能够历史伸张的——是人的社会生命；承载全部人类精神、诉说不同实践文化的——是人的社会生命；能够把不同历史社会中的异质文化、差异个体协同一起，并在他们/它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整体性关系中发掘类属价值的——还是人的社会生命。
笔者看来，人的社会生命理性（不同于人的思维理性），在本质上是人类以其变换自然的物在方式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物本理性。它在本质上，又是通过生命个体把自身以类属的文化约定、自由选择——而在人和自然的具体结合关系中历史形成的实践文化。那是一种在文化功能上可以把人的认知理性融合在不同文化类群、知觉在世界社会、通灵于生生宇宙的实践文化。
因而，人的社会生命，必定是在‘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现实发展中，经由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及其互动相生的实践文化共同展开的。以至，无论属于人对世界的那一种‘实践文化’，人的认知理性和概念，总要在他们社会生命所媾和的不同层面上，信守着人的社会主体性、知域涵合性、物-我同一性、和生命直观性的基础性原则。因而总要把人们的观念意识、主体性行为乃至他们的类群文化——实践地媾和在物本层面的世界社会里；把人们从这个认知原点上预设的属人存在、发掘的类属价值、观照的宇宙规律——理论地凸显在人的社会生命中。
换言之，只有当构成人类认知理性的发生学基础发生了这种同质性的历史改变，方能运用与之相适合的一组全新概念及其丰富内涵去直观异彩纷呈的变化世界。
不仅如此，伴随这种同质性的改变，‘主体’就不只是具有自然生命的理性个体、人格个体，它还包括所有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类群；‘思想’不只是人们介于自己生命活动的某种理论呈现，还因为它经常拓展到对象之上、传达在人的社会生命之中，进而在类属于人的全部对象方面显化出人类思想的脉搏与律动；‘认知’也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始源于能动个体的理性认知，而是把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及其文化心性媾和在特定文化载体和生命事物中——是在这崭新的知域构成基础上凸显给人类主体的全新认知；甚或‘理性’也不是人类个体的认知理性，而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褪去了从前理性的偏狭与脆弱，并通过承载人的社会生命的物在主体（拥有不同类群文化的民族国家），通过他们/它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方才使人的社会生命跃然在全部生命指向的对象存在之上。
显而易见，用抽象的概念去直观世界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当我们运用这样一组概念从中直观世界时，突然发现从前那种表征个体认知理性的特征不见了：在这里，‘认知主体’不再起源于个体最终又回归于个体的某个理性自足的生命形态；‘认知对象’也不再是相对某个理性自足体的（相对自我的）对象形态与客观异在。相反，在这个把人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概念系统中，在这个包容了我们同类所有同质性的生命存在里，原来构成人类理性的那个最初的认知原点——自我——仿佛不见了！但是谁又能够料想，正是在这种隐秘了自我的社会生命效应中，人的社会生命活动及其行为理性——方才得到最大限度地自由发挥与张扬！
在此之前，人的意识，通常是把缺少“他者参与其中的”社会存在——作为他们认知理性的发生学基础。人们所运用的各种概念、方法与实践，就是在这个先天不足的发生学基础上来给定的。确切地说，人的认知理性是在隐没了构成他们全部认识活动的那个发生学基础的同质性之后————方才以彼此独立地方式在人的自我意识当中分离出来。用何在先生的话说，人的理性意识总是在缺少“隐式成真条件”的情况下来发生。
据说那是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一种以静态的概念形式反映变化的世界的抽象思维。但我要说，在认知理性隐没了构成其发生学基础的同质性之后，人的意识也只能以其单一社会向度的抽象伸展形式（即各种抽象概念的理论组合）去认知对象世界。并且，在这种认知理性看来，理性的世界只能凭籍理性的社会方式来把握，却无法通过他们同类的生命活动及其行为理性去践行。归根到底，在这种狭隘的认知理性看来，‘我在’和‘他在’两者是根本不同、无法通约的。因而，从这种视域来出发的逻格斯——它的理性张力总是有限的。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当构成彼此认知活动的那个发生学基础存在差异时（这种不同是在存在的非同质性基础上来划定的，比如：地域的不同、历史文化的不同、社会价值取向及其实践文化的不同），面对全新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人们还会站在各自的文化立场上——运用相同的概念、遵循同样的方法、按照共同的文化心性去解说世界吗？回答是否定的。同样，如果我们默认人们在认知理性上的这些差异与不同，那么由此聚焦在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哲学研究——又当拥有怎样的抽象概念？揭示怎样的文化本质？遵循怎样的（说服他者的）逻辑约定呢？
因此，人类观念和哲学迫切需要经历一次历史性重塑。而这种‘重塑’是在人的认知理性和人的社会生命理性这两者的根本不同——并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之点来开始的。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人的来源于人们心意以内的思维理性及其同他者之间不可更改的内在矛盾性；另方面必须证实：人的社会生命理性作为全部思维理性发生学之基础的物本特征——把人的全部思维理性寓于人的社会主体性、文化整体性和历史流变性之中的历史现实。
人类个体的认知总是有局限的。而人们却竭力期指——世界的变化应当在这种局限中无限地展开。需要知道，这种局限不过是人类思维理性的局限，而不是人的社会生命理性之局限。在人的把自身以类属的社会生命中，单个个体及其生命活动不过是从他们生命类群之中焕发其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生命微元。未来哲学就是要在人的社会生命理性这个同质性中——来寻找人的思维理性通约其上的逻辑公约点。目下看来，这种社会同质性和逻辑公约点，就是承载我们社会生命、生产生活、人类文化心性、和蕴含多重价值取向的全球经济生活。
这是有我们的生命意识、价值选择、市场－文化运作媾和其中的同质性，是与我们社会生命进程相互衔接的同质性。
当着我们把诉说这种同质性的概念群，整合在所有民族国家这个类属文化单元之上，它们投身市场文化运作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了对人类社会生命全面直观、社会反馈的性质——行思于物的性质。
就是说，这时的哲思主体，不再限于单个个体，而是以类群文化整体——投身市场-文化运作的方式，去统观人类的现实、预设人类的未来。而这种统观世界的方式，也是所有民族国家作为市场载体、文化主体——践行自己实践文化的过程。
这样，我们就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物本的意义上——同当下世界构成更加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科学性，是以所有民族国家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天然资格来保障的。
就是说，它提供一种不同以往的看待问题的视角：我们实践，不仅应当事物地对待事物，还要人类地对待事物。这就需要把当下世界所有具有共性价值的事物，统统整合到有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参与的市场文化运作之中。如此，从物本意义上所形成的概念，便以所有民族国家践行自己生命文化的方式，在彼此交流互动中得到生命地直观、文化地展现，概念的逻辑功能亦在他们相互发掘类属价值的市场文化运作中得以显现。
足见，本文所言说的概念已不再是描述各别事物的概念，也不是描述某种思想主义的概念，而是结构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历史框架下，一组具有统观性质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未来走向的概念群。进一步说，用来直观世界的所有概念，都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已然成为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基本社会方式的前提下来提出的。它不是阐释某个单一事物的概念体，而是互动相生、约定在人和自然具体结合关系之中（市场-文化运作之中）的一组概念群，是把所有民族国家作为类属文化单元、以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实践文化）作为媾和不同概念关系、约定彼此文化内涵的发展机制与协同整体。因而也是一组昭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概念，和约定未来社会走向的历史流变概念。
这是一组以所有民族国家投身全球经济生活为主线，整合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之中的概念群。它以人类变换自然的社会生命方式，将从前那种以人类个体作为认知原点的思维理性及其规律性认识——统统媾和其中。一个简单的常识：人类个体的认知理性总是发生在他们生命类群所驻足的历史文化国度。而这个类群整体-文化国度，他们/它们的发展与崛起，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来完成。
换言之，不论认知个体把世界分析成怎样的带有个体鲜明印记的理性形态，这形态最终都要以其承载某种价值的社会方式整合在他和自己文化类群的协同关系中。而这种整体发展的协同关系，却是在最能凸显他们生命类群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和肩负更大社会责任的方向上来运行、去建构的。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向世界证明：当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社会命运交关一起、从事一项伟大的社会变革，由此引发的历史变化立马变得令人肃然起敬。它使一个曾经被视为世界上最不可治理的烂摊子，在几十年之间居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它还将使一个曾经不知民主、自由、人权对个体拥有何种意义的封闭国度，在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社会发展向度和全球市场定位上，给出自己最具社会变革意义的文化诠释。
它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道理：当一个民族以他们/它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方式，对自己文化和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治理与改造；当人民群众因此变得更加自觉、逐渐成熟，以至在对共性价值的个性化需求中，构成他们对自身社会权益的主体需求和政治主张；公民个体（类群个体）便会以他们对生产生活、市场化运作的社会驾驭关系为主导，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壮大他们最具社会活力的生命文化；人们便会凭籍最能彰显自己生命价值的类群文化——建构建全具有多种发展向度、拥有各种运行机制、应对种种社会变数的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类群文化整体便会以他们协同在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彰显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整体驾驭能力！
如此一来，我们社会中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将建构在这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上，最终都将整合在具有多种文化变数和多种社会机能的市场载体上。
如此一来，那些看起来似乎彼此分立的事物和概念，突然间在某个发展方向上迅速整合起来，并成为将人类变换自然的所有活动变得有序起来的历史证物！
如果说，以往的全部哲学，都是在确证人的认知理性的那个不可再分的认知原点上（认知个体上）产生的，那么在人的类群文化整体和人的社会生命基础上预设的人类哲学，则是通过市场-文化运作在类群个体和他们类群整体——不断发掘类属价值的类属关系中来诞生的。
这样，就使类群个体来在当下的认知活动，在他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现实关系中，和他们所在文化国度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这两个发展维度上），具有了约归在族类整体之中的主体性质与实践属性。
甚至可以这样说：此前的哲学，总是把哲学思境的重心放在对象方面——用以‘思物’，因而比较抽象。而此时的哲学，则将哲学思境转移到人类“行思于物”的整体生命状态上来，因而更能凸显人类生命价值的社会动态性和整体协同关系的历史直观性。
在我看来，所有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国度，都是人之为人——作为一个物本存在的社会证物，都是他们/它们直观世界的社会感官与知域构成。
因此，当我们把人的认知原点转移到所有文化国度具有同质性的实践文化之中后，类群个体的认知活动总要在他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生命关系中去厘定；总要在他们所在文化国度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来运行。
如是，人类的福祉就被厘定在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类属关系之中；人的社会生命（人的作为一个物本存在的同质性）就被伸张在某一文化国度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之中。
如是，类群个体的认知理性就在一种立体的、动态发展的社会生命维度上（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维度上），具有了超越在个体认知理性之上、涵合（媾和）着他们从前各种矛盾与约归的全新逻辑指向。
乃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类哲学——人的社会生命理性：必定是思想者个体通过他们/它们文化国度的市场文化运作——进而运用其知域构成和社会感官来展开的；必定要在他们/它们对各自社会生命的全面承载中（文化知性中）和不同文化国度交织一起的社会生命状态中（逻辑理性中）——去发掘（去直观）媾和在他们/它们同类之间的类属价值。亦即媾和在类群个体和不同类群文化整体之间的、使人的自然生命获得充分延展的社会生命价值。
因而，面对今天日益复杂的多变世界，但凡按照这种社会生命方式开启的思维理性（在他们/它们作为物本存在的社会感官里、知域构成中，在他们/它们把自身以类属的生命视域内），必定包含了从前未曾有过的生命机理与理性元素（社会主体性与文化预设性）。
实际上，“用概念去直观世界”，就是通过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参与的全球经济生活和市场-文化运作，把人的社会生命植根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历史进程里。毋庸置疑，一旦人类的生产生活通过市场-文化运作具有了变换自然活动的物在性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便具有了被人的社会生命意义与价值全面建构的文化（逻辑）线索。
因此，所谓“用概念直观世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观念方式前提下『亦即把人类历史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统统视为同类等一的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通过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以他们/它们行思于物的实践文化，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实施、去运行的。
可见，只要把不同民族国家（类属文化单元）共同参与的全球经济生活作为人们对自己社会命运的一种生命直观，那么他们类群文化整体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便对这种直观构成一种自在地分析与整合。因为，这种实践文化（这种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不只是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它还把人类相互一道的（这种）存在关系本身，作为延展人类生命的天然整合体与官能分析器。人类在媾和在不同文化类群的实践文化中，不仅改变着自己和同类相互一道的存在关系，还在发掘类属价值和对自己社会命运的整体文化预设中，启动着人之为人的社会感观。
“用概念去直观世界”，不只是适合人类个体拿捏自如的理性工具，更是适合整个族类用来评价、预设人和周遭世界具体结合关系及其历史进程的内在生命尺度。
就是说，（此时）运用概念去直观世界的主体，不只是（凭籍思维理性与智慧）意欲统观世界的意识个体，它更是把人的社会生命媾和在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所有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
当所有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类群文化整体，以他们投身到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的方式——感受生命、评价社会、媾和于自然和宇宙，人和世界交互一道的关系（用概念群交织一起的生动关系）——便在人的社会生命及其实践文化对他们历史命运的全面承接中逻辑地启动了！
不仅如此，以类群文化整体来彰显人类生命意志的所有民族国家——他们/它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是以市场-文化运作的方式来进行的，类群个体的命运也是在他们类群文化整体之中生动展开的。
准确地说：1、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直接就是关涉着我们族类社会共同发展命运的市场载体-文化主体。
2、任何民族国家和文化类群，都是凭籍他们特殊的、变换自然活动的社会主体性资格——在他们同类互为生命表征的对象化关系中构成整体变换行为的。
故此3、用概念去直观世界，一点也离不开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离不开他们把自己文化类群及其社会生命——媾和在全球经济生活之中的实践文化。
4、恰恰是类群整体的实践文化——惯通了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社会生命性质，方才给出类群文化主体（所有民族国家及其类群个体）因应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概念内涵与外延。
5、人类变换自然的历史进程，也是他们类群文化整体——以市场文化运作的方式行思于物的过程（直观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演绎着人类的思维结构，还以人类变换自然的物在方式，运营着人的社会生命构造，延伸着人的社会生命感官。
如此看来，欲使彰显世界全貌的概念内涵直接媾和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概念的使用者和社会驾驭者，就必须在物本层面上进行必要的主体切换（即必须将充满智慧和理性的智者提升为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民族国家-文化类群）。人类变换自然的主体真正改变了（不再是从事思维理性的人类个体），构成人类理性的社会生命方式方才随之改变。
尽管，人的社会生命理性相对个体意识的思维理性已然先在地产生了，可是我们的认知理性却无法寻觅到把握它的逻辑线索。毋庸置疑，人的社会生命理性是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大尺度上历史伸张的生命理性，它同自然-宇宙之间不仅在物质变换关系上具有某种直观在人类生命之中同质性（精神性），而且以其确然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印证着这种同质性（宇宙精神）。正因如此，人的社会生命理性，远远超出传统认知理性的概念约定与逻辑范畴。它开始就把人类精神媾和在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之中。所以，人的社会生命理性，不只是一种思维理性，它更是一种把人的已然存在在他们变换自然活动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中，转变成实然存在的发展性存在。
面对这样一种动态的、历史流变的发展性存在，人类除了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仅凭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思维理性，再也无法从中发现对应个体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的那种逻辑接口。显然，意识个体，只是在他思维理性附着其上的那个认知原点上揭示人和世界间的抽象关系。因而只能把他自身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以其逻辑自洽的抽象关系表征在他同对象事物的认知关系里，终止在他和对象世界间理性对立的现实关系中。
就是说，仅仅以人的思维理性来与世界相处，他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可悲的是，在今天人们试图探究的哲学形态里，似乎还在强调、甚至夸大这种理性。这就构成一种无法开解的矛盾：本来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在客观上是社会多样的、整体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却因为人类理性的过度参与，和满足一己之私的文化冲突，反而在人类个体关切各自命运的思维理性（普世价值）中，试图将人类历史上业已成型的发展整体（民族国家-文化类群）随意拆解、败坏，进而把人类变换自然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从这个历史机体中理性地分解出去！
为此，面对人类思维理性强加给类群文化整体的历史厄运，我们必须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发展意义上，寻找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哲学版本。这需要——在探寻人的社会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上，通过所有民族国家（类群文化整体）投身全球经济社会的市场-文化运作，实现哲思主体从理性个体向着类群文化整体及其实践文化的历史转换。换言之，唯有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确立所有民族国家作为市场载体-文化主体天然、法定的合理地位，人的思维理性方才获得更大的生命空间；唯有在市场-文化运作中确立类群个体结构其中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哲学才能找到把人作为一个族类从存在的逻辑接口；而人类只有拥有了这样的生命空间和逻辑接口，才能有效终止思维理性强加给类群文化整体的历史厄运。
因此，这样的哲学版本，不只是镌刻在人类思维理性之中的智慧形态，她还是有人的生命状态延展其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时空，是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历史流变的）知域构成。当她作为这样一种对象——先在地（为我客观化地）存在着；当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成为人的社会生命不可背离的理性终极，哲学便在人同这类对象的主体性驾驭关系中社会地揭示出来。
乃至，人和周遭世界的关系，必定要表征为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价值变换的关系，文化整合的关系，实践文化的关系，发掘类属价值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必定成为确证人和自然具体结合关系的社会一般原则。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性、整体性、有序性、历史流变性，统统是在这种“存在关系”和“社会一般原则”中来实现的。乃至我们所言说的哲学，也是在对这种存在关系的历史探索，和对这种发展原则的理性确立中来凸显的。
于是，我们把人类哲学确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尺度之上，通过人类变化自然活动的社会主体性方式，感知有人的生命状态延展其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时空，确定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历史流变的）知域构成。同时通过他们把自身以类属的存在关系与发展原则——控导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历史进程。哲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就是以这样独特方式来呈现的。
为此我们不得不说：人类变换自然的历史活动是人类哲学最佳的历史版本。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概念的方式阅读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