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发掘中国传统文化 恢复国学的本来面目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
今天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第五次研讨会，我讲一个开场白。之所以选择和推荐大军这篇论文，是它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独尊。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独尊。有人独尊西方文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一钱不值。有人独尊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一钱不值。有人独尊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文明、传统文化一钱不值。而主张传统文化的，有的独尊儒学，其它学派不值一提。也有的独尊老子、墨子，孔子是罪大恶极，等等。
我始终认为，能够成为一个流派，一定有好的东西，都应该受到尊重。作为一个专家、学者，往往对一派有兴趣和偏好，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则就成不了专家。专家必定有片面性，没有片面性就当不了专家。所谓专家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形成体系。就要看这个专家抓住的这一点，是否具有合理的内核，我们要善于发掘。对每个流派、学派要充分尊重，不要轻易否定。
作为一个社会来讲，一方面希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允许各种学派、流派畅所欲言。另一方又必需形成主流文化、达成必要的共识，才能建立制度、规范、道德。汉朝选择儒学并没有错，错在废除百家。强调主流文化没错，但要允许非主流文化的存在。
我想要创建中国新文化，有这么三个认识：
第一，反对独尊，正确对待各种学派，努力发掘各个学派好的东西，构成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元素。
第二，在尊重、发掘各种学派基础上，形成中国新的主流文化。
第三，允许非主流文化的发展和存在，而不是排斥、禁止非主流文化。
这是我的一些思考，也是发起这个论坛的宗旨。下面请王雨墨主持。
王雨墨：
我非常荣幸应徐主席邀请客串主持。我们都是研究中国新文化的，创立了文明中国网，同时也开展国学领域的研究，开办了龙凤国学论坛。
徐主席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价值理念，举办了五期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也是一面旗帜。
今天主讲嘉宾是仲大军先生。我比较认同大军先生的理念，国学应该是兼容并包，不是儒家的私货。我们中国有伟大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的时候，涌现了像老子、墨子、庄子等许多的大家。今天也到了这个时代。论坛把大家带到这里，希望百家争鸣，畅所欲言。
仲大军先生是子路的七十三代后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很有学术功底。欢迎仲老师主讲。
仲大军：
去年有人提出中国要文艺复兴，人们对这个提法有很多置疑，说中国有必要复兴吗？有家底复兴吗？要复兴什么？
东西方的历史非常相似。中国的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非常相似。西方国家到了中世纪之后，开始发掘古希腊文化，实现了文艺复兴，可是中国没有，我们的封建制度被西方工业文明打断了，文艺复兴始终没有进行。今天这个时候到了，条件具备了。
中国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我国有着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把它发掘出来，不仅是无形的财富，也可以变成有形的财富。先秦的历史就是中国的青年时期，蓬勃旺盛、丰富多彩，繁荣了几百年，自由发展了一个时期以后，中断了，走上秦汉之后的封建专制道路。
应该充分发掘我们的历史文化，但现在仍然有着强大的独尊传统。各派之间，山头林立，互相排斥。学者的治学方法，往往非常片面。治儒学就治儒学，治法学就治法学，非常不利于新文化建设。
前几天我被腾讯网请去做国学节目，同去的两位一开场就互相掐，争得一塌糊涂。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互不包容，真理在我手里，只有我是正确的。今天开会，就邀请了新法家的代表，新墨家的代表，新儒家的代表。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排斥和文化围剿是非常厉害的。当时儒墨是显学，人们张口谈论的不是儒就是墨。可墨子的著作只保留了五十三篇。还有慎子，他是法家学派的，据说著有四十二篇，今天只残存下六篇。他对法的阐述特别精辟，至今我忘不了他说的一句话：法就是民众约定俗成的规矩。
李大钊曾说过，中国文字之烈，烈于秦火。从战国末期开始，中国的文化排斥便开始了。荀子有一篇题为“非十二子”的文章，就是对十二个学者的批判。荀子就是没有批判孔子和老子。到了荀子，中国文化开始收缩。
中国周文化是刑德并用的，既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也以法治国，以刑治国。周文化刑德不分家。在周朝的800年里，中国文化来了一个大发展和大分家，各派从一个源流出发，形成各自完整的体系。譬如尚礼尚义的演变成儒家的仁义文化，尚法尚刑尚利的演变成法家文化。韩非子、李斯，分化成一个极端，儒法墨道各家偏向一方。周文化被细化了。
汉代以后，又来了个大整合，各派都归为一家，以儒家为代表。回顾这八百年的分化史，管子应该是最综合的，管学非常丰富，刑德并包，是一个原形文化。管子在后代被打入冷宫，管学没能成为主流文化，可能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反“独王”的观点。
公权文化在春秋时期有许多表现，值得借鉴。譬如鲁国的大夫阳虎出逃到赵国后，赵王问他：“吾问子善树人。” 阳虎对曰：“臣居鲁，树三人，及虎抵罪，皆索与虎。臣居齐，荐三人，及臣得罪，皆背虎。”当阳虎违法，阳虎所推荐的人，都能秉公执法，不是结党营私。那个时候，出以公心、廉洁奉公的官员很多。譬如管子，在被从鲁国押解回齐国的途中，一个边境小吏尽心伺候了他，然后问管子，回国做了大官之后如何报答他。管子对曰：“能之使，劳之论。”你有多大本事，我就给你多大官，有多大功劳就给你多大的奖赏。这就是管子的为官之道和用人之道。
管子思想，不偏重于刑法，很注重仁义。管子提出“礼义廉耻”这“四维”，即维护社会秩序的四根柱子。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综合的。以后，儒、墨、法、道各山头林立，互相打仗。法家在乱军中靠暴力取胜，打造出了一个秦王朝，终于使尚法、尚力、尚功、尚利的文化发展到了极端。天平倾斜了，就要纠正。汉代从纯粹尚功、尚利、尚法的文化恢复到尚德、尚仁、尚义的文化。
秦汉形成了中央集权，皇权高高在上，中国的民间力量和空间再次缩小。我研究先秦的兴趣主要是寻找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巨大的民间空间，和一度较大的民众权利。今天我们这个会就是一个民间的会议，有非常大的意义，就是恢复民间的思想文化，扩大民间的思想空间。
中国的中央集权一直十分牢固，直到改革30年后的今天，政府的权力更加强大。政府不仅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也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这种模式是否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是摆在当前我们国家面前最大的问题。
中国现在已经像个老头子了，体制已经僵化了，思想也都结块了。看看我们年轻时候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东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君权相对薄弱的时候。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到，在春秋这一短短280多年的时间，轼君36，灭国52，当时国君的地位并不是很牢固。
譬如，晋平公与群臣饮，喟然叹曰：“莫若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在一旁听后生气了，“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与壁”。师旷是晋国的太师，晋平公说一些狂妄自大的话，他就拿琴顶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君臣关系，君王根本没有后来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太师拿琴撞了晋平公，平公也没敢发怒，而是连赔不是。后来韩非子认为这是“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
再说法家文化的特点。晋国是个典型的法治国家，晋国最早把刑法铸在铜鼎上。在这一时期，家族、亲情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权力的约束。很多王公大臣都能做到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譬如楚庄王时期的国相孙叔敖，就是被后人每每称道的贤相良臣。韩非子一书中记载：“孙相楚，栈车牝马，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其俭?下。” 一个国相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让那些下级官员都无地自容。
晋国的大夫赵宣子向晋灵公推荐了韩献子（韩厥）任司马，推荐之后又怕韩献子徇私情，于是派自己的车夫去冲撞韩献子率领的队伍，韩献子把车夫抓起来就杀掉了。赵宣子由此才对自己推荐的官员放了心。
一些带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往往都具有这一特点。且不说后来的商鞅，就说早一点的吴起，就是个典型的法家人物，公私分明。鲁国对齐国作战，吴起杀妻以效鲁。吴起率魏军与中山国作战，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吮其脓。
这一时期不仅法家文化在发展，儒家文化也在诞生。儒家文化的特点是主张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儒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实行道德仁义，忠厚仁爱。特别是儒家讲究亲情，重视孝悌，这一文化后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导致中国后来成为一个血缘文化的国家，家庭与社会不分，公与私也不分，家天下盛行，裙带文化盛行。
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公私是非常分明的。你看今天的中国社会，走后门，拉关系，七大姑，八大姨，全是亲情文化的影响。今天恢复历史上的法家传统很有必要。尽管像李斯、韩非这样的后法家走向了崇尚王权和权术的极端，走向了以术治国的道路，这是后法家的弊端，但是我们要学习前法家的优点，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科技和民主政治时代，前法家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是十分宝贵的。
法家应当说是平民阶级的代表，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反对贵族特权，反对血缘文化。这一势力的兴起，对中国当时的社会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向着两条线甚至几条线发展。在鲁国，由于它是周朝文化传统、周礼文化保存最好的国家，所以出现了儒家文化。
墨家文化与儒文化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这就是尚仁重义。但墨文化又有很大的科技性。墨子是腾国人，在今天山东的南部，这个地方是古代车辆发明家奚仲的家乡，可能也是造弓者后羿的家乡。从现在看，山东南部这个地区在我国古代是个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出了很多能工巧匠。譬如鲁班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墨子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都具有高超的木匠工艺。到了春秋末期，我国的商业社会出现了，贸易发展了，某些地区出现了城邦文化、商业文化和百工文化。
百工是城市里的手工艺生产者，百工的力量有多大？最能说明百工力量的是周天子被驱赶。天子所在地的都城里，百工造反了，把周天子赶跑了。墨家可能就是这一社会群体的代表。对于这一群体来说，传统的家族文化和氏族文化已经不适应了，于是出现了墨子的“兼爱”思想，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要一视同仁，家族血缘关系开始淡化，兼爱、尚同文化开始出现。
墨家的基本思想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你有能耐和本事，就可以做官和发财。从墨子到商鞅，到范雎，到韩非和李斯，这种思想一以贯之。但是，自商鞅以后，这一法家思想走上极端。在墨子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儒法并包的，墨子是极其崇尚仁义的。但到了商鞅、韩非，仁义已经被排斥在外，秦国走上了一条完全崇尚力量、武力的道路。
这种状况与当时战国的大环境有关。当诸侯国的一个共同权威周王朝衰微没落之后，韩非说了一句非常野蛮的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战国后期，七国之间的竞争就只剩下武力和经济实力。国与国之间就是弱肉强食，没有道理可讲。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美国攻打伊拉克就是这样。秦国这时走上了一条完全尚武、尚力的道路。韩非说得非常清楚，谁有能力，把别国打败，把财富抢过来，把权力夺过来，谁就是统治者。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家的问题，它已经走了尚力和尚利的极端。与此同时，树立起一个绝对的不可一世的王权，后法家为中国的帝王中央集权专制立下了汗马功劳。韩非把以前的诸子批了一个遍。比如批管子，相权大于君权。后法家打造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之后出现了焚书坑儒，文化大剿灭。从此中国就走上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帝王专制道路。
但话说回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最大的统治权威，中国会长期陷入战国状态。中国出现中央集权的帝制皇权之后，就出现了以300年为轴心的王朝循环。每当一个大帝国建立之后，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地域可以保证大约300年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看一下《左传》，就知道当时诸侯之间的征战多么频繁，就以左传前十年为例，十年间打了十一场仗。因此，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这样思考：帝国模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也是经过了艰难的选择和摸索，最后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也是带来相当大的弊端的。
今天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怎么恢复当年一些好的东西？王权和专制现在来看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我们已进入公民社会的时代。中国今天应该怎样建设公民社会文化？怎样利用早期的诸子百家文化？
最后讲一下荀子。荀子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一个思想家，荀子的思想里儒法都有。从阶级属性来说，他是典型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荀子有着和墨子一样的亲士尚贤思想，譬如他说：“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
但他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维护十分坚决，并且有着坚实的理论根据。在王制篇里，荀子这样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是天数也。”
中国学者对封建等级制论述最清楚的就是荀子。荀子从理论层面上为等级制奠定了哲学基础。荀子认为：“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尚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荀子是拼命维护封建贵族等级制的，他是坚决反对墨家思想的。他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
人群分出等级制后，还要有维护等级制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礼和君。社会必须要有礼治，而礼是什么呢？荀子进行具体解释：“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所以得天下也，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
有了礼，没有君，没有高明的领导人也不行。所以天下必须要有君王，“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
荀子到此为止，为极权专制阐明了理论基础。中国的王权政治到此已极尽完善。荀子对墨子称道的尧舜禅让制嗤之以鼻。在“正论篇”中，荀子说：“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一场思想大辩论是十分激烈的，而这场辩论的结果就是以封建王权贵族制的胜利而告终。
荀子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是功不可没的。荀子在战国末期的出现，说明了这样一种潮流，即周文化经过700年的分化之后，又开始进行综合，但这种综合是向封建极权专制方向进行的。
为什么王权这么强大？我认为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结果。凡是存在国家竞争，这个国家就需要坚强的王权，就需要王权专制。今天的世界，如果国与国之间竞争加剧，各国就必然出现强权政治。
竞争时期不需要任何仁义道德，这就是秦国抛弃仁义的原因。王权文化最后终于打败了仁义文化，尚功、尚力文化终于战胜了尚礼、尚义文化。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思想最发达的地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最开放、最自由的地方就是齐国。但遭遇秦兵的一场围剿，道德文化暂时熄灭了。
荀子认为最能打仗的军队是仁义之兵，是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军队。但后来的历史证明，秦军是最能打仗的。历史并没有按照荀子想象的理论来进行。尚武尚力的丛林法则战胜了尚仁尚义的道德法则。
当然， 秦汉以后又恢复了仁义文化。但仁义文化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即这样的国家无法抵挡外来的侵略。中国人在西方丛林法则面前，显得太文明了。这样一种文化体系，值得我们反思。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文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文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文明。但这种斗争文明也给今天的社会带来许多弊端，并且导致我国自身的仁义文明濒临丧失。
我国今后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如何才能做到既不失仁义，又能打仗？既有道德，又有竞争力？
王雨墨：
创建新文化，需要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们的元文化，不能生活在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的阴影里面，应该涌现出更多的思想家超越他们，当然这种超越是站在古代巨人肩膀上的超越。
黎鸣：
刚才大军讲得很不错，他的中心点就是对于独尊儒术的批判。在中国先秦，思想资源非常丰富。他讲到了很多家，可惜有几家他没有仔细讲。最重要的就是老子没讲。
诸子百家，那么多家，现在看起来，真正可以称作非常伟大的，我只推崇两个人，一个老子，一个墨子。墨子是一个被我们中华民族忘却了的伟大的人。到现在为止，先秦诸子的典籍，真正最有思想深度的就是老子和墨子，而墨经里面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有自然科学、有社会科学，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更重要的一点，墨子的经典里面，代表了整个中国在古代思想的成就，并唯一可以与其他民族鼎足而立的东西，是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逻辑。世界上有三大逻辑流派，第一大流派是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流派，第二大逻辑流派是古代印度人的因明学逻辑流派，因明学逻辑曾经由唐代玄奘和尚翻译介绍到中国，第三大逻辑流派，就是我们中国的逻辑流派，而中国的逻辑流派就只有墨家可以充其大任，就只有墨家创立了中国的逻辑系统，这就是《墨经》中的六篇文章，经上、经上说、经下、经下说、小取、大取，它们才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有逻辑”，如果没有墨子，我们敢说这句话吗？可我们中国人却对不起他，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连撰写《史记》的司马迁也无视他。在魏晋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叫鲁胜，他把《墨经》里面的四篇文章（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做了总结性的整理，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可惜后来被遗失了，只惟一留下了一个序言。中国人自己把这个命根子抛掉了。西方人为什么比我们强大？说到根上，就是人家有逻辑，而我们没有逻辑，或者说我们自己抛掉了逻辑。
什么叫逻辑？逻辑就是讲话的根据、工具、规律，也就是思考的根据、工具、规律。中国人把这个命根子丢掉了，所以中国人讲话、思考丧失了根据、工具、规律，中国人变成了不会正确讲话、不会正确思考的民族，说白了，是变成了不会讲理，而只会讲礼、讲情、讲等级、讲面子，最后是只讲传统习惯势力的民族。这个传统习惯势力就是两千多年来独尊儒术的传统习惯势力，就是两千多年来极权专制的传统习惯势力。
无论是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等等各家，都有一点点逻辑，偏偏就是儒家绝对的没有逻辑。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逻辑思想史》，里面最没有逻辑的就是儒家。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你怎么讲话、怎么思考，你用一种什么方法讲话和思考，怎么能够使你的讲话和思考符合真实、真理、有效、可靠。这就是逻辑。
中国人对不起墨子的结果是害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害得我们丧失了逻辑。害得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不会正确地讲话和思考。如果说中国人现在真要尊崇一个古代什么人、什么家的话，那绝对不是孔子及其儒家，而首先应该是墨子及其墨家，墨子才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是可以称作真正哲学家的人物，他是中华民族的亚里士多德。而我们忘记了墨子，就是把中华民族的亚里士多德给忘记了，忘记了整整两千年，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大家知道，我有两本书，一本书是《西方哲学死了》，还有一本书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在十五年前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挖掘得这么深，多数还仅限于表面。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愚蠢的根源就在于两千多年来的独尊儒术，就在长期以来儒家排斥百家的历史。而且儒家本身又不讲逻辑，不讲逻辑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就没有文明。一个人有三性，有本性、有理性，有悟性。而我们中国人，说句我心里不愿意说的话，中国十四亿人，多数人都生活在理性之下，而不是生活在理性之上，从而有悟性的人就更少。说白了，中国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缺乏逻辑理性的人，这样的人组成的民族，怎么可能是世界上聪明的民族呢？
说起来，明摆着的，中国人有什么发现？发明？创造呢？一说起来，就是四大发明。说实在的，四大发明只是一种实践的归纳。炸药为什么会爆炸？它就是会爆炸，没有什么原因，中国人讲不出原因，这个原因谁给我们总结出来的呢？西方人。西方化学家发现了氧化还原反应。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呢？中国人照样说不出道理，又是西方人，英国人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尔发明了电和磁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指南针能指南、指北。而中国人从不问为什么？这是中国人严重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不会问问题呢？因为中国人不讲逻辑，要讲逻辑的话，就得问为什么。而在诸子百家里面就只有墨子要问为什么。所以墨子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匠，他会造桥、造房子，他还能讲道理。他能讲名是什么名，实是什么实，他有几句名言，“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这个名称和实物、实践是必须相对应的，要一一对应。还有他的三表法，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本，要追求历史之本；原，要从实践经验中追溯源头；用，要在运用和贯彻过程之中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我们应该为有墨子而感到光荣和自豪，中华民族在公元前四百年，就出现了这样智慧的人物，而亚里士多德比他还晚一百多年。而且亚里士多德也非常偏，根本没有墨子思考得那么广泛、全面。如果中华民族在公元前就能以墨子为中华民族思想精神方面的导师，中华民族到了今天，了得吗？真是了不得。当然这只是“如果”，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中华民族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墨子，还有一个就是老子。可惜老子的伟大，大家也照样没有弄清楚。老子的《道德经》是什么经？是人生的真理经。他那个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是真正全人类的道德。老子的道德，最经典的就十二个字：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什么是“生而不有”？我生下了儿女，创造了我的生产品，我不把他们据为己有，儿女不是我的私有财产。这跟孔儒宣扬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完全是另
什么是“为而不恃”？我发明了什么东西，要贡献给社会，决不依靠（恃）它来欺负别人，压迫别人。
什么是“长而不宰”？我有什么长处，或者我是家长、我是长官，我决不因此而主宰他人的命运，而只是为大家服务。
你说有这样十二个字的道德，社会能够不和谐吗？现在谁能有这样的道德呢？现在都在讲私有化，一切都只能私有，权力私有，财产私有，知识私有，什么都私有，所有的人都只是看到了自己。所以人类真正的道德绝对应该是老子的道德。孔子、儒家能有这样的道德吗？凭他说“臣为君隐”、“子为父隐”的话就能绝对断定，他不可能会有如此的道德，他们的仁义也绝对是虚假的、伪装的。我现在跟大家透露一点，老子的伟大决不仅仅是这么一点。
大家知道，我在网上极力地批判孔子、儒家、国学，我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古代的学说。我刚才讲了中国古代有好东西，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用国学去说它，尤其是我们不要忘记，作为世界上一个最多人口的民族，我们应该有义务、有勇气为全人类提供具有普适价值的学说和知识。现在很多人们的所谓国学，不过是打着幌子在那儿卖儒家，你说现在有几个讲国学而不讲儒家的，而且主要的是讲儒家。又有几个真正是在那儿讲老子、讲墨家的？我要告诉大家，老子也是伟大的逻辑学家，甚至是比墨子还更前卫、更伟大的逻辑学家。老子的《道德经》，真正讲，是在解释一个东西。解释什么？解释伏羲的“易大象”的卦画符号，但是我们在《道德经》里面却看不到任何有关易经的文字。这是因为，老子是反周文王，反周公的，而孔子是尊周文王，尊周公的，这就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巨大的反差和区别。由于周文王、周公大肆兜售他们那一套歪曲伏羲的《易经》，又有孔子及其儒家狐假虎威，把歪书《易经》推崇为天下第一经，老子感到了绝望，觉得大势已去，老子始终不想留下任何东西，等到他已经老了的时候，他想隐居，默默地死去，甚至不想留下任何文字。他的学生感觉到老师活了一辈子，他那些东西不留下来，太可惜了，因此苦苦哀求，强烈要求老师留下点什么，他这才写下了五千言。这五千个字，在我的心里，比两千多年来，所有的儒家写的所有的著作加在一起都要更沉重得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如果说从古代还真正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所发掘的价值的话，那也绝对只能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墨子虽然伟大，但是墨子已经过时了，因为西方到目前为止所发展的一切东西，其实都是在墨子的思想里面。换言之，墨子所希望做的事情，基本上西方人几乎全都做到了，而且还大大地进行了扩充。然而要把西方目前已经有的东西，再向前推进的话，墨子的思想资源已经过时了，或者最多也只能与现在西方人的思想相当。我要说的是，老子不然。老子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现在正当其时。说白了，正是挽救当今世界颓势的思想的宝库，那种具备新思维逻辑的源头，那种具有新逻辑价值的启迪，还真就在《道德经》里头。
真正的逻辑不仅仅是语言、思维的规律，不仅仅是数学发生并形成的规律，更主要的，它是一切万物万事发生、成长以及结果的总规律。大家知道我有一本书叫《西方哲学死了》，西方哲学为什么死了？就是因为它的逻辑死了，它的逻辑的发展已经停顿了。它们的逻辑到了现在的数理逻辑，就已经到顶了，包括弗雷格，包括罗素，包括哥德尔，事实上它已经偏了，偏成了一个根本不讲人的情感、意志、情境、心理的完全理性形式化的东西，实际上成了一个太理性，太讲利益，太讲功利的“真”和“假”的东西。这造成了目前西方逻辑发展的必然结局，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逻辑死了或停顿了的根本原因。弗雷格整个一辈子都在想，如何从逻辑推出算术，而老子太伟大了，他只说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实弗雷格所说的全部话语，几乎全都可以包含在老子上述的十几个字里头。
有三个人我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他们。一个是伏羲，伏羲没有文章，他只留下了六十四个符号，六十四卦的符号。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对《易经》完全绝对地否定，《易经》如果有价值的话，就是它为我们完整地留下了这六十四个符号。人类的基因一共有六十四种类型，这六十四种类型就是这六十四个符号，还有宇宙、夸克，整个物质构成的类型也是六十四种类型，甚至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从未来全新的逻辑中重新推导出来。伏羲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宗，在湖南马王堆汉墓里面挖出来的帛画，其中男的人头蛇身像，那就是伏羲。
第二个是老子，老子的伟大就在他的《道德经》，《道德经》其实是一部逻辑书，是一部到了今天还仍然具有巨大价值的逻辑书。西方的逻辑尽管它很发达，但是在老子的《道德经》面前，它还是孩子。
第三个人是墨子。
而孔子我们要尽量把他忘记，忘得越早越好，忘得越光，中华民族越有希望。（请进入我的网页：www.liming1944.com）
王雨墨：
孙开泰：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那里当然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相当好的中医，有相当好的传统文化的氛围。我上学校，原来想学中医，但是身体不好，鼻子嗅觉不灵，所以没有当中医，去考了云南大学历史系，所以少了一个医生，多了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由于这个背景，说明我这个人还是观察社会的，我从我老家的社会到现在的社会，我的专业就是研究思想，研究人文思想。不只是中国人的，还有外国人的，都应该研究。不只是社会的，还有科学的，都应该研究。
先秦时代的社会制度，民主自由的东西还是相当不错的，国君和大臣之间，国君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没有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敢说。春秋到战国这个时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这里面孔子是比较典型的人物，他的影响比较大，这帮人形成的自由讲学，把文化从中央带到了地方。整个文化氛围和西周大不一样。
当时夏商周的文献，是由孔子整理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为什么有他的地位，不是因为后来人加给他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他把这些经典，经过整理流传下来，这个贡献绝对不是老子比得上的。老子是管图书馆的一个官员，他的知识很丰富，他的思想是不从政。他从周王朝跑出来以后，没有想再回去，他想归隐，不想当官。他没有教徒弟，没有到处去搞贫民教育，没有到处讲学，这就决定了老子的著作，为什么会流传得很少，······
徐景安：
他不懂得搞营销。（笑）
孙开泰：
孔子到处流浪，流浪了十四年，到处讲学，到处收徒弟。只要给他送一点干肉，就可以当徒弟。谁来都可以教，犯了错误的也都教。这种教育体制，决定了儒家在那时候有发展的余地。他跟人民群众接得很近，他把学术普及了。孔子起了顺乎历史潮流的进步作用。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整理，花了孔子大半生的功夫。老子只是要退隐之前，为关令尹喜留在涵谷关，他写《老子》五千言，81章，也就花了半年一年的时间。
再讲墨家。墨家很接近人民群众，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学派，有科技知识，又有逻辑学。但是墨家有一个问题，墨家的消亡，我认为不是别人把他剿灭的，墨家是自己的体制问题。墨家是秘密形式的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非常严厉，收入都要交给组织。墨家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侠客。把过去的宗旨十大主张全忘了，拜金主义坑了墨家，墨家可以被很高的价钱收买，然后从事某一个政治活动。所以，一个学派的消亡，不是外部压力决定的，它内部非常坚实，是不会消亡的。
我举一个例子，吴起是当时战国时代很了不起的改革家，楚国旧贵族
仲大军：
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墨家怎么归
孙开泰：
墨家最后打的牌子是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墨家的好多东西，光学、物理学等这些东西非常宝贵，秦始皇那时候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他当时“焚书”并不焚墨子学派的书，主要是焚的儒家典籍，坑杀的是孟子之徒，所以赵岐的《孟子题辞》才说“孟子之徒尽矣”。
中国从文革以来至今，人们的脑子里对历史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忘掉了历史，就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了。文化的载体和民族是结合在一起的，把这些东西都忘掉了，你就不是这个民族的人了。我们现在清宫戏、电影、电视、媒体突出的都是“皇帝万岁”，“奴才该死”。清宫戏大都是这个主题。在人民都是奴才的社会里，哪里来的民主自由！
管仲是春秋早中期的一个历史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齐国处于非常先进的地位。当然《管子》这本书并非管仲的著作。管仲是有法制思想的先驱，但他并不是法家。法家始祖是魏国人李悝，他著《法经》六篇。
法家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一个学派，到秦国灭亡，法家也就结束了。秦始皇用法家、兵家的办法统一六国，片面强调“耕、战”，而不要文化，甚至毁灭文化，实行“焚书坑儒”，对人民残暴统治，那就走向灭亡。
王雨墨：
非常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