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目前谈国学主要集中在哲学、历史、文化，忽视了民间的俗道、隐秩序、潜规则的研究。儒家在历史上影响巨大，不能因为统治者曾经选择了儒家，我们就对它顶礼膜拜。就像中世纪，统治者和教会选择了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今天的西方用不着把阿奎那定在西方哲学家之首。目前中国也用不着对孔子顶礼膜拜。我们必须看到另外的一个历史，就是真实、民间、人民的历史，历史上那些史书所掩盖了的，儒家、皇帝、清官的负面作用的历史。
孔子是一个贵族思想家，它的繁文缛节、奢靡厚葬等符合统治者的要求，所以它被独尊。但是实际上，中华还有更加伟大的人民思想家，那就是管子、墨子，他们的思想处处为老百姓考虑，时时批评统治者。特别是像墨家，代表了墨面群体，也就是老百姓，所以后来秦始皇要消灭墨家，汉武帝要罢免墨家。但在崇尚民生与和平的今天，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墨家的思想，甚至我认为国学应当以墨学为核心。当然，仲大军先生说的好，我们不主张独尊，也不独尊墨家，而是把墨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而广征博汇，海纳百川，融通中西，将墨家、儒家、道家等优秀的传统，与现代的普世价值观念结合起来，这样来建造一个现代中华文明。
墨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民生思想家、同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军事防御专家。同时我认为他是中国古代修养最全面的学者。比如，他的学说内容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科学、军事学。可以说在先秦诸子中没有出其右者。我觉得，墨子名副其实成为中华民族、普通百姓群体的代表。
我们现在谈传统文化，不能遵循表面的那样一种思想逻辑。古代好象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是实际上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是典型的二元主义，这种二元主义不是西方的物质与精神、身与心分离的二元主义，而是中国的表里不一的二元主义。中国的古代社会，理论与现实是不符的。古代中国一方面崇尚道德，但是实际上儒家的道德根本不起很大的作用。儒家热衷于道德说教，但是忽视法制，最终社会很可能演变成一个无道德的社会。所以，儒家不值得大力追捧。
墨家的哲学、教育学主张兼爱、天志，顺应上天让人民安定富裕的意志；墨子相信鬼神，要利用鬼神对官员进行监督，他反对命中注定等等这样一些思想，还有墨家的科学，很有点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墨子的军事学是完全主张防御的军事学，而且主张以正义为先，抨击那种不义的战争。
墨家在秦汉时期失传了。只有明末清初，像颜元，还有清朝末期的曾国藩，留有墨家思想的痕迹。可以说墨家在秦汉的时候受到血洗、失传，这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然而今天，复兴国学，人们只注重儒家，忽视墨家，这又是一大不幸。我觉得今天只有弘扬墨子的科学精神、和平主义精神，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振兴，国学才能够振兴。
王雨墨：
您把墨子讲得这么好，有机会墨子世界网一定请你去讲讲
孙开泰：
我向会议提供的著作是《先秦诸子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25万字，待出版）。拙著论述范围覆盖了先秦各家各派，既宏观而又扼要，是以“整体观”的理论观点，对百家争鸣做出自己的分析考察，具有创新意义。它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即主要是道、法、名、墨、农、兵等家，以及佛教与道教思想精华于一体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希望拙著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
关于诸子百家争鸣，我们建国以来，有很多文章与著作，他们强调的都是争、鸣；我的著作强调的不是争、鸣，而是融合。
黎鸣：
“三纲五常”是他提倡的。
孙开泰：
“三纲”不是孔子提的，“三纲”是韩非的创造，然后经过荀子，再经过董仲舒把它确立起来的。这个三纲跟孔子根本没有关系。孔子只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即是说要各安其份，并没谁以谁为纲的意思。汉武帝以后的儒学跟先秦儒学不一样了。帝王本位是这时候形成的，帝王本位的延伸即发展成官本位。到现在，老百姓还是没有起码的人格上的平等。杨朱学派是自由主义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但他不侵犯别人的利益。要自由、要民主，这都是很优秀的思想。儒学里有“公羊学”一套理论，是限制王权的。帝王搞得不好，可以罢免。昏君可以流放，可以诛杀。孟子说“闻诛一夫纣，未
王雨墨：
杜光：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里，有着许多需要我们发掘、继承的精神财富。这在仲、孙两位的论著里有着充分的介绍。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是发掘、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的宽容和解的精神。
长期以来，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影响，社会呈现出一种暴戾斗狠的风气，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特别是执掌权力的群体，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出发，来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往往把机会看做威胁，把朋友当成敌人，把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列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把依法行使权利说成是“扰乱社会秩序”。这些不正常不健康的政府行为，给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先秦诸子的学说里，有许多关于宽容和解的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有识见的思想家便起而倡导宽容和解。道家主张无为，是最符合于宽容和解精神的。老子《道德经》的论述，如：“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上德若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等等，都包含着谦退、宽容、和解的精神。与此相联系，老子反对战争，谴责暴力，如：“夫唯兵者，不祥之器。”“是以兵强则灭，术强则折。”“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他主张“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说文解字》：“仁，从人从二。”徐铉注：“仁者兼爱，故从二。”这就是说，仁是处理两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扩大开来，也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论语》里记录了孔子的许多关于仁的叙述，都与宽容和解有关，如：“泛爱众”，“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等等。有人统计，《论语》出现“仁”字有109次，足见仁的思想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有人把孔子学说称为“仁学”、“人学”，不是没有道理的。待人宽容正是仁学的重要内容。
需要指出，不论是老子的“无为”还是孔子的“仁学”，他们的说教主要是以统治者为对象的。孟子更是把仁学仁道发展为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从这个原则出发，他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唯仁者宜在高位”。梁惠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说：“定于一。”再问他：“孰能一之？”他的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说明他反对用暴力来并吞其他国家的战争行为。他劝梁惠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并且引用孔子的话说：“
儒家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含，就是“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就是要达到“和”的境界。《礼记》的“经解”篇有一个更具体的解释：“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这就是说，执政者的号令、方针、政策、措施要能使人民喜悦，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此外，孔子关于“和”的解释，还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等。前者据《国语》和《左传》上的解释，指的是物体由不同因素调和而成，“以它平它谓之和”，“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也就是《荀子》里说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济五味，和五声”，引
除道儒两家外，墨子的理论也是充满了宽容和解的精神。他的核心观点是“兼爱”、“非攻”，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战争。孟子批评他“爱无差等”，可见他的爱是普及所有人的。他的弟子惠施还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把爱扩及天下万物，这是爱的极致。即使是以战争为职业的兵家，也很注意“仁”与“和”。《孙子兵法》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把仁列入为将者的必备品格，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孙子还认为，“和”的原则对战争的胜败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图内”篇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对“和”的应用，可以说是竭尽其妙。至于后来的佛家，他们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更充分体现出对他人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
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凡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无不是统治者采取开明、宽容、和解的政策措施的结果。可惜，这样的盛世在历史上十分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拒绝仁政，拒绝宽容，拒绝和解，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后，平反了冤假错案，对农民的包产到户采取宽容的政策，对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也从严格禁止转变为允许、认同以至支持、鼓励，从而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依然紧紧抱住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不放，表现出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例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享有这些自由权利，对于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现代文明、加快社会发展、改善国家形象，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执政当局却不能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公民权利，总是把它们看做是对自己的威胁，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制定有关法规，限制、剥夺公民的这些自由权利，进一步激化了官府和民众的矛盾。近几年来，官民矛盾既尖锐又紧张，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冤假错案大量积累，我们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弘扬宽容和解的精神，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紧迫。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宝库，我们应该从中发掘宽容和解的文化传统，批判阶级斗争思维，扭转政策取向，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化解民间积压的戾气怨气。
中共十七大后，全国媒体大肆宣传思想解放。我认为，思想解放首先要从党政领导干部做起，应当从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牢笼里解放出来，用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释放政治思想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在清理积欠的基础上，以宽阔的胸怀、宽容和解的精神面对未来，面对世界。这样，不仅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加快融入现代文明，而且可以改善执政当局的形象。当然，这样做势必会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阻挠，但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相比，和中华民族的前途相比，这些阻挡历史车轮的螳臂，又算得了什么呢？希望执政当局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作出正确的抉择。
王雨墨：
甘泉：
我很赞
和解不仅是中国应当走的道路，而且是整个人类都应该走的一条道路。离开这条道路，人类必然毁灭。通过和解实现和谐，这是整个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和谐是目标，和解是途径。
要想实现和解，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所以，我在我那本《人类向何处去》里，构建了一整套的和解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以及孔子的仁义思想、老子的无为思想、西方的利己主义、西方的利他主义、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
仲大军这篇文章，我赞成里面的一句话，即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就要从源头梳理、正本清源。本来黄河长江在源头上是很清的，到出海口已经污染得一塌糊涂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头在于老子、孔子、墨子。这三个人各有所长。至于管子，他吸收了先秦的治国思想，并且很好地用于治国实践。因此，管子主要还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能算“源”，只能算“流”。
我写了一本书叫《简明中国哲学精髓》，里面主要阐述的就是老子、孔子以及墨子的哲学思想。这本书里还把佛家思想纳入中国哲学。理由是：佛家思想，既是中印文化之合璧，也是中华文化之一脉。
王雨墨：
国家治理跟中医治理是一样的，需要整体的调理。人是整体的，需要回归传统。
张利华：
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非常受启发。无论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发生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看，现在出现一场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势在必然。
我赞同刚才各位老师说的，要挖掘先秦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髓。欧洲文艺复兴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把古希腊哲学加以总结。古希腊哲学及各学科不仅有逻辑，还有逻辑体系、逻辑学，这是它的高明所在。这为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今中华文明文艺复兴，应当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方面挖掘中国古代哲学内涵。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有些学者认为没有。我认为中国古代先秦之前的三大经典——《黄帝内经》、《易经》、《道德经》里面有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内涵。只是它们的话语系统和符号表达与西方哲学不同。通过仔细研究，完全可以将它们挖掘出来。
从体系上看，古希腊有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就为西方的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或形式逻辑。我们缺这个东西。今天，在挖掘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三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借助西方的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精发展中华学术的逻辑体系。刚才有位教授说，儒学没有逻辑，实际上孔子主要是研究先秦文化的，《论语》是孔子研究总结先秦文化之后说出的一些感悟。《易经》是有辩证逻辑内涵的，孔子写《易传》，也有逻辑性。
我们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什么？应当抓住核心价值观，在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去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好东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挖掘了古希腊的“三论”和逻辑体系，还找到了“自由”、“法治”、“民主”的思想渊源。西方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基础，是一切价值的价值。但在社会生活中实践的是法治下的自由和不伤害他人的自由。保守主义学派又加上两条：政府权威下的自由，社会秩序下的自由。我们在寻找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也应该寻找类似“自由”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即一切价值的价值。我认为，中国古代三大经典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天人合一”之和谐。和谐可以涵盖自由。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和谐、还包括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它的包容面更广。
另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只局限于一两个思想家的学说。先秦三大经典，春秋战国有诸子百家，后来的儒学发展出各种支派，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挖掘。谁有精华我们就汲取谁的，不应限定于几个人物。无论是老子的《道德经》，还是孔子的《论语》，还是墨子的《墨经》，都有精华，但也都有不符合当今时代的糟粕。我们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有人说，复兴中华文化，应当树立宽容与和解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宽容与和解是有条件的，无条件地宽容与和解有时候很难解决问题。和谐不是和事佬、和稀泥，也不是无原则地和解，和谐的主要涵义是恰到好处地处理问题。对于敌人，我们跟它斗争，是恰到好处，符合和谐价值观和方法。所以，和谐不仅是一种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它可以指导我们恰到好处地处理问题。
和谐可以涵盖自由，也可以涵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即恰到好处地处理各种问题。但是它在解决个人权利问题上还是缺点东西。中华传统文化把和谐视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西方人把自由看作一切价值的基础，我们把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中西合璧，会弥补我们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不足，从而创立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采用整体主义方法论观察世界，缺少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承认。这种思想走到极端，容易出现专制、独裁和集权。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价值观重视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以古希腊哲学强调的原子论为基础，论证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把原子论和有机整体论结合起来，弥补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只重视整体而轻视个体的缺陷，恰到好处地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在承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价值基础上倡导集体主义。所以，自由与和谐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可能会形成一种更加优越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
王东成：
我对
徐先生说要允许不同的流派，你居高临下有权利允许吗？这是它的权利，不是你允许不允许的。毛泽东就是假民主，允许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人家讲话是天赋权利，是你允许的吗？你凭什么允许？你哪来允许的权利呢？我觉得这个话语里面带着一种霸气、专制主义的东西。水火不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搞你死我活，要双赢，这是人类走向和谐的必由之路。
大军说各个派互相攻击，我觉得这不是学术发展的障碍。坚持自己的片面性、坚持自己的个性，各个派别互相攻击，都没有问题，并且是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只要是民间力量，不借助于国家权利就可以。政府不准用国家权利攻击任何一派，执政党不准用手中权利攻击任何一派。
黎鸣：
我在网上可以批判儒家，但是我关于批儒家的书，就出不来。
王东成：
各派的互相攻击是在自由、法律的前提下，完全不阻碍学术的发展。讨论文化离不开制度问题，社会问题靠制度解决。现在的问题就是专制、集权，不给人言论的自由。
徐先生多次说，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得中共满意。我不承认，我的想法是怀着将军的目的，偏偏拱卒。我们的使命，要通过自己不同的声音，叫对方不满意，叫他不变也得变，变也得变。这种社会背景下，我觉得制度太重要了。我们要享有法律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这是宪法36、37条总纲里面明确规定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宪法那个东西当成真东西呢？我觉得李敖在北大的演讲非常好，就当成真的。他是给人看的，我们不，我们就把它当真就行了。我们的全部文化建设，就目前中国来看，得促进新的制度文化的诞生。
王雨墨：
徐景安：
有些问题，几乎每次研讨会都碰到，
所有的主流文化，都是民间的先知先觉者提出的。儒学是孔子提出的，孔子是个教书匠，他要是当了官，也许就提不出来了。释伽牟尼曾是皇子，他离宫出走流落民间，看到生老病死的苦难才感悟成佛。西方文明的开创者，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来自民间的。今天，要创建中国新文化，也需要民间提供智慧。中国体制内有很多搞思想文化研究的，他们中不乏有文化、有智慧，但一旦进入体制，就如进入了黑洞，要保持一致，要考虑饭碗，只能变成没智慧、没文化了。他们明白这样说、这样写无用，但必须这样做。我发起民间的讨论会，就是搭一个平台，为创建中国新文化提供思想资源。我所说的允许各学派争呜，不是我允许，我有什么权利允许？我是希望上面允许，不要听了像王东成这样的发言，把论坛关了。这是创建主流文化的第一要素。
王东成：
徐景安：
在理论上、法理上、法律上，他是没有权利这么做。但在现实中他就这么做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权力。这也是我讲的成为主流文化的第二个要素，必须为国家政权所认可。儒学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为汉家以及后来的几乎所有皇帝的认可。西方文化就是政治家们把文艺复兴时期所创造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写到宪法里，并推行实施了。没有英、法、美等国家政权的认可，靠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能创建西方文明？这是简单的历史常识吧！你能举出一个例子来，成为主流文化的，是政权不认可的？今天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拥护还是不拥护，这是现实的存在。我们就要尊重它，不能无视它。创建中国新文化，就必须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无视共产党的存在，就是让它不满意，那是发牢骚。我们既要考虑创建新文化的现实需要，也要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接受可能，这才需要智慧。
王东成：
政权就不应该管思想，美国就没有中宣部。
徐景安：
美国就不管思想吗？布什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是要把美国价值观推向世界。它比中宣部还厉害，用战争来推广理念。哪一个政权不管思想？问题是怎么管法。成为主流文化，最后还是让广大民众接受。毛泽东有思想，也有政权推广，天天学老三篇、人人背毛主席语录，但最终没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因为民众不接受。
先知先觉者提出，国家政权推广，广大民众接受，这是成为主流文化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但非主流的，允许存在、发展，并且与主流开展辩论、竞争。这是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只有这样，主流本身才会在斗争中发展，并且从非主流中吸取营养。今天的非主流也可能成为将来的主流。这就是我开场白表达的中心意思。
我也回应一下
先从今天
对儒学的批判集中在，它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为帝皇专制统治所用。别忘了，能够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还有一个因素，是为民众所接受。中国民众之所以接受儒学，可以认为是封建统治愚民的结果，这种单方面强调政权的作用依然是片面的。儒学的孝道、仁爱满足了民众情感的需要、价值的追求，是重要的、内在的原因。人可以不懂逻辑，像黎鸣所说的不聪明、很愚蠢，但不能没有来自人的关爱、人的温情。而西方的科技文明、物质文明误导人们，似乎只要懂逻辑、会发明，征服自然，就可拥有一切，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要。
这也就是黎鸣今天讲的观点，“西方哲学为什么死了？就是因为它的逻辑死了，它的逻辑的发展已经停顿了。它们的逻辑到了现在的数理逻辑，就已经到顶了，包括弗雷格，包括罗素，包括哥德尔，事实上它已经偏了，偏成了一个根本不讲人的情感、意志、情境、心理的完全理性形式化的东西，实际上成了一个太理性，太讲利益，太讲功利的 ‘真’和‘假’的东西。”儒学倡导的仁爱孝道正是弥补了现代社会人与人情感的疏远和冷漠，让人们从物质的唯一价值追求中分流，从人与人的爱中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复兴儒学的现代意义。
现在，再来听一下当年
黎鸣：
刚才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尤其是越来越近代的时间，都被外国侵略甚至亡国。为什么？孔子有一句话简直就可以说是全部中国历史的缩影：“凡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徕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的这种“修己安人”的思想，加上不讲理而只讲礼的“文化”，的确就是造成上述历史的根本原因，也是把中国人改造成绵羊的根本原因。包括我们中国的版图，也都是少数民族的入侵带来的。这与世界上其他强国的开疆扩地，例如英国、美国、俄国完全相反，他们是靠自己的武力打来的，而我们的版图却是靠少数民族，例如满族的入侵带来的。大家想想，明朝的版图能与大清帝国相比吗？再说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可以说日本侵略中国，如果不是遇到了整个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遇到了整个西欧、北美，以及全世界，反对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的同盟，中国，说实在话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侵吞了。当然，我说的是“如果”，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最终是谁在那里最有力最有效地抵抗了、消灭了日军呢？现在有统计数据在那儿，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总共是三百多万，而由中国人充当的伪军却有八百万。在整个战争中，日本全部死亡了三百多万军人，真正在中国大陆死亡的却只有三十几万人，也就是说将近270万的日本兵是在其他地方被美国人、其他人消灭的。而我们中国人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国共之间却互相斗来斗去，你打我，我打你，而且彼此还偷偷跟日本人勾结，想借助日军来消灭对方。如此让人感到恶心的卑鄙的思想从哪儿来？孔子及其儒家的两千多年独尊文化的谆谆“教诲”能够逃脱得了责任吗？
徐景安：
我是这样理解黎鸣思想的，他就是我开场白所说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形成体系”的专家。他所抓住的一点就是逻辑，他形容为中国人的“命根子”。他强调要讲逻辑的思想是深刻的，中国人是不太重视逻辑，缺乏追问的习惯与胆量。中国的先知们做判断的多，论证的少，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更重要的是儒学倡导“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大人说话、小孩不许说，这是中国人的家教。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上级说了，下级必须保持一致；当官的说了，百姓不许追问。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有多少是经得起追问的？问题是根本不让问。我国要振兴科技，但民众没有追问的习惯、胆量和能力，怎么有创造性？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哪来科学？所以，黎鸣大声疾呼地要讲逻辑、要中国人聪明起来，是有道理的。他努力发掘墨子、老子的逻辑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希望他能来论坛讲一讲。
他抓住了逻辑，就极力抬高、追捧墨子、老子，是合乎逻辑的。同时，又逻辑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孔子，认为是孔子的儒学让中国人不讲逻辑、变得愚蠢。这就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折，原来把墨子、老子、孔子称为中国三圣，尤其将孔子的仁爱作为人类的三大元精神之一，现在一古脑儿要中国人忘掉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