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南方都市报记者获悉“彭水诗案”事发地原县委书记蓝庆华2007年12月被免职后，在2008年2月14日即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县长周伟2008年2月2日则当选为该县县委副书记。彭水诗案”缘于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在2007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手机短信诗词失去了自由，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逮捕。经舆论关注，秦中飞命运随后出现逆转，关押29天后被“取保候审”，再过25天，该案被认定为错案，认定秦中飞无罪并获得了国家赔偿。这起案件被称为“彭水诗案”。事件发生后，经重庆市有关部门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2007年12月9日，重庆市公众信息网干部任免栏目发布关于“市管领导干部最近任免动态(2006年12月)”，免去蓝庆华彭水县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在这一通知中并未任命新的职务。但是，2008年2月2日，彭水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上，县长周伟还当选为县委副书记。2月14日，重庆市人民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决定：任命蓝庆华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
2月20日，《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作者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发言。他讲到近几年来极左份子活动。据他透露，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记载：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8个城市，都搞了纪念毛泽东忌辰的活动。参加人数由200人至1700多人。其主题是：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号召在中国大地掀起一场革命风暴。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极左作家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还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 到场列席观察的宣、传、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以壮声威。2005年9月9、10两日，延安极左派搞纪念追思会，近1200人参加。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政委一级高级干部携带家属随员出席。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争鸣》杂志评论：“朝野毛派谋造反。” 而2007年毛诞辰，只昆明、郑州、北京等三四个城市搞了纪念活动，参加的人最多三四十个，不那样嚣张了，反对中央的调子也降了许多。
3月1日，中国第四次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1600元/月上调至2000元/月。但这一标准在全国两会上仍受到人大代表质疑。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3月5日提出，个税起征点应该调整至3000元，如果有可能，最好调到5000元。1981年职工平均月工资约为60元，个税起征点是800元，约为月平均工资的13倍。而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750元。即使按照2倍测算，个税起征点也应在3500元以上，因此建议提至5000元。20多年前个人所得税主要向少数高收入者征收，而今天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个税的征收主体。
3月1日起，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全面废止枪决这一传统的死刑执行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文明、人道的死刑注射执行方式。
3月2日，《新快报》报道，曾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成为内地首富的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2008年作为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两会”。张茵说，她准备向大会递交3份提案：一是完善《劳动合同法》，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项条款；二是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三是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从而引起网络和社会热议，言论认为张茵明显只代表富人阶层说话。3月4日，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教育界别第一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一位女委员对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提案提出异议。她首先援引贾庆林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大会上的报告：“各级政协委员是各界群众的代表人士，应该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必须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政协要努力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她认为这段话界定了全国政协委员职责和要求。她说，张茵的3个提案：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她本人的玖龙纸业公司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二是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而她本人就是富人；三是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而她本人的企业是会造成严重污染的造纸业。“不可以这么做”，这位委员明确表示，“我觉得网民和媒体的批评是正确，尖锐的，政协委员应该有一个定位，你既然处在这个平台上，你的话语就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这位委员说，这对其他委员也是一个警戒，不能违背全国政协赋予的崇高使命。3月9日，在全国政协侨联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大学校长吴承业表示，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至今已存在近60个年头；政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能发出各种声音“。张茵提案竟然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认为这不够正常。人民政协中来自各个阶层的委员可以代表其所在的阶层发表意见。10日，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部分企业老板对《劳动合同法》的看法不是“误解”而是“责难”，并把矛头直指张茵，称愿意和她上电视PK。孔祥鸿在谈到用工成本时表示，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可能会对《劳动合同法》有怨言，但张茵的企业不处于这阶段，省总工会愿意到她的企业调研，一起计算成本。11日，张茵对孔祥鸿提议表示，“没必要，也没时间”，她的提案绝非为自己的企业说话。12日，张茵在采访中重申，作为政协委员，献言献策是自己的职责。目前，她要管理一个国际化大企业，每天都非常忙，不会跟副主席对话，但她感谢副主席的关切。张茵表示，从企业角度出发，她全力支持和拥护《劳动合同法》。她的提案绝不是在为自己的企业说话，而是希望《劳动合同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考虑到一些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难。她认为自己的企业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在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过程中也没有问题，日子过得还很好。张茵表示“正是由于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我才提出了关于完善《劳动合同法》的建议，至于国家是否采纳，肯定会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决定。我对教育卫生就不了解，总不能让我提这方面的建议吧，再说了，今年还有很多代表委员都对《劳动合同法》和个税等问题提出了异议。”。11日，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表达对张茵的支持：“她不是什么利益代表，她说的是对的。”宗庆后还点评了张茵“税费太高会吓跑富人”说法，认为不仅是富人，对于国家着力培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税负过重打击更大。3月13日，针对张茵“没时间”的回应，孔祥鸿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回应：我尊重她的决定。真正的民主是负责任的说话，不是乱放炮，个人是这样，作为代表委员就更应该懂得。如果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为什么不告诉公众呢，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总是有的吧。当然我也不会不高兴，因为这也表明她没有底气。时人叹曰：工会本来就是假的，你的底气何来？
3月3日，《华商报》报道，由前国家统计局长（离休）李成瑞、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等前高官为主体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成为“两会”期间热点。这份建议书，成稿于2008年1月17日。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提交建议，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随信还提交了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草案）》。在其《建议书》中，他们指的“公职人员”包括：依法履行公共职务的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党务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 申报范围包括：法定申报人应申报的财产，包括本人家庭成员的全部财产和已单独成立家庭的子女及其配偶的全部财产。“全部财产”包括：土地、建筑物以及附着其上不可分割的物等不动产；现金、存款、有价证券和期权，汽车和其他贵重用品、饰品和字画、古玩等收藏品，以及价值在3000元以上的其他动产。申报人在境外、国外的财产亦须申报。申报的各项财产，应逐项列明种类、数量和价值及其来源。其中主要财产还须列明所有权（或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证件的颁发机关、颁发时间和编号。 并提出申报人和家属及另立家庭的子女及其配偶参与的所有金融活动和不动产交易，均须实行实名制。建议“将现有的国务院监察部升格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最高廉政监察院，这就把它从行政部门分离出来，进入司法部门序列。在最高廉政监察院之下，地方各级设立相应的廉政监察院，实行逐级垂直领导。最高廉政监察院院长如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那样，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建议书得到了化学工业部原部长秦仲达等50名退休官员、学者及各界人士支持，他们既是前高官，也是近年来倡行极左的极左份子。但在建议书中，采用的仍是改革开放时期语言。
3月3日，《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送审稿）已经形成，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由国务院牵头，包括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保障部等14个部委正在积极协商户籍改革。据透露，户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其中：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在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保持人口的适度机械增长，对其周边地区和卫星城镇，要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以吸纳城区人口和本市农村人口为重点，促进其人口规模的形成和逐渐扩展。而且，现行《户口登记条例》中的部分内容已与新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相抵触，现行的户口迁移政策和《暂住证申领办法》等部分规章早已突破了《条例》有关内容。对此，将积极开展户籍法立法调研工作，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抓紧做好户籍法草案的修改和报批工作，力争户籍法早日出台。
3月，中国大陆“两会”召开。3月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3月3日下午3时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3月14日上午9时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闭幕。3月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9时开幕，3月18日上午闭幕，会期13天半。
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委员，并发表对台重要讲话。胡锦涛指出，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目的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途径是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谈判的地位是平等的，议题是开放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期待，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胡锦涛强调，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履行对台湾同胞作出的承诺，既不会因局势的一时波动而有任何动摇，也不会因少数人的蓄意干扰而有任何改变。 胡锦涛指出，“台独”分裂活动已成为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大祸害、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台独”分裂活动违背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意志，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还面临阻力和障碍，今后也难免会经历曲折和起伏，但我们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念坚定不移，决不动摇。
3月4日，陕西省长袁纯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被问到华南虎照问题（即周正龙华南虎照事件），袁纯清表示陕西省政府对华南虎照事件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是在即将开幕的两会上，我们应该把精力主要放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上”。袁纯清说。3月4日，新华网英文版以《Chinese lawmakers from “paper tiger” home province say will push for photo auth-entication》(《来自出产“纸老虎”省份的中国人大代表表示将推进虎照鉴定》)为题对两会上华南虎照问题作了报道。
3月5日，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人大发生“架走记者事件”。当《南方都市报》记者，表示希望采访陕西省长袁纯清时，刚说出自己是南方都市报记者，工作人员就马上上前将记者架走。2007年秋天，陕西农民周正龙声称他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经陕西省林业厅正式发布之后在中文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浙江省义乌市有位声称拥有虎照的原版版权的年画出版商为此到法院提起诉讼，起诉陕西省有关当局并要求索赔。但是，有关这些照片的真伪鉴定结果至今仍无定论。
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十项承诺”。十项承诺：1、当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已成为群众最关心的问题。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4.8％，今年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报告承诺，国家将在九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2、报告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报告承诺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就业是民生之本。报告提出，今年要用百倍的努力，完成好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的目标。4、为圆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梦，报告承诺，今年将采取加快廉租住房建设等四项措施，重点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5、报告承诺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6、推进节能减排进入关键年。报告承诺将在十个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7、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安心，让出口产品享有良好信誉。2008年要完成7700多项食品、药品和其他消费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健全食品、药品和其他消费品安全标准体系，标准的建立要“就高不就低”。报告明确提出食品、消费品安全性能要求及其检测方法标准，都要采用国际标准。同时，食品、药品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高门槛”，报告提出要提高涉及人身健康、安全产品的生产许可条件和市场准入门槛。8、教育是百年大计。2006年，政府提出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1．5亿中小学生的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208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将由去年的1076亿元增加到1562亿元。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试点基础上，从2008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这是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举措。9、针对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高涨，报告明确表示将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报告承诺，具有公益性质的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8至2009年内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10、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
3月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委员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中强调，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生育旺盛期，计划生育国策现阶段绝不动摇。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叶青教授说。 “我初步估算，去年全国‘四公’（公款吃喝、公车支出、公款建楼、公费旅游）花销不少于1万亿，这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5，而其中一半或1/3是可以节约的”。提到去年全国“四公”花销，叶青代表说：“公车支出3000亿，加上2000亿的招待费，2000亿的公费出国，就是7000亿，再加上建豪华办公楼，超过了万亿元”。2008年他拟向大会提交的建议之一是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切实降低行政成本。他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其间，财政收入增长了20多倍，但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00多倍。他说：“我国的行政成本之高居世界第一，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3月5日，中国监督网报道，湖北省监利县非法拘禁上访人，县长李吉高辱骂举报人。报道说，湖北省监利县71岁的老人龚友均，因为其房屋被当地镇政府野蛮拆除，无家可归，多次上访未果。3月1日，当地政府为了阻止他上访，将他软禁在中共监利县委党校。截止今日，他又一次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天。龚友均老人多次通过电话向中国监督网编辑部呼救。连日来，中国监督网编辑部多次拨打监利县县长李吉高的手机，希望通过编辑部的干预，促使县委、县政府尽快放人，恢复龚友均的人身自由，并妥善解决老人的居住和生存的问题，但是，这位“县太爷”一直不接听电话。直到下午二点四十五分，电话终于接通，李吉高很不耐烦，竟然在电话中骂人：“关你庇事？！”、“他妈的！” 然后挂断了电话。龚友均老人曾于去年10月4日被当地以办法教班为由软禁在监利县委党校时间长达14天。
3月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就教育不公平、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陈晓光表示，现在民众所反映的“上学难、上学贵”的论调是不对的，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也没有过“上学贵”，中国也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因为所有的学生与家长，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都希望能享受到最优质教学条件。但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说“上好学难、上好学贵”。陈晓光表示，过去的五年，教育上全国财政的投入是以前五年的1.26倍，去年最大的投入就是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完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都免除学杂费，然后是全部免费提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费，再有就是补助家庭困难寄宿生的寄宿费。国家投入很多，只是免除学杂费一项我们农村是232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吉林省就投入了3.2亿，国家投入了5.4亿。另外，今年吉林省城市54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也全部免除学杂费。吉林省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是增加比例最大的，连续几年吉林省教育和科技增长的比例比其它领域都要高很多。
3月6日，中国经济网报道，再过几天，全国政协委员、做了十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即将离开他现在的工作岗位，结束个人23年的审计工作生涯。2月25日，李金华接受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记者的独家专访时，在记者提出打分时，他说“对我与对审计工作一样，70分。”他笑言：这个分数，比及格线略高，仍在优秀线以下。
3月7日，在“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我国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应当改变，实行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对于不生的家庭给予奖励。同时，出生性别比是否正常，应当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据其介绍，中国人口目前每年出生1500万到1600万，每年净增750万至800万人；人口增长率由当时的2％下降到目前的0.6％左右。统计表明，30多年来，我国少生育近3亿多人口，极大地减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压力，有效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去年的统计表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120.2，个别省市已经超过130。目前我国尚处在出生性别比失常现象的表象性阶段，今后的数十年，将呈现显现性，情况将更加明显。因此，建议将出生性别比是否正常纳入政府政绩考核，特别是省级政府。
3月9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上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中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困难群众生活最后一道保障网基本编织成形，困难群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李学举回顾这五年来城乡社会救助体系重点制度进展情况：1、社会救助体系有了制度保证。目前已经建立了九项制度：一，城乡低保制度；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三，灾害应急救济制度；四，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五，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六，临时救济制度；七，住房救助制度；八，教育救助制度；九，司法援助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在在城市，对困难群众符合低保标准的已实现应保尽保，在农村已实现困难群众制度性的保障。五保供养是实现了制度性的转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是从无到有。这九项制度已成为救助困难群众的一种长效机制。2、社会救助资金有了可靠的支撑。低保资金的筹措机制日渐健全，中央和地方对城市低保补助资金不断增加。从2003年到2007年，全国低保资金由151亿增加到275亿，其中中央财政资金由92亿增加到160亿。为缓解物价上涨给困难群众生活带来影响，2007年，中央财政还紧急安排了23．6亿元的物价补贴。从2006年6月开始，中国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当年中央财政安排了30亿补助资金。2003年至2007年，中央财政还累计补助地方医疗救助资金59．7亿元，其中2007年补助了33．4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133%。2003年至2007年，民政部又会同财政部安排救灾资金224．39亿元，其中2007年又大幅度提高了灾害救助标准。这五年还广泛开展了社会捐助，共有28亿多元，衣被58亿多件次。3、困难群众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保障水平逐年提高。五年来，城市保障对象基本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2007年达到了2271万人。保障水平从149元提高到182元，低保对象月人均补贴标准由58元提高到102元。此外，还极力推行分类施保措施，对低保对象中的残疾人、重病人、老年人、未成年人都给予重点帮扶，适当提高他们的补助标准。农村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也得到了制度性保障。2007年底，全国低保对象是3451万人，平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年840元，平均补助水平为每人每月38元，基本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和城乡均等覆盖。农村五保供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目前，五保供养已经完成了由农民集体供养为主向公共财政保障为主这样的体制型转变。2007年五保对象已经达到了525．5万人，比2003年增长了68．5%。集体供养124．2万人，占23．6%。集中供养人员每人每年的标准是1953元，分散供养的是1432元。这五年民政部还启动了“霞光计划”，用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农村五保设施的建设，改善了五保对象的居住条件。城乡医疗救助从无到有，农村医疗救助从2003年开始启动，2006年基本涵盖了所有涉农县（市、区），城市医疗救助制度从2005年开始进行试点，2007年已经有90%的县（市、区）建立了救助制度。2004年至2007年，全国医疗救助累计人数23364．7万人，支出资金87．2亿元，其中2007年达到了1171万人，比2006年增长了111%。受灾群众的困难得到了有效援助，2003年至2007年紧急转移受灾群众5520．8万人次，救助的受灾群众4亿人次，恢复重建民房856．8万间。还健全了救灾社会捐赠的动员机制，受益人数达到了1．5亿人次。
3月9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说，养老保险跨省市转移接续办法有望年内出台。他说，现在我们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比较低，并没有实现全国统筹或省级统筹。这样就妨碍了社会保障发挥全社会共济的功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比如养老保险，首先要实行省级统筹，不能再由各市、县各自进行统筹。现在已经制定了时间表，要在2008年、2009年，经过两年努力，在全国各省都实现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这样，养老保险关系在本省内的人员流动、关系的接续和转移就可以实现了，就可以在本省内实现你刚才讲的“一卡通”。 第二，在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要实现跨省市的人员流动的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的办法。关于这个办法，现在劳动社会保障部正在进行调研，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估计在2008年内这个办法就可能成熟出台。在出台了养老保险、其他保险关系跨省市转移接续办法之后，再加上全国养老保险信息网的建设，我们就有条件在全国实行社会保险卡的“一卡通”。田成平还说，在城市，中国建立了包括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全面实施；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全面建立，正在不断地扩大覆盖范围，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在积极地探索，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正在全面推进。城乡医疗救治制度已经普遍建立。就是说，我们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
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上，民政部部长常务副部长李立国说，6月27日和28日进行首次社工考试。在我国高等院校恢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近20年的基础上，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社会工作制度应运而生。2006年7月，人事部和民政部联合印发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社会工作者考核实施办法》，标志着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社会工作制度在我国开始正式建立。
3月，2008年“两会”代表语录集锦：1、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比如电信行业，固话业务、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2、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春运期间铁路一票难求的现象始终得不到缓解，根本原因在于铁路票价太低。3、全国人大代表、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铁路部门在雪灾中的表现，至少打90分，不足的10分中，有七八分是失在我们运输能力不足造成的，另外两三分失在抗灾预案的估计不足。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每一场天气过程我们都准确预报了，都是对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的预报，所以后面连续那么多的过程，这对于我们目前的预报水平来说还达不到，我想其它国家的气象部门也很难达到。5、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春运混乱为什么要气象局道歉？这要说明白，为什么要气象局道歉？6、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省长林树森：雪灾是一场自然灾害，除了部分擅自离岗、渎职等情况外，贵州省的干部表现得还比较好，不存在问责的问题。7、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当被问到华南虎事件时说）在两会上，我们应该把精力主要放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上。8、全国政协委员、陕西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周老虎事件）政府最初的愿望可能是好的。9、陕西委员：不要追究结果了。（还是华南虎）10、全国人大代表、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4.8%的物价涨幅预期目标是合适的，即便是到5%，也是可以的。11、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公司董事长张茵：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12、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穆麒茹：钉子户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损害了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1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穆麒茹：地产商现在都成了过街老鼠，还有谁敢替地产商说话呀？虽然房地产产业对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但总体仍受到了不甚公正的待遇。14、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地产董事长黄文仔：房价高其实没关系，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形成良性循环，这样对大家都有利。15、全国政协委员周汉民：大可不必人人买房。16、全国政协委员、祈福房产董事长彭磷基：如果你还没有买房的话，快点去买，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价格。17、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韦苇：国内旅游是省域之间互掏腰包，不会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反而污染环境，消耗能源，损坏文物，所以要控制国内游的规模。18、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总商会会长、海王集团董事长张思民： 一瓶供静脉滴注用的氯化钠注射液，出厂价还没有一瓶矿泉水的价格高。19、政协列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如果实行分级管理，等于承认淫秽色情可以大量出版。20、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财政部已经完成对审计署的审计，审计署也被审出了问题。
3月9日，在十一届全国政协文艺组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孙萍毫不留情地当众炮轰教育部长周济。她直指周济在回复提案有关事宜时“说话很不负责任”。从本学期开始，教育部以文革样板戏充“京剧”，将在10个省区市中小学音乐课程中增加文革样板戏内容。孙萍说，她很感谢周部长能让她提出的“京剧进校园”的提案成为现实，“不过样板戏这么多不是我的初衷……”为此，要求教育部紧急调整相关做法，提案中建议增加传统曲目。孙萍说，京剧进校园这一步本身没有走错，但关键在于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样板戏很难代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其中诸如“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唱词，低年级学生根本无法理解，哪里还能起到教育作用？“他(周济)的回复竟然是：孙萍啊，京剧能进去(试点城市学校的课本中)就不错了。”孙萍说到此事时，情绪非常激动，“教育部背离了我的初衷，搞得我现在压力很大，我都成了众矢之的了……”一位资格较老的委员大声地咳嗽了一声，但这显然没有阻止孙萍继续往下说：“堂堂一个教育部的部长，竟然用这样的话来回复我们，太不负责任了！”面对孙萍的“炮轰”，周济解释说，在有关曲目推出前，已邀请了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对此，孙萍则反驳称：“我们这有这么多专家呢！政协的专家不是最顶级的专家了吗？梅葆玖不是专家？那谁才是专家”？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已做出表示，如果不是媒体广泛的报道，他本人对于这件事根本不知情，更直接称：“这么着急就推出有点草率。”是以，其联合多位演艺人士和专家提交了建议修改新规的提案，建议在“进校曲目”中增加爱国曲目《抗金兵》、反腐曲目《铡美案》等剧，删除部分样板戏。此后，教育部长又称：“京剧能够走进校园，已很不容易。一年的音乐课一共二十首歌，其中只有一首京剧曲目”。并且认为“京剧进校园”可以在尝试中推进。针对这种论调，孙萍再次予以抨击：“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有关措施)出台就不好收回来了”。起点就是错的，为什么还要走下去？何况，作为一个教育部门，怎么能不经深思熟虑出尔反尔，改来改去？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教育部长最终败下阵来，几乎“承认”新规的推出考虑不周，不够成熟，确有不妥。但是孙萍依旧表示，事实上，教育部更改出台文件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听说光盘已刻了一亿多张了。”
3月9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贾庆林主持会议。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就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推荐的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向大会主席团作了说明。杜青林说，中共中央提出，为推进全国政协领导人员的新老交替，进一步增强活力，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需退下来，充实一些相对年轻的同志。新进入全国政协领导机构的人选中，应有各方面的领导骨干，也应有特定方面的代表性人物，还应有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新一届全国政协领导机构提名人选一般应为四十年代以后出生，个别非中共代表性人物的提名年龄可适当放宽。杜青林说，中共中央对新提名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中共预备人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民主推荐，充分发扬了中共党内民主。对非中共人选，分别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等有关方面的意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提出了新一届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名单。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民主协商会，就建议人选名单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进行了协商。之后，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个建议人选名单。 杜青林说，这次全国政协换届，由于年龄、工作变动等原因，第十届全国政协的一些同志拟不再提名。
3月9日，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在浙江团代表审议时，记者提出：如果让你打分，你对铁道部2008年雪灾中的表现打多少分？陆东福说，“至少打90分。只说一件事，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将广州地区节前持票滞留的350万旅客全部疏运完，这是其他交通方式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做不到的。在不足的10分中，有七八分是失在我们运输能力不足造成的。铁路建设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铁路网还不够密集，遇到这种灾害天气，缺乏更多可以选择的迂回路径。弥补不足需要全社会重视加快铁路建设。另外两三分失在抗灾预案的估计不足。面对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我们准备不够充分。比如我们铁路是两路电源，其中一路是备用，结果没想到它从根基上(高压电)全断了，造成两路全部断电，这方面教训值得总结。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案截止。到截止时间大会提案组共收到提案4772件。在这次大会收到的提案中，和经济计划、城乡建设、财贸金融等有关的经济类提案占42.8%，非经济类的占57.2%。
3月9日，参加十一届人大的广东团就人大“权力”展开热烈讨论，显得意味深长。“人大常委会不能当‘二政府’、‘二法院’！人大常委会开会时有权，不开会时无权，集体有权个人无权。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不能批示这儿批示那儿。”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黄丽满说：“人大代表是个职务，不是荣誉。代表应该正确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力。人大不能失职也不能越权。”在场的汪洋书记不断地点头：“对！对！”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说：“我当过五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是无权批示任何材料的。人大的职能是立法和监督。”汪洋接着说：“两位‘老资格’讲得好。任何人大的领导批的任何信件都没有法律效力。人大处理信件要按法律程序走，并非说人大常委会主任权力就大一点，不是的。” 黄丽满接着说：“人大机关离开了人大代表就发挥不了作用，就会变成少数人的官僚机构。发挥好代表的作用，就能发挥好人大自身的作用。”卢瑞华说：“对，各级人大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 在谈到人大立法时，黄丽满说：“立法不是写文章，不是拍脑袋。有的法条件不成熟就不能立，立了也发挥不了作用。现在关于食品安全的立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标准，标准谁来定？大多数人主张采用国际标准。” 谈到监督时，黄丽满说：“监督要选择经过努力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问题拿来监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人民群众对政府产生更大的意见。” 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在讨论时则妙用“加减乘除”谈广东破解科学发展的难题。所谓加，就是要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减，就是减少能耗，减少污染，减少社会矛盾；乘，就是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提升产业水平；除，就是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欧广源还说，今年计划将广东省土地利用规划条例、实施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实施国家文物保护法办法、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条例等列为新制定立法项目。同时，抓紧对涉及能源节约、采土取石、城镇房地产权登记、企业集体合同、宗教事务管理、青少年保护、残疾人就业、村委会选举等方面的法规进行修订。
3月10日起，市民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或意见，只要信件符合相应规格，就可享受到免邮资的“特殊”待遇。市民不用在信封上贴邮票，写上“群众来信”四个字，信件便可被准确投递。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免邮资”的范围包括：凡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市民向市委书记、市长、市信访办反映问题和诉求，提出意见及建议的信件；“免邮资”的来信重量限定在20克以下的平常信函，其他邮件均不在“免邮资”范围内。“免邮资”的目的就是方便群众反映问题，便于全市各级领导机关倾听民声、集中民智，进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加强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监督，依法行政、执政为民，帮助群众解决合理诉求；降低群众信访成本，建立“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
3月10日，针对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出的“敏感”问题，“新华视点”记者第一时间连线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最高法新闻发言人说：1、死刑核准执行得如何？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已有一年多时间，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加严格把好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和程序关，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2007年，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案件，占复核终结死刑案件的15%左右。2、为什么有些受贿数额很大、群众反映强烈的贪官，却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发言人说，贪官不享有法外特权 受贿数额不是判死刑唯一因素。过去5年，全国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2万件，这一数字较之5年前同比上升了12.15%。发言人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有两类人不适用死刑：一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二是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除此之外，任何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均应适用死刑。同时，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受贿罪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才能适用死刑。同时，“受贿数额是认定受贿罪情节是否特别严重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发言人表示，人民法院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具体情况，如是否有自首、立功、坦白、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确定受贿罪的情节是否特别严重、是否适用死刑及是否必须立即执行。“刑罚适用平等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贪官并不享有法外特权。人民法院将继续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分子”。3、法院“窝案”频发，将如何防治？高法将采取更有力措施决不手软。近年来，武汉中院、阜阳中院、深圳中院、吉林高院等法院出现“窝案”，还有个别高级法院原院长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如湖南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因受贿600余万元，2006年11月被判处死缓；阜阳中院连续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因腐败落马。5年来全国法院违纪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逐年下降，其中，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从2003年的468人下降到2007年的218人。4、怎么会“赔钱减刑”？前一段时间，广东省东莞市的两级法院在多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了从轻处罚。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也设立实行了类似的制度。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纭，有批评者尖锐地指责这种做法是“赔钱减刑”甚至是“花钱买刑”，是法外施恩、金钱万能，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和腐败空间，有损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对此，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认为，部分媒体将地方法院的这种做法定义为“赔钱减刑”，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他指出，根据刑法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据此，对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被告人有悔罪表现，作为量刑情节酌情从轻处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适当从轻有法律依据，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位发言人特别强调，对于那些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恶性案件，即使被告人愿意或已经对被害人作出实际赔偿，人民法院仍应依法予以严惩。
3月10日，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03年至2007年，共审理各类案件20451件，比前五年上升0.78%。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审结各类案件3178.4万件，比前五年上升1.59%。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4802件，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338.5万件，总数比前五年上升19.61%。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76万人，占判处罪犯总数的18.18%。依法严厉惩罚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重点审判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和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共审结爆炸、杀人、绑架、抢劫等犯罪案件120万件。审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走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犯罪案件8万余件。审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2962件，同比上升1.33倍。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2万件。“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五年来，依法宣告1.4万名刑事被告人无罪。依法保障被告人行使各项诉讼权利，为32万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同比上升2.3倍。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3196件，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2214.5万件，比前五年下降6.25%。重视与民生有关案件的依法审理，审结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案件593万件；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209万件；劳动争议案件60万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审结合同纠纷案件1144万件，诉讼标的额23085亿元。审结企业改制和破产案件1.5万件。审结借款合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纠纷案件395万件。依法公正妥善审理24家证券公司破产案件。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6万余件，诉讼标的额133亿元。加强内地与香港、澳门司法交流与合作，签署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以及仲裁裁决等有关司法协助的文件6件。审结涉港、涉澳民商事案件26561件，审结涉台民商事案件16130件。审理涉外民商事和海事海商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共审结涉外民商事和海事海商案件64558件。把诉讼调解贯穿于案件审理全过程，民事案件调解和撤诉率达50.74%。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1242件，国家赔偿案件313件，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47万余件；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3万件，涉及赔偿金额1.8亿元。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协调和督办跨地区民事执行案件1038件，积极推动国家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当事人自行履行率比前五年提高3.63个百分点，强制执行案件1080万件，同比下降11.91%；执行标的金额17276.2亿元，增长28.19%。最高人民法院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9860件，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查申诉案件55.7万件，其中申诉符合再审事由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18.4万件，占全部生效案件总数的0.71%。五年来，共制定司法解释85件；发布司法指导性文件180件。通过公报发布指导性案例169个。贯彻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方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制定了一系列司法利民、护民、便民措施。不断提高法官的司法水平和审判质量，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的占90.1%，二审维持率70.84%。提高司法效率，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简易民事程序速裁案件1496万件，全部案件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6.06%。落实便民措施，方便群众诉讼。全国共设立巡回审判点11220个，6941个人民法庭实现了直接立案。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共救助127万人次，缓、减、免交诉讼费54.8亿元。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9项改革任务，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50项改革项目也基本完成。改革和完善死刑核准制度。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从2007年1月1日起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五年来，全国法院违纪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逐年下降，其中，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从2003年的468人下降到2007年的218人，下降53.42%。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把人民法院建设的重点放在基层，先后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决定》和《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共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建议703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242件，全部在规定期限内办复。依法接受和严肃对待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五年来，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级检察机关对各类判决提出抗诉的案件67853件。其中，原判正确予以维持的25722件，改判16597件，发回重审3511件，以调解、撤诉等方式结案的22023件。
3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自由社会何以可能？》。文章说，所谓自由社会，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该社会必须是法治而不能是人治。也就是说，统治者必须按照法律和道德进行管理，而不能违背法律和道德而任意管理。第二个条件是，该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必须由全体成员或其代表制定或认可，从而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不能是个别人物意志的体现。自由的、人道的社会还须具备另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人都必须同样地、平等地享有自由，同样地、平等地服从强制、法和道德。否则，如果一些人必须服从强制、法和道德，另一些人却不必服从强制、法和道德；一些人能够享有自由，另一些人却不能够享有自由，那么，这种社会显然不是个自由社会。文章最后说，一个社会的强制，应该保持在这个社会的存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一个社会的自由，应该广泛到这个社会的存在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这就是自由的限度原则，这就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自由、是否人道的自由限度之标准。近来，《学习时报》发表了大量的民主启蒙和倡民主自由的文章。如《如何理解民主立法的含义》、《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内民主：探索与问题》、《有效制约权力的一个恰当选项》等等。
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总结五年来工作：依法打击刑事犯罪，2003年至2007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批准逮捕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2404人，提起公诉2451人。批准逮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故意杀人、放火、爆炸、强奸、绑架、抢劫犯罪嫌疑人906947人，提起公诉931876人。批准逮捕走私、金融诈骗、偷税骗税等犯罪嫌疑人113347人，提起公诉129392人。批准逮捕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矿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嫌疑人37272人，提起公诉53745人；批准逮捕假冒注册商标、侵犯著作权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嫌疑人6339人，提起公诉7448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不批准逮捕149007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决定不起诉73529人。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除正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尚未终结的以外，已被判决有罪116627人；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完善境内外追逃追赃机制，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547人，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参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963件，涉案金额34.2亿多元。加大反渎职侵权工作力度。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4973件42010人，其中已被判决有罪的16060人，是前五年的2.3倍。查办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01人。立案侦查纵容违法违规生产、不报谎报重大事故等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193人。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针对公共项目和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检察建议74238件。 加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侦查机关立案94766件；对违法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侦查机关撤案18266件。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决定追加逮捕63500人、追加起诉42430人；对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准逮捕255931人、不起诉34433人；对侦查活动中滥用强制措施等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50742件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15161件，对刑事审判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9251件次。 强化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法律监督。依法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13275人，对不按照规定将罪犯交付执行等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29631件次。开展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63662件、再审检察建议24782件。开展集中清理纠正超期羁押工作，纠正了一批历史遗留的超期羁押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长效机制，使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新发生的超期羁押从2003年的24921人次下降到2007年的85人次。查处执法和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17270人。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先后开展五次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专项工作，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1507859件次。2007年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信访5814件，比2003年下降32.5%。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认真抓好中央确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的改革任务，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积极稳妥地推进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和修改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质量标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等50多项规范性文件。为加强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外部监督，从2003年9月起开展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截至去年底，全国已有86%的检察院开展试点。人民监督员共对21270件“三类案件”进行了监督，其中不同意办案部门意见的930件，检察机关采纳543件。2007年，对检察人员的控告、举报比2003年下降37.6%，因违纪违法被查处的检察人员下降51.2%。其中检察官利用检察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从2003年的277人下降到2007年的92人，下降66.8%。狠抓领导班子建设。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检察人员比例从2003年初的39.2%上升为目前的70.3%。为保证准确执行法律，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宏观指导，制定司法解释27件。五年来，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274件建议和提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在规定期限内办结。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透露，官员工资的公示将来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这项改革还需要一定的时机，需要相关配套改革的实现。李金华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改革、民主政治的不断建立，公开政府官员的工资将来会慢慢实现，也是有可能、有必要实现的。但是由于这项改革还要涉及很多问题，比如银行信用、消费信用的完整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许多个人收入可能不通过银行。因此，要将这些配套的制度全部建立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至于官员家属的财产是否也要公示，李金华说，怎样在法律上对“家属”的范围进行界定，这也还需要一个法规上完善的过程。
3月11日，《光明日报》记者“倪迅”以《孙萍委员：“‘京剧进校园’提案落实了” 》为题，对政协委员“孙萍炮轰文革份子教育部长周济”作了颠倒黑白的报道。 报道说，全国青联常委、中国京剧院演员孙萍委员在联组会上兴奋地说：“我提出的京剧进校园的提案，教育部已经答复落实了。” 并称：在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谈论到中小学校开京剧课的事。梅葆玖委员说：“今年教育部决定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中，我对政府的明智之举发自内心地拥护。学校开设京剧课，对青年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并称：“为什么京剧在海外往往受到特别的礼遇？因为它能唤起华人华侨的民族情怀，也能以其精美赢得外国人的仰慕。作为京剧艺术的表演者和传播者，我在国外受到崇高的礼遇。海外10余年的文化传播生涯，使我深刻意识到，世界艺术盛宴离不开中国戏曲文化大餐。”对此孙萍的感受非常深”。孙萍说：“传统文化要从学校、孩子抓起，这些年我一直呼吁要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得到京剧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要让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欣赏这门传统艺术。我很高兴我的提案有了结果，我们民族原创的京剧不断传承下去，也是老一辈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心愿。”
3月1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振华副主任、环保总局张力军副局长在就环境资源和节能减排问题答记者问中提到，各地都把减排目标分解落实到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甘肃省省长徐守盛同志讲过，完不成节能减排的指标，他就辞去省长职务。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同志有一句话，我现在记忆犹新。他讲，什么叫做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就是“摘帽子”工程。山东省要完不成节能减排的目标，我姜大明就辞去山东省省长职务。可见各地实现节能减排的决心之大。
3月11日，钟南山应邀参加两会嘉宾访谈室，畅谈医改、大部制。主持人提出，前不久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说，在中国看病是最不难、最不贵的。这样的言论很容易刺激民众，引来网上板砖。您怎么看？ 钟南山说，这位副局长讲看病最不贵、最不难，是从绝对值来看。比如我们做某个小手术，就300多元，香港要1000多元。这样看，我们是不贵。但问题是，在香港的公立医院看病几乎是免费的，而我们很多人没有医保，看病得自掏腰包，这样就贵了。所以讨论这个问题，要看国情，不能只看绝对值。 他还对新医改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对于新医改，我并不抱极大的期望。医疗问题是世界难题，不可能有灵丹妙药，一吃就灵，需要逐步解决。当被提出：“前段时间广东省卫生厅做了一个调查，近七成的医生觉得他们的形象被“妖魔化”了，首要责任是媒体。您怎么看？ ”钟南山说，这里面媒体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首要。主要责任是在政府。前些年我们的政府没有把医疗卫生放在足够的高度，把医疗责任推向社会，导致公益性减少。老百姓不满意，媒体放大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3月11日，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民革成员蒋洪，在其人民网博客上发表《我反对这样的投票办法》。文章说，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和常委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和电子计票方式。选票上印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弃权”，另一个是“反对”。选举办法规定如赞成就不需要在选票上做任何记号，如弃权或反对，要在名字后面的对应选项中用笔将空白全部涂黑，就象学生考试时做的那样。全场设二十多个投票箱，每个代表按规定的座位规定的区域就座，每个区域的委员将选票投在指定的投票箱内。我反对这个投票办法，因为它违背了“无记名”的基本精神，即在委员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从而能够无顾虑地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投票。1）这个投票办法只要委员一动笔，就显示该委员对候选人投弃权票或反对票，构成了对“无记名”的侵犯。2）每个委员只能在指定的投票箱投票，这样就缩小了认定某张选票投票人的范围，也形成了对“无记名”的侵犯。虽然委员在投票中应该是坦然的，怎样投票应该与他人是否知道自己的态度无关，而只与委员对候选人的评价有关。但由于种种原因，委员有某些顾虑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避免各种干扰，让委员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才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这在我国现实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要在投票的某些环节上要违背无记名呢？这不利于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建议更改。
3月11日，华建敏受国务院委托对“人大”就“大部制改革”作出说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个大部。有专家解读“整个体制改革过程完成，可能需要12年左右。3月12日《南方都市报》以“大部制改革：没想象的那么大”为题，对这次“改革”作了如实报道。
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向大会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根据有关方案，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个大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些行政部门承担着重要的改革任务。在这些改革与转型任务没有完成前，考虑到政府职能阶段性需求，这些领域不宜急于推进“大部门体制”。推行“大部门体制”仍然是在中央层面进行的改革探索。从现实情况看，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事权，尚需时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在起，要经过12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归根到底是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
3月12日，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中共二组中，审计长李金华说： “我个人认为，财政部和发改委现在自己根本解决不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大部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先把财政部和发改委改好”。 李金华觉得大部制改革的目标，首先要解决几个重大问题：首先是中央供养机构的管理问题。他解释，这主要是“要钱”和“要项目”的问题，“有些地方和部门常常有一种谁不要谁吃亏的想法，这次要不到没关系，至少部里知道他在那排过了，知道他们需要钱了，今年要不到可以明年要。这些行为虽然很正常，但很容易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央各部委的关系问题。”李金华接着说，除了财政部、发改委之外，各部门都有分配资金权，也很容易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预算与收支问题。此外，有些部门除了税收以外，非税收以外的收益也有不少，好多不缴税的，比如什么什么建设资金，通常都不纳入预算。”李金华说：“还有审批权限交叉的问题，比如某个审批项目，中央15个部委都可以管，这个部不批，另外的部也可以批……”李金华话未说完，又被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程世峨委员打断，她说：“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政府部门不再争钱了，我们的腐败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大部制改革也就成功了”。
3月12日，著名媒体《南方都市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专栏文章：《没有监督就没有服务型政府》。文章说，大部制改革，据说其中关键的环节，是转变机制，使政府职能从管制或者管理变成服务。但是，忧虑和担心：这服务要是落实不了怎么办？或者人家把管制两字换成服务，换汤不换药怎么办？更担心的是，如果说管制，虽然说严厉了一点，苛刻了一点，态度差了一点，但至少管你的人不好明目张胆地收费，而一说服务，兴许收费就来了，或者收费涨价了。文章最后说：最关键的，是要有来自服务对象的监督，就中国现有体制而言，是来自人民代表的监督，来自媒体的监督。因此，若要真正建设服务型政府，一个内在的制度需求，就是激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民代表主要替老百姓说话，而不是主要为政府说话。同时，要明确媒体是可以监督政府的，不能含糊其辞，关键时刻下封口令。当然，媒体也许可能乱说话，但是只要制定相应的法律，犯了哪条，依法处理就是，而且乱说话的媒体丧失了公信，自己也就没市场了。事实上，相对于媒体的乱说话，政府的乱来，无疑危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为政的基本原则。没有监督，尤其是来自服务对象的监督，就没有所谓的政府服务，这个道理，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
3月1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政府不能对“房价一半被政府拿去”保持沉默。文章公布了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工商联副会长，王超斌进京参加“两会”前，就委托河南房地产协会做了一份“房价清单”。发现各地政府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所征收的费用，除土地出让金和双重配套费以外，还要收费达50余项目，总计占房价的15%～20%.而也早有开发商曝出怨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目前，不少地方政府收取的房地产税费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50%.这也正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积极响应国家宏观调控号召的重要原因。因此文章提出：要澄清政府到底从房价那里拿走了多少，以给公众一个交待，让公众明白；如果真的从房价那里拿走了过多，要适时给开发商减负，也是平抑房价的必要措施。
3月12日，上海《新闻晨报》报道，河南新县回应官员饮酒死亡事：生前就有表彰计划。河南新县原新县计生委主任郭世忠，2月27日凌晨因喝酒壮烈牺牲。2月28日，他被新县县委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新县县政府为他追记个人三等功。然而据当地媒体披露，郭世忠是因应酬饮酒过度而牺牲的。但是，11日日，新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夏宗明告诉记者，郭世忠的死并不是像当地媒体所说的醉死，而在其生前政府就计划对其表彰。他说，“他生前就有高血压，工作期间从来不休息，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筹备全县计生工作会议，当天晚上也是在和乡里的计生干部一起吃饭讨论工作，的确是因为工作劳累、积劳成疾导致的突发性脑溢血”。对于当晚郭世忠受两名乡里干部邀请，在“金鑫酒店”吃饭，饭后到该酒店六楼的“金鑫娱乐城”唱歌这一情节，夏宗明并未否认。 据当地媒体《东方今报》报道，2月26日晚上，郭世忠受两名乡里干部邀请，在与县政府一墙之隔的“金鑫酒店”吃饭，饭后到该酒店6楼的“金鑫娱乐城”唱歌。2月27日零点左右，新县人民医院120接到电话赶到“金鑫娱乐城”，发现郭世忠神志不清，意识模糊，人事不省，瞳孔散大。一个多小时后，郭世忠在医院里不治身亡。2月28日，新县县委追记郭世忠为“优秀共产党员”，新县县政府为他追记个人三等功，信阳市人口计生委号召全市人口计生系统向郭世忠同志学习。新县县委、县政府此举很快受到当地群众和媒体的质疑。在信阳信息港网站上，即便郭世忠生前的确像相关文件说的那样，“忠于职守，忘我工作，不甘落后，勇争一流，爱岗敬业”。但他毕竟是酒后死在娱乐城的，而非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公共场所，县委、县政府却认定他因公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并匆忙给予嘉奖，实在匪夷所思。2007年1月，河南省信阳市委连发3份红头文件，禁止公职人员工作日中午饮酒。新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夏宗明称，“禁酒令”禁止公务员中午饮酒，但并没有禁止晚上饮酒。今年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市市长郭瑞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禁酒令”效果好，会长期坚持下去。新县政府上级单位、河南省信阳市政府表示，信阳市有关部门正在就此事进行调查，而且河南省有关部门也已经介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便发表意见。
3月12日，新华网报道：人民群众得实惠，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提速。全国122家图书出版社、25家音像出版社、27家影视制作单位、32家电影发行放映公司、29家省级和市级文艺院团已完成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市场主体缺失、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初步改变；文化传播渠道建设速度加快，9个省区市实现了全区域广电传输网络整合，23个省区市的国有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实行了省内连锁，城市电影院线已有34条。我国在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近５年来，各试点地区和单位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深化内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体系，以不懈实践与大胆探索写就文化体制改革稳妥推进、硕果迭出的时代篇章。出版方面23个集团已经或正在转制为企业集团，100多家图书出版社转制到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等第一批试点单位效益明显提高。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数字显示，转制后的出版发行企业国有资产年均增长40%以上，实现了保值增值；经营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是未改制单位的3倍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20%以上，职工收入大幅提高。北青传媒、陕西广电网络、上海新华传媒、四川新华文轩和辽宁出版传媒等多家文化企业先后上市或实现再融资。目前全国有11家文化企业在Ａ股市场上市、2家文化企业在H股市场上市。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初见成效，已组建全国性出版物连锁总部26家、连锁网吧10家、连锁演出票务公司6家。珠江三角洲、长江流域和环渤海地区初步形成若干书报刊音像出版、印刷复制、出版物物流、动漫游戏开发、影视生产等文化产业基地和特色文化产业群。湖南、重庆、河南、吉林、广西等地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转制单位职工将来退休待遇问题，上海、安徽等地探索用国有股权转让所获部分收益建立职工权益保障资金，重点用于职工经济补偿和退休人员养老金补助，内蒙古、甘肃等地将发行企业应上缴的土地出让金转为国有资本金作价入股等，都为顺利推进转企改制提供了有力保障。“十五”期间，中央财政对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基础设施建设共投入136.4亿元，比“九五”期间增长约50%。“十一五”期间，发展改革委和文化部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9.4亿元，带动地方配套资金约25亿元，新建和扩建2.67万个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基本实现已通电行政村和50户以上自然村的村村通，解决了近亿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进入新阶段，大力推广数字化放映，广电总局将每年提供200部影片（含科教影片）的数字化服务；农家书屋工程启动以来，已建成农家书屋2万个。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表示，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要紧紧抓住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这一重点，深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和机制创新；牢牢把握重塑市场主体这一关键环节，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创新。
3月12日,电影《苹果》制片方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励,委托律师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状告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撤销对影片《苹 果》的处罚并恢复放映。 直到3月28日,方励还未收到法院是否立案的书面通知。1月3日,广电总局官方网站登出《关于处理影片违规问题的情况通报》。《通报》指,《苹果》违规制作色情内容片段,并擅自将未经审查通过的含有色情内容的影片在互联网上传播及制作音像制品；将未经审查通过的电影版本,送柏林电影节参赛；在影片发行放映中进行不健康、不正当的广告宣传。《通报》对《苹果》所作的处理,最重要的两点是:(一)吊销该片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没收未经审查通过的影片拷贝及相关素材；停止该片在影院发行、放映；停止其网络传播；建议有关行政部门停止其音像制品的发行。(二)对负有主要责任的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取消其两年内摄制电影的资格；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方励,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方励说,《苹果》被禁非常意外,之前没人来公司进行过调查,至今公司也未收到官方的书面处罚决定书,“是从网上看到的。”方励说,《通报》作出了行政处罚,却并没有送达任何法律文书。“难道以一种类似于网络发帖的形式就可以了?”方励称,从网上得知被处罚通知后,他向广电总局进行了申诉,可对方一直没有答复。在方励委托律师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的行政起诉状中,认为广电总局认定的事实有错,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不足、程序违法,而且广电总局不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因为《苹果》所持有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并非其所颁发。方励请求法院撤销广电总局对《苹果》的行政处罚,重新颁发《苹果》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恢复《苹果》在影院发行、放映和网络传播；恢复原告摄制电影资格。然而15天过去了,法院仍未作出是否立案的书面通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
3月12日，新华网发表《我国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不搞“两院制”》。文中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重申，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政体不是“三权鼎立”，也不是“两院制”。建立于1953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今已经走过了55个年头。中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制度是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建立的保障和实现人民的权力的政权制度。中国的各级行政区划都有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大代表共有280多万人，他们来自方方面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人民决定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项。人大代表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不受法律追究；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各少数民族无论人数多少，都有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在过去3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奥运会申办成功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西方的各种社会观念也不断进入中国。关于什么是未来的“中国民主模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样的一种安排，被认为“符合中国国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会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桑国卫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适合中国实际。
3月13日，河南省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刘耀林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共新县县委目前已停止对县人口计生委党总支书记、主任郭世忠追授个人三等功办理手续，县委、政府收回追授其个人荣誉称号和记功文件。据介绍，新县县委认为新闻媒体反映郭世忠饮酒和到歌厅唱歌后突然发病死亡情况属实，并表示虚心接受新闻媒体的批评和监督，并诚恳接受上级组织的处理。
3月，十一届政协会上，梅兰芳之子、京剧大师梅葆玖牵头，冯小刚、关牧村、郁钧剑、王安忆等42人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要求教育部紧急调整相关做法，提案中建议增加传统曲目。教育部在二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十大省市中小学进行京剧试点，其规定的教学内容却是以文革样板戏为主要内容。
3月13日，腾讯网报道，2008年全国“两会”前，中国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2月前已完成换届，今后五年地方人事大局已定。这次换届，共产生新一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成员815人。其中，人大231人，政府270人，政协314人。其中正职93人，副职722人。一般来说，正省级官员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一把手，副省级官员包括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副职等，直辖市的个别区委书记，多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副省级城市四套班子一把手。多数省份在职省级官员在40~44人之间，最多的西藏自治区有近60人。 如此计算，目前中国地方在职省级官员约1300多人，这轮人事调整，已经通过减少副职的方式，削去大量省级官员。除内蒙古、新疆“一正三副”和西藏“一正四副”外，其他各地党委基本形成“一正两副”格局。而副书记，除一位为政府正职领导(省长、市长、主席)外，另一个专职副书记，一般兼任该省党校校长。例外的是，西藏的一位副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天津、江苏、山西和辽宁，副书记均兼任政协主席。常委班子除“一正两副”外，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般占一席；常委中通常还有常务副省长、副省长、省委秘书长，省会城市和次中心城市市委书记，另外包括该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如此算来，一个省级常委班子大概13人，恰好是目前各省常委的平均数。有17个省份常委有13人，8个省份为12人，最少的北京和最多的西藏，常委人数分别为11人和15人。一个新现象是，有17个统战部长晋升常委行列。延续传统，由政协副主席兼任统战部长的多是东部省份(包括东北三省、华东六省、天津)，还有西部的陕西和新疆。省级人大副职已大规模削减，由以前的八九位，减为现在的六七位。多数省份有6位副主任，最多的西藏，目前有13位副主任。除由政治局委员担任党委“一把手”的6省份(四大直辖市、广东、新疆)，以及西藏自治区外，其余24省份依然延续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模式。这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地方换届，为“支援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而实行的举措。目前各地共有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31人，省级政府副职239人。“一正七副”格局有16个省份，“一正八副”为10个省份，最多的西藏为“一正十四副”，最少的海南为“一正六副”。按惯例，副省级官员退休年龄为60岁，而正省级官员可至65岁。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时就明确了提名的年龄上限：党政一把手63岁，纪委书记61岁，其他常委58岁，即所谓“318红线”。而在省级党委班子里，明确要求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以使得在配备上呈现“456”的三级梯次格局，即“40岁出头(1960年代出生)、50岁开外(1950年代出生)、60岁左右(1940年代出生)”的年龄梯次，形成老、中、青三代搭配的班子格局。现任最久的4个省级党委书记，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储波，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黑龙江省委书记钱运录，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均出生于1944年底，地方党委换届时恰不到63岁。51岁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是目前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此纪录自2003年8月任青海省委书记起就一直保持。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胡锦涛、李长春、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曾是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在人大、政协、政府三套班子中，按平均年龄算，政协最大，而政府最年轻。一般而言，党委尤其是政府班子在配备上，对年龄限制更严。如生于1944年的原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陆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铁力瓦尔地，都没有续任。在610多名来自党委和政府的省级官员中，除8位简历中年龄不详外，40年代出生的62人，50年代出生的450人(占74.8%)，60年代出生的90人。目前最年轻的省长(区是主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生于1961年，是继湖南省长周强(1960年出生)之后，全国范围内第二位“60后”地方大员。而省级政府副职中，最小的副省长是江西的谢茹，年仅40岁。
3月1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人大代表批机构设置通病:衙门不知服务为何物。“一个电厂审批就办了三五年了，跑北京不知来了多少次了，现在还没有批下来。这种体制不改变的话，很多事情事倍功半。”12日，广东代表团分组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用志痛陈机构设置三大通病。他指出，其实以前的五次机构改革都有很好的方案，但基本上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次会不会“历史重演”，他表示很难说。但值得肯定的是像这样机构变动交人大审议，有助于避免“恶性循环”。曾在清远等地担任过党政一把手的陈用志代表，昨天一开始就结合自己跑项目的亲身经历给当前的机构设置列了三大通病。通病一：职能重叠，内部打架非常明显。中央里边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内部，中央与省之间都有打架，天天在打架，效率非常低。通病二：以审批代替服务，机关衙门不知道服务为何物。我们去找一些部门批项目，比登天还要难。我在清远的时候想建一个发电厂，通过关系到一个部门办事。这个部门的人告诉我，现在拿个凳子给你坐，已经不错了，“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通病三：有权无责；权力很大，但一点责任都没有。比如现在广东缺电600万千瓦，这个缺电不是今年缺的，年年缺，责任在哪里？责任就在审批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建一个电厂，不仅周边用电紧张可以缓解，地方经济也可以活起来。但是一个电厂审批就办了三五年了，跑北京不知来了多少次了，现在还没有批下来。这种体制不改变的话，很多事情事倍功半。陈述这三大通病，陈用志认为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大部委制有希望部分解决这些弊病。他说，机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革命，是利益的博弈。他很肯定地说，这个博弈很厉害的，提出来要博弈，下一步实施还要博弈。这次机构改革要经过震荡期、磨合期，才到发展期，起码都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磨合完成，达到发展。
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以回应美国国务院11日发表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针对美国一年一度的国别人权报告连续第9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人权纪录》说，2008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却仍然对自身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美国真实的人权状况，敦促美国反思其所作所为，“我们特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人权纪录》援引大量例证，说明美国自身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全文约15000多字，分“关于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关于执法、司法侵权”、“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关于种族歧视”、“关于妇女、儿童的权利”和“关于侵犯别国人权”7个部分。《人权纪录》指出，美国暴力犯罪上升，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07年9月公布的全美犯罪情况报告统计，2006年，美国全国暴力犯罪为141万起，比2005年增加了1.9%。《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枪支泛滥，持枪犯罪频频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美国拥有私人枪支达2.5亿支，几乎人手一枪。美国每年约有3万人死于枪击。美国执法、司法部门滥用职权，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美国公民享有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正在逐步缩小。2007年8月3日和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保护美国法》，允许美国政府不经特别法庭许可，就可以对境内“恐怖嫌疑人”进行窃听，还允许情报机构对经由美国境内设备转接到境外“恐怖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窃听。美国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美国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种族歧视在美国根深蒂固，一直是美国的一大社会痼疾。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美国妇女在就业方面普遍受到歧视。据美国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统计，2006年该委员会共收到基于性别方面的就业歧视的指控23247件，占30.7%。美国儿童状况不佳。据《休斯敦纪事报》报道，联合国对全球21个富裕国家做的调查显示，美国富裕程度领先，但儿童福利状况却排名最后。美国儿童得不到司法保护。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青少年判处死刑的国家之一，且迄今仍有一些州对死刑判决没有最低年龄限制。
3月14日，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就拉萨极少数人打、砸、抢、烧破坏活动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西藏自治区负责人说，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已引起西藏各族群众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西藏有关部门正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妥善处置。我们完全有能力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维护西藏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少数人破坏西藏安定和谐的图谋不得人心，是注定要失败的。
3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3月7日中国挫败了新疆一起企图在民航客机上制造空难的恐怖活动。一架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客机上一名来自新疆库车的19岁的维吾尔族女子随身携带了一瓶矿泉水和两罐易拉罐“饮料”。在接受安检时，该女子打开矿泉水瓶喝了两口。安检人员看见她这个动作，放松了警惕，没有让她打开易拉罐。就这样，汽油被带上了飞机。在起飞40分钟后在卫生间里点燃了易拉罐。由于卫生间正好靠近飞机的机翼位置，而飞机油箱正好位于机翼下方，情况非常危险。万幸的是，这名女子在卫生间的行为被空乘人员发现，灾难最终没有酿成。这名女子在飞机上被制服，飞机紧急迫降兰州。“这是一起长期准备、精心策划、严密布置的恐怖袭击活动。”这位官方人士称，案件的动机并不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制造轰动，而是蓄意制造一起恐怖事件。虽然在飞机上只有一名女子在作案，但实施整个行动的不止她一个人。目前，作案女子已在警方控制之下，对她背后的恐怖组织也正在调查之中。
3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有网友提出，袁隆平没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获得了筛选条件更为严格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称号，能否从这一现象中反思一些什么？对此，路甬祥表示，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科学院院士，之所以没有能当选，是因为那时科技界，包括院士群体当中，对于一个人成就的评价，也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主要强调生命科学，当时比较强调的是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是否创造了新方法、新手段或者新思想 ，那就要求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当时袁隆平先生所做的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杂交办法来做的，所以没有能够选上。路甬祥指出，其实，按照院士章程的规定，并没有说要用什么方法，只是说他在某一个领域里面要有系统 的、重要的创造和发明。袁隆平先生创造了杂交水稻，它的产量提高幅度很大，在中国能够多养活7000多万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个技术传播 到东南亚，传播到其他国家，世界上都承认他是对人类有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他的贡献是重大的，而且他的成就也是系统性的。所以路甬祥个人认为，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误会。
3月14日，南方都市报在北京举办《广东解放思想论坛》,12位思想理论界顶尖专家学者为广东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如何破局建言献策。在论坛上，皇甫平(周瑞金)对过往的两次思想大解放进行了回顾，并提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从中国的思想源泉上看,真正的新思想都出在南方。政府要转型,首先要拿出财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这才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站在前面,权钱必然结合,腐败必然加重,社会风气必然变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前两轮是不一样的地方。
皇甫平说，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次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在小平同志主导下推动的：第一轮是从北京发起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讨论,时间是1978年5月10日。当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之后还是徘徊了三年,没有徘徊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国向何处去在当时是很大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改革开放的号角,就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第一次思想解放，突破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两个凡是”，树立了实践标准。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才能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才能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走出来,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才在后来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第二轮是1991年2月15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人》,发起第二次关于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时间是1990、1991年，中国又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重要时刻。改革开放搞了十年了,这十年内我们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国的政治风波又引起连锁反应,波及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分析东欧、苏联的解体。不断地搞清理和政治风波有关的人和事,有的人重提阶级斗争,当时也处在思考中国走向何处的关口。舆论上是一片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肃杀之声,经济上是把个体和私有企业闹得倾家荡产。中国是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在向何处去?邓小平首先站出来,在1990年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找了相关的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明确提出来要抓紧时机把经济搞上去,要通过改革开放谋发展,不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区分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准。又过了一个月,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这是邓小平在上海过的第四个春节。但和前三次不一样,这一次他视察了企业、参观了工厂,还听取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言论。当时我看到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视察情况,他谈的是动了真情的。他说改革开放我们要讲几十年,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所以我一个人讲不行,全党都要讲。我当时感觉到小平同志绝对不是对上海讲的,而是对全国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动员令。当时我还在解放日报,我们研究后就接连发表几篇文章,就是传达了小平同志1991年初在上海的讲话精神,这就是皇甫平的由来。我用这个名字写了四篇评论。第一篇要做改革开放带头人,第二篇叫要有改革开放新思路,重点是阐述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就是把市场和计划只看作是一种手段,而不能看作是制度区别的标准。第三篇讲了扩大开放尺度要更大一点,包括保税区、免除出口税等等一些实施,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否则我们就迈不出步伐。第四篇,我又写到改革开放需要各类人才。当时正处在关键时刻,有人很明确地提出要破除市场经济因为这是姓资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批判私有化和市场化。所以我一提市场经济,当时就遭来很多人的批判,1991年基本就在批判声讨声中度过。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不敢设想后来会怎样。第二次思想解放,突破的是姓资姓社,驱除姓资姓社的干扰，树立了生产力标准。
这一次第三波的思想大解放是从广东发起的,在海外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中国走上改革开放路有个显著的特点,都是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发生的。思想解放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碍,树立了一个新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也是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点。改革开放推进到了十七大前夕,2004—2006年连续三年改革大争论甚嚣尘上,围绕着市场化改革方向对不对的话题,十七大召开前夕两封万人书上书中央,影响巨大。万人书里大批特批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是不对的,直接矛头指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以十七大报告中要讲那么一大段解放思想,具体就是针对这个背景,作出的直接回应。报告在肯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大量问题,包括了汪洋同志针对广东提到的几个尖锐问题,我总结为六大问题:第一,三大差别的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显著拉大。第二,社会管理严重滞后,社会问题严重成堆,包括社会治安,包括整个教育、医疗卫生,特别是2003年非典后看到社会管理的严重滞后。全国在县一级医院只有一台呼吸机,根本救不了人。在这个情况下,2003年总结了非典以后才提出科学发展观,才要注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相协调。第三个问题是民生问题十分突出。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子难,问题都非常突出,第四个是粗放式发展,高投入、高消耗带来高污染,这种粗放式的发展一直没有转变。第五个问题是环境、生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环境受破坏、生态受污染。第六是腐败严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混乱等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通过梳理这六大问题,我们能够意识到这时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又到了一个拐点,这就需要第三次思想的解放。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主要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这关乎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前两次解放思想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体制改革相比较走得非常缓慢,两者不相适应。上面提到的六个问题,最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职能,你不是服务主体,你根本没有想到连年增长的GDP、增加的财政收入是用来干什么的?专门拿去盖高楼大厦,把政府的机关造得很漂亮,老百姓住房却很困难,这是服务型政府吗?政府要转型,首先要拿出财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这才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站在前面,权钱必然结合,腐败必然加重,社会风气必然变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前两轮不一样的地方。
皇甫平说，这一轮思想大解放有别于前两次的主要区别在：第一,前面两次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论证,这一次偏重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当然利益格局的调整更重要。第一、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清界线,不能完全按照毛泽东晚年讲的办,要走出新路,所以这个思想一解决,国家马上走上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分田到户、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路。第二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市场经济不是一定姓资,大家都可以干,迷雾破除后,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马上发展起来了,而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发展理念就是要解决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个任务比前两次更艰巨。第二,如果说前面两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那么这一次在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的是还权于民,要让民间组织有权利。政府首先还原成一个法治、服务型的政府,再深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还权于民的过程。还利于民和还权于民并举,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更多是从规制上,完善还权于民的规制建设。第三,以前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更偏重于制度创新,或者叫规制建设。现在要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要推动经济上的发展,转变方式都要从制度着手。既然涉及到利益调整,涉及到还权于民,涉及到制度创新,比前两次偏重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解决问题难度更大、阻力更大是必然的。今天面临新一轮的解放主要目标应该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强调四位一体,这是十七大提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总体布局是四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联系在一起。1、政治体制改革来讲,今天从中央十七大提出来和新一轮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分几步走,首先是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改革,真正从以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为主体,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2、政府这一块的公共权利、社会这一块自治的权利和市场创造财富的活跃权利,这三者还是要分开的,政府不能统包一切,不能还抱有全能主义的观点。如果说行政管理体制搞大部制走这一条路的话,还是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3、社会体制改革:根本在公民社会建设。我特别要谈到四位一体中的社会体制的改革,这一次社会体制改革是以解决民生为重点的,这还不是很彻底的社会体制改革。实际上社会自治权利建立起来后的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才是社会体制改革的要义所在。目前民生问题很突出,各级政府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重点提出也是符合老百姓愿望的,但是问题是民生问题是什么?各地是否理解透了?现在各个地方行动快得很,增加一点低收入人员的工资,免掉小学生的学费,增加点儿教育经费。医疗卫生也做一点修修补补的东西,这些是不是就是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了呢?我认为这是表面应付的东西,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首要解决的是以下问题。4、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还是回到历史中来。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把全国的人变成政治人,之前大家都在搞阶级斗争,妻子能揭发丈夫,儿子会批斗老子,惨象横生；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到2008年30年,我们把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关注投资创造社会财富。相对于第一个30年,这已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回到眼前,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真正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
3月15日，在两会新闻中心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做了共计二十几项明确规定，其中就包括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回答外国媒体关于中国人民言论自由的问题时，张军指出，中国公民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有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包括向政府提出建议、向国家提出有关批评意见，受到宪法和法律充分的保障。他说，包括批评奥运的情况，包括讲述自己在生活中、工作中的怨气，发发牢骚，没有任何问题，肯定会受到法律保护。张军强调，全中国人民都深切体会到这样一种行使权利的自由。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并不是说随便侮辱他人、诽谤他人就不受法律监督。如果侵犯他人的民事权利，包括人格权、名誉权，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侮辱诽谤，情节严重的是公诉案件，如果情节不严重，起诉是不会按犯罪处理的。
3月15日，在十一届人大广东代表团驻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会见代表团随团记者和工作人员时,提出广东媒体要敢于叫板国外高水平媒体。汪洋对《南方日报》关于肖扬的摄影报道表示了由衷的赞叹,称这是给他印象最深的报道。汪洋说:“这次两会我印象最深刻的报道,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广东团里留下的照片,那种‘仰天长笑’的味道,非常人性化地展示了共和国首席大法官的喜怒哀乐。”汪洋进一步解读照片说,肖扬同志是广东人,作为即将退下来的广东籍领导同志,他最后一次审议“两高”报告来到了广东团。我们广东的报纸,能这样报道他,是对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佳注脚。他说,一年一度的两会是集中展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窗口,是中国最高规格的会议之一。希望广东媒体认真总结两会期间报道经验和存在问题,不仅要与国内媒体、中央媒体比高低,还要和国外高水平媒体竞技,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报道水平,更好地宣传中国、宣传广东。
3月16日，新华网发表文章《国家重用李金华是正义的胜利》。文章说，不怕得罪人的铁面官员李金华，一直能够受到重用。在10年审计署审计长的位置上，他不知得罪过多少人，但仍能受到领导器重。今年3月13日，已65岁将要卸任的他，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文章最后说，最近5年，审计系统向纪检监察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就有8300多起，涉及人员12000多人，总理对审计部门的各种信息报告的批示达390多项。他不但不为此感到害怕，反而感到坦然。这正如他自己所说，“得罪了所有人，就谁也不得罪了”。这与其说是他哲学思想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个正义者和正义群体的胜利。
3月16日，陕西省交通厅厅长曹森强奸找工女孩事件在天涯社区《天涯杂谈》栏目曝光。这个帖子以《我被交通厅长强暴的一段悲惨经历》为题，叙述了她因找工而被强奸，后一直沦为曹森性奴的经历。这位女孩说，2006年夏天，她从某大学毕业，经人介绍到陕西一高速公路收费站找工作。当天即被陕西省交通厅厅长曹森带到酒店强奸。后来在收费站工作期间，曹森还把她沦为情妇，致使她五次人工流产，最后还被染性病。据她说，陕西省交通厅长曹森极为腐败，人称“曹十亿”。文章最后说：写完这段痛苦回忆后我感觉好多了，至少将曹森这个卑鄙无耻小人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让更多人看清楚这位交通厅长的肮脏嘴脸，希望女孩子都保护好自己，不要再被曹森这样的流氓败类欺骗和折磨，在我身上的悲惨经历永不发生！
3月17日，“深圳警察殴打反铐记者事件”爆发。17日凌晨，深圳市罗湖区文华花园发生一起跳楼事件，《南方都市报》记者马小六、王子荣接到报料后赶到现场亮明身份采访，遭现场两名深圳市公安局黄贝派出所警察辱骂、威胁、推搡和殴打，文字记者马小六被一警察反铐双手后又遭其 “锁喉”，后被推入警车带到派出所近两小时后手铐被打开，摄影记者王子荣在拍摄中相机被深华物业保安砸烂，该保安称“我是在替警察执行公务”。马小六表示，现场当时并未拉警戒线，他也表示不会干扰警察办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极力忍让，避免激化矛盾。”上述两位警察在现场被记住警号，分别为059776和058569.记者随后在黄贝派出所经由所长告知得知，二人名字是徐顺清、何庆文。事发后，当事警察何庆文认为南方都市报两名记者“妨碍执法”，因为马小六“比较不服从”，“其他同事把他压倒在地，戴上手铐。”在黄贝派出所，先后赶到的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有关负责人和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指挥处副处长左志亮询问当事警察徐顺清事发时的情况，遭到徐顺清大声喝斥：“你们是不是他的亲戚？”凌晨4时45分，马小六被铐近两小时后，在黄贝派出所所长刘臣建的指示下，该所警员将手铐打开。多处受伤的南方都市报记者马小六被鉴定为轻微伤。3月17日下午，深圳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罗湖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邓成林等一行十余人来到本报，向本报及当事记者表达歉意。邓成林表示，两名当事民警已经停职，将按警队内部管理程序处理。17日下午，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公安分局相关领导十余人携两篮水果来到本报办公室致歉。罗湖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邓成林首先表示，当日上午分局临时召开了各派出所所长会议，黄贝派出所所长刘臣建被严肃批评，两名当事民警徐顺清、何庆文已被暂停公职，目前在“素质提高班”进行“回炉再教育”。 “分局的态度很明确，我代表分局党委，向南方都市报社和当事记者道歉。”邓成林说，“民警的做法不当，将按照内部管理程序处理。” 深圳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警方已经就此事件成立调查小组，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他说，最近五年，深圳的警察队伍从8千人激增到1.8万人，警察素质也在整体提高，但依然有个别民警的行为需要大力强化培训，但这并不代表警队的整体素质。同时他表示：“这起事件，百分之百是警察的错，希望报社能给民警一个改错认错的机会。”3月18日，中国记协国内工作部向《南方都市报》社发出了慰问信。信中说，获悉你报记者马小六、王子荣两同志因为采访而遭受个别警察的粗暴对待，我们谨向两位受到伤害的记者表示深切的慰问。同时，我们对这一伤害记者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有关方面依法严肃处理。3月18日晚，罗湖分局党委提出处理意见：当事民警徐顺清、何庆文分别予以行政记过、行政警告处分，同时决定对两人停止执行职务、送素质提高班离岗学习反省；对值班领导黄贝派出所所长刘臣建停止执行所长职务、予以全局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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