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时代的诗歌命运

——同济“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恳谈会”纪要

 

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于 5月17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聚集了三十余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德国等地的不同年龄阶段、有影响的诗评家、文学批评家、文化批评家、诗人和哲学美学方面的专家，朱大可、徐敬亚、耿占春、杨小滨、张柠、张闳、万书元、王鸿生、李森、李震、张清华等。会议对来自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四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及其相关话题展开热烈研讨。

 

会议议程分为两个部分：诗歌朗诵会和诗歌研讨会。在会上，诗人宗霆锋和阿库乌雾等分别以汉语和彝语朗诵他们的诗作，同济诗社的同学们同台朗诵四位诗人以及部分上海诗人的一些作品。著名的彝族原生态演唱组“阿莫妞妞”还向与会者展示了彝族原生态唱诗。这是对诗与歌相融合的古老文化传统的复活，是一次奇妙的“汉-彝”诗性对话，也是中华民族在守望诗歌及民族多元文化的一种努力。

 

从地震灾区四川历经辗转艰难来到上海的“阿莫妞妞”演唱组的三位彝族姑娘，用她们纯真的歌声，传达了彝族原生态文化令人惊叹的美妙，并以凄婉的“招魂曲”，与诗人阿库乌雾一起，表达对五天前在“5.12”大地震中死难同胞的哀悼，令在场的全体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许多人认为，这种诗歌与原生态歌唱的密切组合，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探索，为日后的中国诗歌运动提供了重要模版。

 

诗歌研讨是此次会议的主体部分。与会者众人以延安诗人阎安、宗霆锋，四川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以及不久前弃世的云南诗人余地的作品为例，针对当下诗歌的边缘化命运、诗人的个人使命、评论家的使命及其反省等核心及其外围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与会者认为，不管是物质生活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些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都是或大或小的“地震”。面对生命的消亡，一退再退的时代价值底线再也无处可退，这种底线触底的本能反应便是抢救生命。在紧急的抢救之后，时代其实面对两种灾区和废墟。第一种是现实的四川灾区和废墟，另一种便是时代精神的灾区和废墟。后一种其实早已存在，只是我们的抢救和重建在接踵而至的时代“余震”中，显得异常孱弱。在这个地震时代，人们悲情地营救、抢救、自救，而一次强有力的“抢救”行动悄然展开，不同的是这次抢救的对象是时代精神废墟中的幸存者——现代诗。

 

会议的主题之一——所谓“边缘化”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同时，这也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命题。诗歌的辉煌时期，那个时期诗歌像巨人一样处于时代广场的中心，具有对精神领域的号召作用。诗歌边缘化的态势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这是一个精神冰冻期，也是诗歌被彻底发配的时期，诗人何为？成为既成事实情况下最为迫切的问题。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当时的诗迷们的眼神如同今天“杨丽娟注视刘德华的眼神一样”。诗歌巨人们像恐龙死亡一样，以边缘化的方式逐渐被时代所抛弃。朱大可称，自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完成了“学术转型”，由对文学的关注转向对更为宽泛意义的文化的关注。朱大可称，“我痛切地感受到中国诗歌、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种危机，民众在获得话语权之后产生了“广场效应”，大量话语泡沫淹没了文化宝石。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神面临严重退化，诗歌必然要随之走向衰微。”而基于对大众文化、网络时代、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以及当下文化体制的观察，他认为 “诗歌的退化和边缘化是无可阻挡的潮流。”但他在强调“抢救”的同时，也给当下诗人开了一个处方，——在文学垃圾化倾向的情况下，诗人应该探索一种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而余地的“箴言体”写作，就是一种值得效仿的样本。

 

诗评家徐敬亚深情地缅怀了诗歌昔日的辉煌——“1980年代那种灵光一现的东西”，并对当下诗歌状况表达了强烈的悲观情绪。这位曾经从事过房地产行业的著名诗评家，以简单的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分析了当下诗歌的衰落，认为现在的诗歌的病根在于，过去是 “在人类世俗竞争中可以拿到第一的高手的”人在“用命去写”，而现在是第N流的人在写诗。另一个原因是，评论家们的八股化和落伍，诗评家们连阅读者的最低姿态都不复存在。总之，他认为现在的诗坛“只有一些弱智在这儿演着一些弱智的戏，一些假模假样的戏和假模假样的演出和评论，还有什么意思？”，我们愧对时代的这份苦难。

 

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则借助当代诗歌与西方诗歌以及俄罗斯诗歌的对比，来分析诗歌的边缘化问题，他认为1980年代的诗歌白垩纪的辉煌，只是“对主体衰落、人之死的一种替补心理的方案”。在中国“个人承担社会伦理功能的缺乏仍然存在。” “西方学理论为我们留了一个语言说话、主体衰弱的退路。实际上我们是躲避了俄罗斯20世纪所说的对自己写作承担命运的方法。”诗人必须承担的体制带来的某种命运，这也许是诗歌边缘化的又一原因。

 

文化批评家张闳认为，边缘化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比曾经的那种“兴奋和昂扬的态度”，今天我们谈到诗歌时，总是充满了“悲怆和哀伤”，这便是边缘化的感觉。但他同时又表达了对“边缘化”一连串质疑。张闳认为“我们设计了这个边缘化的命题，我们自己也陷入了边缘化的悖谬当中……如果诗人不边缘，那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想占据到哪个地方？”他说，1980年代诗歌不像今天如此边缘化时，部分诗歌面临强大的监控压力却表现出强力。但现在“没人管”了，诗人的自我的搏斗却相当无力，而一旦有力，诗歌的杀伤力却远远没有它的后坐力强——诗歌“反而会形成对个人生命力的伤害”。张闳指出，今天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下体制通过“消灭读者”，正在有效地“消灭诗歌”，这是文化荒漠化的最严重的信号。张闳说，“诗歌的力量如何在今天这样一种涣散的人类精神状况之下，重新焕发出力量，这是每个诗人都面临的挑战。”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提出了“地震时代”这一概念，并称，我们的文化一直是在震动中走来，直至5月12日，四川大地震撼动整个中国，这个外在的震中心也引发了内心世界极大的地震，可以说，自此我们真正进入了一个“地震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更应该很好地反思人类精神的处境。王晓渔同时指出，“一方面我们批评诗歌过于关注当下，但一旦诗歌关注当下就变得非常可怕。”他更强调了诗歌提供的独特话语方式，这是诗歌对时代最大的贡献。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书元认为，我们国家存在一个诗人被“圈养的时代”，诗歌的辉煌和边缘化都与此有关，边缘化是既成事实。他同样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人心涣散”的时代，人们不再关注精神的东西。他认为诗歌不应回到体制的圈养时代，而应该更加“野性”，诗人应当保持独特性和敏锐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充满迷惑性的、“非常恶俗、残酷的边缘化的时代，把所有的东西都边缘化了，那个中心就是钱。”中国诗歌的问题是不够边缘化，它的向心力过大。诗评家杨小滨同样认为诗歌边缘化的存在，认为诗歌应该将生活经验和生命经验融合在一起，当今的诗人不要总是沉浸在繁琐的日常之中，而“忽略了对生命更核心问题的关注”。同时，他认为诗歌评论依旧要用理论来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为此，他与徐敬亚展开了激烈争论。

 

云南大学教授李森、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钱文亮和青年诗人陈润华，则把诗歌“边缘化”的责任部分地归咎于当下的教育制度。李森强烈地抨击了所谓“学院派”文学学者，他们的美学麻木症，损害了诗歌的有效传播。更严重的问题来自教师和学生都不读作品，而只读文学史，目的是为了考试。钱文亮赞同李森的说法，并描述在学院讲授诗歌的困境作为证据。陈润华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场的教授和批评家，引起了现场一片笑声。

 

对于会议的另一议题——那些边缘省份仍在坚持诗歌写作的诗人们的创作，与会者表示了一致的敬意。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全面地评价了阎安、宗霆锋的诗作，并对当下诗歌界的短视和盲目，提出了猛烈的抨击。李震认为，阎安、宗霆锋的诗歌与当下诗坛任何一个地域的诗人相比，毫不逊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人并未因为地域的限制而变得狭隘，他们的诗不仅属于西部，同时也属于人类。他们的神性写作，在金钱大放光彩的时代，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价值。朱大可也盛赞阎安、宗霆锋和阿库乌雾的诗歌，认为他们在边缘地带的写作，就是对精神价值核心的坚定捍卫。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高度评价了已故诗人余地的诗，认为余地以及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的写作，延续和光大了1980年代伟大的诗歌传统。但张清华同时也指出，对于相对边缘的诗人们来说，更重要不是在于寻求来自外部的“身份认同”，而是要真正建立其自我内部的“认同”，真正表达出清晰的自我内在的话语和声音，这就是诗歌意义的核心。

 

文化批评家张念认为“诗歌就是祈祷的、个人敏感的东西”，它带有某种弱意义上的神性。“诗人就是在世界末日还种苹果树的这么一个角色。”张念说，自己并不能听懂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彝语朗诵，但她从阿库的声音中听到了一种心灵的呼喊，这是人类性的心灵声音。诗歌应当在声音形象、地域文化等方面保持差异性。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应该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命运。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呼应张念的说法，认为，大量的边缘语言和边缘文化的迅速消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灾难，但同时他又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边缘地域的诗人如果不被关注，就无法融入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中；而一旦引人注目，则又容易被迅速“同质化”。

 

会上发言的还有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郭春林，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凤祝，诗人蔡天新，诗人周公度，文学评论家何三坡，文学评论家张翔武，以及来自上海高校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本文作者：张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