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跃进的背景与起因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在关于怎样建立社会主义问题上，只有苏联一种模式可以遵循。虽然中国人在一些重要方面对苏联模式加以变通，但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在制度变革和经济战略方面的模式：计划高度集中、行政管理、生产资料社会化、通过榨取农业和轻工业发展重工业，等等。整个一五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关于一五计划的结果，多数专家都承认，“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判断，50年代的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但是像历史上所有的经济进步一样，它是建立在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剥削的基础上，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
在经济方面，最关键的问题是落后的农业不能保证工业的原料需求，不能使迅猛增长的人口获得温饱，令人吃惊的是，中国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从明朝1368年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个世纪中，尽管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尽管20世纪上半叶人口继续增长，中国农业还是提供了适当的维持人口生存所需要的最低限量的食物。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水稻产量约为印度同期的两倍，而且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其工业化世纪开始时的大米产量稍高一些，正是在这种相对有利的环境下，使中国人能够在一五时期抽出少量盈余，以负担重工业发展的费用。
问题在于，中国人的参照系并不是日本或印度，他们试图仿效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中苏两国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早在1913年，俄国的粮食总产量已达8200万吨，人均粮食产量为
中国在推行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问，农业总产量增加约3％，粮食产量年增长率约在0．29％(根据外国高级分析家的最低估计)到3．78％(从中国统计数字产生的最高比率)之间。以增加肥料和农药为主的农业投资，每年增加5％、促进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产量增长主要依靠传统技术：更多的投入劳力，通过双耕作物对土地更加精耕细作，以及更广泛地利用灌溉。一五期间，中国粮食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到l957年，即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根据官方数字，粮食产量的增加仅有1．3％，工业增长是中共掌权以来的第二个最低点。与此同时，一五时期迅速的工业化伴随着迅速的城市化，因为工业需要劳力，城市的迅速扩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较之不怎么景气的农村来说对人们有更大的吸引力。1952-1957年中国城市人口增加近30％，而农村人口仅增加90%。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加重了食品供应的负担，而农产品的征收又赶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这就必然使形势恶化。尽管农村实行了集体化，在收购农产品方面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但城市里1956年和l957年的人均食品供应量还是下降了。而且，棉花的生产也赶不上棉纺织工业的增长速度，有时不得不进口一些棉花来填补原棉不足的亏空，而这样做又势必影响到重工业所需主要产品的进口。此外，由于社会的稳定以及公共卫生措施的改善，人口的年增长率由本世纪上半叶的1％提高到50年代的2％以上。总之，在人口成倍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计划的双重负担下，中国农业正在失去满足国家的全部需求的能力。
李皮特分析说，对中国的农民来说，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线可假设为人均275
中国经济的失衡，还反映在农业原料对轻工业尤其是消费工业的供应不足上。当时，大约80-85％的轻工业原料是由农业部门提供的，轻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业部门在提供所需的愿料上已经无能为力了。l957年，烟草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仅为52％，罐头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为53％，制糖业为66％，食用菜油业为75％，面粉业为、68％，皮革业为69％。只有棉纺织业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比较高，1956年达到94％，主要原因是进口大量的原料和这一行业生产能力增长的缓慢。
最后，这种不平衡在对外贸易上也显示出来。在中国的出口中，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及副业产品1953年占81．6％，l957年占71．6％。在整个一五期间，生产资料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90％。农业部门的增长缓慢意味着，包括一些先进技术在内的进口商品的进口速度不能满足工业部门的需求。另外，由于农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进口结构便从生产资料产品转向粮食产品；60年代初这种现象果然发生了。
另外，城市工业化也并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城市的失业与半失业问题又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地涌入发展中的城市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领导人没有掌握能够认识自身困境的历史特性的数据。但是l957年夏末的粮食短缺已清楚地表明：有必要从根本上对他们的发展战略进行重新估价。
因此，尽管一五期间的综合增长是成功的，但它所体现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以重工业为中心、通过以国家收购价格从农村获得剩余产品为基础的迅速工业化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要获得高水平的剩余产品是不可能的。
到50年代末期，中国的计划错定者和决策者越来越决心在农业上下功夫；认识到必须为加快农业发展采取一些措施，他们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他们可以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计划，把资源投向直接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上，这便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条路是通过大力利用传统方法，尤其是加强水利建设，以增加农业产量。由于中国的决策者们不愿意将重工业、运输、国防和其他优先发展的非农业部门的投资拨充农业，而且，毛泽东本人相信，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机械化之前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过渡来解决。农业生产率可以依靠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和政治控制，动员大量农业劳动力来解决。最终毛泽东占了上风，党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现代化道路：将发展经济与发动群众和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化联系起来。l95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毛泽东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冒进计划，从而平息了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争论。[1]
一五计划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政治方面的。采取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结果必然造成政治组织和国家行政组织的苏联化形式的发展，即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和正常化。毛泽东主义对管理简单化的偏好让位于复杂的日益增长的专业化机构；革命政党的干部转变成管理者和官僚职员；工人日益隶属于工厂管理者的控制；游击队多面手的革命观念为新建立的对于专业化的优点和技术专家的依赖观念所取代；随着新的等级制和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旧的平均主义观念破碎了；在工业化对专制的纪律、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合理性的要求面前，对群众和群众组织的创造性与自发性的革命信仰逐渐消退；社会主义目标被推向未来，并且部分地被仪式化以有利于直接的经济发展目标。
在正式的国家机关的扩展与集权过程中，特别是在那些负责现代化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管理的政府部门的建立过程中，官僚化表现得最为直接明显。l952年，中国成立了与苏联类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指导工业化进程。l954年，又成立了国务院以代替愿来的政务院，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关，它的成立进一步加强和形成了官僚的集权化及其复杂性。国务院统辖和指导着一大批处理经济生活的专业机构以及各种各样临时的或常设的委员会，如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以及科技委员会等，还有许多中央经济部门气数量最多、权力最大的部门都是与重工业的发展有关的部门，例如?只是处理机械制造的就有6个独立的部。
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有效的经营管理要求高度专家化的分工体制和以技术专长标准为基础的责任制。适应这种需要的关键是一个具有明确职责和权限的工厂厂长；他负责贯彻来自上面的中央政府的指示，并有能力在自己管理的工厂中实现这些指示。而对于工人来说，工业化进程意味着服从国家政策规定的、由厂长负责实施的日益严格的劳动规章制度。它还在工人队伍中造成了日益增大的工资差别和地位差别。比较熟练的工人被指定负责工厂，生产小组的工作，或成为负责监督从前工人伙伴的监工。工资政策也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对熟练的、有专长的或效率高的工人发放奖金。这种工资政策在1956年达到顶峰，按照技术和产量的标准形成了范围很宽的工资差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工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独立地位，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工会成为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实际上，成为国家管理和党的经济政策的工具。
不可否认，工人从工业化过程中获得了经济和物质利益，但是，工业化的实施方式使得中国工人对工厂经营活动享有的发言权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多。独断的管理体制使走向工人管理工业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希望破灭了，而政治生活的普遍官僚化又进一步使工人阶级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
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中，不平等表现得最为明显，城市的工业化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以剥削农村为基础的。虽然城市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农村经济却几乎陷于停顿。这样，便加大了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
总之，官僚化趋势是由现代工业化的全面推进造成的，它的特征是新建立的对现代科学和技术专业化力量的信仰。“合理化”、“系统化”和“程序化”是当时的口号，它们反映了对革命传统的含蓄否定。在工业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宣布的目标逐渐变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虽然中国共产党依然热情主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且毫无疑问热烈地信奉这些目标，但是他们实际的活动目标是迅速发展工业，实际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是那些最有助于工业化的观念——经济的合理性与管理的有效性观念。
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很快便被迫面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千万的手段与目的的两难困境。正如毛泽东主义革命本身是在农村诞生并得以发展那样，毛泽东主义者两次转向农村以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和日渐衰退的革命精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