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费正清依旧从中国的社会历史中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他说，在仍然是一群文盲的人民中间，他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掌握特殊技能、享有教育特权和特殊地位的统治阶级之下长达三千年之久，政府是由一批精选人物来经管的。在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开始了公众的现代化过程，但在农村的农民开始参与政治之后，他们便会投身于排斥外国和排斥知识分子的运动，以此作为攻击由来已久的一小批上层人士统治的一种办法，这是中国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自19世纪开始，中国革命始终是一场旨在打破过去的桎梏的斗争，但由于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独特的文化等原因，实行这种做法便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居住在农村的为数极多的农民；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中国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以上的人口和10-15％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这种状况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因为，在革命中，受到疯狂攻击的是被视为历史的桎梏的权势集团中的人士——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同属上层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这种矛盾的激化提供了一个温室，农民对少数特权阶层的仇恨已经积聚了几个世纪之久，农民意识中那种固有的平均主义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干人”这一孔孟之道间的对立，使得人们对农民那种报复行为不难理解。同时，普通农民得到“解放”成为公民后，并没有减轻反向加剧了对地位的竞争。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成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青人急于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业，并谋取一官半职。不错，红卫兵是城市青年而非农民，但是可以肯定，他们是在人怂恿下、在带有农民劣根性的舆论气氛中才胡作非为的。这场运动中所暴露出的落后的农民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一脉相承，总之，这是对毛能够拯救中国人民的一种民间迷信的崇拜。它代表了毛泽东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如果对它施行抑制，它可能潜伏一时，但随时都会重新冒头。1949年以后；群众参与政治等于打开了地狱之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次全面“算总账”。[1]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矛盾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产业工人的心理状态也与毛想要建设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吸收了某些技艺之后，势必认为技术知识是重要的，因此，他们与当时那种认为死记硬背毛著作中的词句便是发展生产的万应灵药的正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而且，由于他们是在主要是农业国的中国发展起来的，从他们拥有的现代知识和他们享有有利的经济状况两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特权峤层，因此，与极端平均主义的潮流不合拍。这种极端平均主义也是要以工农兵来取代职业作家政策的特点之一。而且，过去的发展政策对城市、老工人、技术人员有利，而对农民和青年人相对不利。工人可能不如农民那样容易参与l966年年中以后日益频繁发生的那种极端和原始的、在对外国人畏惧和憎恨的情绪驱使下的种种做法。[2]

    绝大多数汉学家主要寻求文化大革命的现实社会根源，并且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对立面的绝不仅仅限于几个激进的极端分子，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学生及农民对党的干部怀有深深的不满情绪，他们反对的也绝不仅仅是“一小撮”被官方称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傲慢和特权的普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人会响应毛造反的号召。[3]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在近代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解体，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样的新的官僚机构。如果说，l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基本上清除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无能，那么它并没有消除官僚主义。实际上，正如现代所有的革命一样，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僚的中央集权化，这种现象既是国家统一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它们的结果。50年代，新的共产党官僚机构迅速发展，无论就其“理性”特征还是就其办事效率来说，它都是典型的现代官僚政治。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到了60年代，复杂的官僚模式的社会阶层的不可遏制的增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即便在共产党干部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的中国，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独立的官僚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比在苏联更为肥沃的土壤。

    从政治上讲，中国曾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一个十分典型的农民国家，也是一个社会各阶级都相当软弱的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少，在政治上也不成熟。此外，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背负着深重的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包袱。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制，但中央集权制又进一步加强了那些本来就有利于官僚化的历史条件。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被社会各阶级之问的差别所分化，不如说是为更加突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问的差别所分化。毛曾将此说成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随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领导者不仅掌握着政治权力，还控制着国家经济。在这些既定条件下，庞大的官僚机构便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成为统治力量。这种现象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从经济上讲，为了摧毁旧秩序，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中国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计划体制。在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物资短缺不能归谁负责。但如今物资的短缺则反映了计划不当。中共挑起了这副令人惊愕的重担之后，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结构。政治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在官僚手中，逐渐脱离了群众。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者，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追求名利和拉关系的人重新出现了，他们通过“后门”谋取特权，想方设法使子女进入较好的学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工分制也被内部的人弄糟了，奖金或额外津贴只发给某些人而不发给别人，农村偷偷地采用计件工作制度。正像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要求享受特权那样，农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农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烟消云散。新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个精选人组成的组织，非常讲究地位和保密安全，从上到下控制得很紧。一旦各级人员配备齐全，居上层地位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层人员则感到动辄得咎，毫无用武之地。革命家把旧的官僚赶下去，不过是承袭了旧政权的弊害，这个规律被干部与中国公众问的鸿沟证实了。在新的干部统治阶级内部有许多等级，首先有公社或生产队里的“地方干部”与那些从党、政或群众组织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之分。在帝制时代的官阶有二十八品，现今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地区工资级别有二十四级，农村地区有二十六级。最高级的工资约为最低级的九倍。由于这些工资级别带有不同的特殊待遇，它们就构成了成就和威望的阶梯。当这种制度在1956年形成时，就出现了差别鲜明的社会等级。

    共产党通过许多方式试图遏制这种趋势，如增加干部的体力劳动、将他们下放到农村地区、行政分权和动员群众、以及后来的废除军衔制等等。但它的直接结果就是1958—1961年的经济混乱和经济危机。而且，革命战争时期的平等主义已经退却，根深蒂固的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难以遏制。实际上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可以根据资历、工资和职权在权力和地位方面找到其等级的位置。这种社会等级模式的发展是政权官僚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精英革命特征衰退的一个主要特征。l960年从大跃进向后退却和毛退出政治舞台中心，使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重新恢复，由于面临着为了纯粹生存而挣扎的境况，群众的情绪变得消沉并厌恶政治。情绪低落以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民群众是官僚主义始终兴盛的一个条件。社会经济的混乱和紧张都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人们普遍对毛主义的群众运动产生反感，热衷于经济的稳定性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当时的时代气氛所提出的指令就是重建秩序。这一切为官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党证明自己是抵抗群众运动的源泉。到l966年，毛准备以揭开社会分裂作为攻击党的官僚的手

段，但这样，他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4]

    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非常强调意识形态、政策倾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因此，在他们看来，从更真实的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反映了各种思想的冲突，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应该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的。因此，对文化大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思想观念、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政策等各方面的问题。[5]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由五种观念体系支配着，它们是传统观念体系、革命观念体系、官僚主义观念体系、技术观念体系和极权主义观念体系。传统观念在农村和老一代人当中取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虽然没有一个领导人公开提倡传统的价值体系，但它的潜在影响是很大的。对毛的神化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一部分；革命的观念在中国很有影响，其中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所提倡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官僚主义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它还得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年轻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和处境困难的人的支持。技术观念是一种比较新的观念，周恩来及其他一些官员，特别是负责经济的官员，是这种观念的信奉者。它得到了那些利益与之相关的人——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职业军人、熟练工人的支持。官僚主义观念首先得到了官僚，尤其是负责党的机构的官僚的发展和支持。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毛谴责刘的“罪行”之一就是他要从毛的手中夺取政权，将之转交到党的机构手中。刘还提倡其他的官僚利益：等级、纪律、论功行赏。这种观念在官僚、工业管理人员和一部分军人当中赢得了支持。极权主义观念得到了三种人的支持：(1)那些认为此种政治制度是迅速改造社会的最好方式的人，林彪就是这样一种人。(2)其权力直接因此而提高的一小部分官僚，康生和谢富治之流就属于此类。(3)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又分享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和荣耀的人，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就属于这类人，他们极力神化毛，其因概出于此。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各种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着，没有哪一套观念能够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尽管毛努力要把他的思想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它们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在社会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一五期间，技术与官僚精英形成了政府政策的基础；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革命的与官僚精英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在1959—1961年的危机期间，传统的与技术的观念受到尊重；l962-1965年，技术与官僚价值观又成功地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的与极权主义观念的追随者与官僚的和技术观念的支持者之问的尖锐冲突。虽然这种冲突最终将大部分中国人卷入其中，但它是从最高层逐渐向下层展开的。

    或者，更概括地讲，在60年代，毛和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以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则仍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以毛的“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两者的分歧由于百花运动和大跃进而日趋尖锐化。1960年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的戏剧性事件反映了党内领导人日益尖锐的分歧：一部分人将中国的社会发展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从苏联的经验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另一部分人则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作为中国革命的标准。根源于早期政策的党内的这些分歧日益发展为个人权威问题，如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等等。

    这种基本思想的分歧，又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体现、发展起来。

    关于社会矛盾的认识问题   在工商业社会主义过渡完成和农业化的推行过程中，刘少奇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决定了，后来又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在刘看来，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中国，是落后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因此，主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认为通过经济手段、通过实行平均主义可以驱除匈牙利式的社会动乱这个幽灵。同时认为政治结构不需要进一步修改了，这就是暗指中共不需要整风了。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所有制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基本上”解决并不等于“彻底”解决。因此，他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的不完善方面以及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缺陷仍然会阻碍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毛尽管完全意识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也不反对实行一点平均主义，但对他来说，仅仅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够的，而毛更加确信，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更加关心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持采取政治措施，以便消除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使人民群众赢得更多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关于执政党的改造问题  在共产党组织内部，究竟哪一种问题最严重，对党的危害最大，是官僚主义还是主观主义?毛认为，由于社会关系的改变和共产党执政的原因，官僚主义最危险。为了消除官僚主义必须采取敞开大门来整风的补救措施。他强调监督，特别是来自党外的监督。

    而刘则强调社会关系的改变，强调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干部所面临的新条件、新任务，以及伴随执政地位而来的主观主义的危险。刘认为，要克服这个缺点，就要加强理论学习，因而，强调党组织和党员自己学习和纠正错误的重要性，重新强调集体领导和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刘还把党的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同某些国家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相比，但在谈到国家干部时，刘把官僚主义作为一个主要缺点，并不遗余力地说明怎样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在谈到党员干部时，却没有提到官僚主义或者提议监督他们。刘固执地坚持这一分析暗示出他对毛关于领导和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原因的剖析最担心的是什么。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造成官僚主义的基本原因，并认为官僚主义导致了人民群众同党的可怕的疏远，那么整风方法就可能是公开辩论，以达到不但要改善党的工作方法甚至要限制党的权力地位的目的。刘的这种担心无疑是正确的。在9年之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正是对执政党的地位进行了冲击。

在这个问题上，1956-1957年百花运动期间的事件以一种低色调的轮廓揭示了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刘少奇在八大一中全会上一然后又在1957年冬——低调呼吁在维护党的机器的基础上反对毛主义者公开整风的政策，在1962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中，他再一次重复了他的观点。对党内再次整风的这种抵制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刺激。l957年的公开“鸣放”在下述意义上预示着文化革命：即在1966年，毛再一次转向党外团体对抵制整风运动的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关于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问题  对毛来说，群众路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领导方法，就是说，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但对刘来说，群众路线主要是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答案似乎在于对先锋队的党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在刘看来，重要的是党员应当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民的事业；这种献身精神的纯洁性是他们能够正确行动的最好保障。而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有献身精神是绝对不够的，而且在党巩固了执政地位以后，情况尤其如此；他要求经常向正确的思想来源——群众学习，并认为这是正确行动的最可靠的保证。刘的态度带有精英主义的味道，而毛的态度则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这些不同态度清楚地显示出两人在监督中共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刘显然认为，党的精英大公无私，应当不受外部监督；党员可能犯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最好用党内办法来解决。在毛看来，监督是深人群众的又一个办法。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问题  在此还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存在着的红与专的矛盾。在革命胜利以后，是迅速贯彻革命纲领，还是优先巩固革命成果和新建立的制度组织?通常；毛总是激进政策的发起与推动者，而刘总是希望巩固革命成果，倾向于放慢步伐。例如，刘曾主张放慢合作化步伐，而毛则斥之为裹足不前的女人，要求加快合作化的步伐。刘曾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只在工业生产占国民生产40-50％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集体化。相反，毛则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上层建筑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

    尽管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从来都是毛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他看到伴随着现代化发展起来一个庞大的官僚、技术阶层时，当他看到党的官僚日益沉溺于物质利益、革命热情日益衰退时，当他看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日益扩大时，便产生了通过在阶级斗争中发掘社会力量使中国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与为发展中国所必须的许多官僚专家、知识分子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且，毛一贯相信，被灌输了正确思想的人会有百折不挠的毅力，能够克服不可逾越的障碍，勿需具有发达经济基础这样的物质条件就能创造奇迹。打破中国的官僚系统，毛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对暴力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刘少奇等人则认为，对社会实行进一步社会主义改造，应推进国家经济现代化。刘相信党的无可争辩的权力，稳定的国家体制，中央的统一计划，官僚机构的控制，科学技术专家的治国本领等在工业和其他企业管理中处于关键地位；相信享有特权的管理阶层的权威，等级制度，物质刺激，以及大家接受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的差别等等。

    领袖与党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又与权力斗争、继承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这些问题上，毛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毛说他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有证据表明，他要求拥有发表纲领性声明的权力，但并不要求绝对服从。毛可能一直都在试图对他的矛盾的两个方面给以同等的重视，但却从未成功过。但刘少奇所支持的看法却是非常鲜明的，即：毛虽然是全党的领袖，但“他也要服从党”。非斯大林化毛似乎已经开始担心他的地位了，尽管非毛化不大可能发生，但他的某些同事可能乐于利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攻击斯大林的机会来削弱他的地位。由于毛自己曾决定，为了防止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那种拜占庭式的争斗在中国重演，他要逐步把权力交给他的同事们，这使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他让出权力的意愿，被他对那些过于热衷权力的同事的怨恨所抵消。在1956-1966年期间，这种怨恨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成了促成“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思想冲突是各个社会都存在的，而且，以上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极为成功地共事了许多年。为什么这些思想冲突在60年代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才无法容忍刘呢?

    特里尔对此的答复是：因为毛超越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党，而刘仍旧是那主义和党的信徒。毛刘的分歧早在非斯大林化时已存在。毛对来自莫斯科的震荡做出最终反应——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它还不完全是一条马克思主义道路；刘落在了后面，坚持正统观念。只有当毛失去了历史的信念时，才可能要清洗刘。[6]

    特里尔的这个答案太过于一般化，没有展开。相对来说，邹谠的分析则比较系统、深入、具体。邹谠指出：毛和他的反对者由于政策分歧而展开权力斗争基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也不再反映大众的利益和愿望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所在就是，毛的思想占了上风，也必然会占上风，而与这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于中国条件的产物，扎根于落后的农村地区，在当时，它是符合中国的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成分很适用于解决分散的社会的一些问题；矛盾理论为在缺乏稳定、可接受的政治秩序条件下的不可避免的暴力冲突提供了依据；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学分析指导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积极地参与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过程；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概念适应、满足了为取得特定目标所确定的解决方案的需求；党的建设理论适应了那种重建新的政治共同体必须由高度组织的团体开始进行的特殊环境。在毛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胜利确定了毛的领导：并使他的思想合法化。

但毛思想中这些导致中国革命成功的因素也包含着导致以后中国动荡的因素。问题在于，在革命胜利以后，它几乎一成不变地加诸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仍然成为形成、证实政策的基础。同时它的许多内容也由于毛本人的因素而进一步激进化了。更重要的是，毛当时被许多其他领导人和群众当作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的当然的权威诠释者。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毛的思想中的许多成分已经同中国的现实产生了差距，这些基本的、自1958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被他推向极端的成分主要有：冲突思想、思想方式的两极化倾向、人中心论思想、政治统帅一切思想、思想观念比物质条件重要的思想。这种日益加深的差距由于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体制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加剧。

    中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政治精英在单一信念的基础上通过一种政治制度和群众组织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所有的组织结构和原则都同党组织的结构和原则相近。例如，人民代表大会的结构与党代会的结构类似，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行到各种组织中去。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接受了现代意识并使之适合于中国条件的团体改善了一种组织体制、发展了一套实践经验，然后，将这种思想与实践模式推广到全国。但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在确定总的方向、在将各种共同体结合在一起、在政权的合法化、在谋取大众的服从等方面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由于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和毛泽东在重大决策中的特殊地位，意识形态和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对政府的政策的批评很容易变成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在这种条件下，l959年以后毛的国内外政策的失败不仅产生了对这些政策的批评，而且对毛的思想也提出了疑问。

    于是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个集团，它们的分歧不可能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妥协、调解或解决，因为意识形态的适用性本身已经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断判对错的标准也不复存在了，因为体现在意识形态中的标准也成为争论的问题。因此，曾经发挥一体化功能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为分裂的力量。党的团结消失了。毛和他的追随者遇到党内大多数的抵制或反对。这种对抗和意识形态与组织权威日益加深的分裂不可能由这样的一种政治系统来解决，它已经不可能解除它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各级牢固的党的机构也很难清洗掉。这时，毛的健康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特殊环境将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引入了领袖人物超凡魅力的常规化过程，最后，这一过程转化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与常规化、官僚化的机构之间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建立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一部分人为了解决高度分化的政治共同体问题而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和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中国政治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影响：最高统治者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政治系统的独裁性质、对皇帝的个人崇拜、明确的精英的存在、个体对集体的依附，等等。[7]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