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近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证监会将全面开展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评估，继续完善有关对外开放政策，积极稳妥地推进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发言人表示，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全面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是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经验需要认真总结，特别是对证券业和资本市场的现行开放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要进行全面分析评估、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政策、有序推进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奠定基础。
以下是胡立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发言稿。仅代表胡立峰同志个人观点，敬请关注。
1、对我国合资公司运作情况如何评价？与内资公司相比，其优势、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立峰：我国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运作情况，从总体而言，表现还可以。与内资基金管理公司相比，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基金管理公司股本结构基本稳定，有利于经营管理层集中精力做好管理工作；对于经营管理层主要成员的激励相对比较到位，有利于调动经营管理层主要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合资基金公司的外资背景，带来一定的市场形象。
但是，没有足够的信息和数据表明，合资基金公司就一定优于内资，在很多方面是合资和内资各有优势，应该是相互学习和相互补充。合资基金公司占据的优势领域，并不全部是合资带来的，更多的是实施人才本地化带来的结果，或者是公司中方股东努力的结果。
中国基金业的繁荣和发展，是中国人汲取世界文明努力奋斗十年的结果。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建立起以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登记结算公司和证券公司为主体的集中高效统一的交易结算体系，因此股票市场大的结算风险事实上是由国家在承担。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基金行业已经建立起一套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核心的、以6部涉及基金运作、销售管理、信息披露、银行托管、基金公司、基金公司高管管理的部门规章为主体的基金法律法规体系。中国基金业据此建立起了“组合投资、信托托管、信息披露”这三大支柱，正是这三大支柱铸就了中国基金业的相对繁荣和快速发展。基金行业所取得的不错成绩，并不是合资基金公司外方股东带来的，而是我国监管当局，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国务院和证监会以及央行、银监会、保监会等，相对来说比较科学严谨严密的基金制度设计带来的。我们也应该提及，国家税务机关对中国基金业的税收优惠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贡献。
关于市场评论较多的合资基金公司风险控制水平较强和产品创新能力较强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我们也认为需要全面分析。在基金实际运作过程中，并不需要所谓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从实际情况来看，合资公司的外方关于风险管理的贡献被大大拔高。美国次贷危机说明所谓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所谓高超的产品创新能力，到底是从投资者根本利益角度出发，还是从一批所谓金融精英和国际跨国金融企业的自我利益角度出发，值得我们深思。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引进的理财产品，过度复杂和不透明的产品设计引发巨大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从投资哲学角度考虑，大道至简，真理是简单和朴素的。
至于市场一直认为的合资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股票换手率较低问题，我们则认为这是市场不同基金产品风险收益定位和不同公司投资风格差异造成的，并不是风险控制造成的。个别合资基金公司管理的股票基金换手率低的问题，说明外方股东的风险管理技术或制度对中国A股交易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这个实质性因素缺乏足够的重视。
2、对我国基金业对外开放（合资公司）总体如何评价？有哪些方面值得肯定，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胡立峰：我国基金业对外开放总体评价是还可以，但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引进外国机构参与合资基金公司，在基金业发展的初期，拓宽了早期基金业的视野，积累了一些国际化经验。需要我们总结的或者存在的问题是：随着国内资本市场逐步成长和壮大、国内机构的全球视野逐步拓展、国内机构涉外人才培养逐步到位，我们需要适度调整中国基金业对外开放的思路，避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走入“为开放而开放”的误区，而是以我为主、适度开放，以国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根本利益做为对外开放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去追求舆论尤其是国外舆论的所谓“好感”上，特别是要警惕以国外媒体、国外新闻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做为衡量和评判我们对外开放工作的标准，避免被境外势力“捧杀”。
金融服务业是没有所谓知识产权保护的，我们不能落入某些既定思维，即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缺乏基金管理经验、缺乏基金产品创新经验、缺乏风险管理经验。笔者认为，中国基金业、国内的基金从业人员和中国人并不缺乏基金管理经验和产品创新能力，欠缺的恰恰是“不唯书、不唯外(资)、只唯真理”的思想和理念。在个别领域，由于我们较少涉及可能暂时落后，但这不能成为毫无保留出让基金公司股权的依据，这些领域假以时日，国内从业人员可以很快弥补的，并且有信心还可以超越外资。有些领域，我们宁可慢一点也要着手培养国内的机构和人才。正如在军事工业领域，如果全部都引进，中国永远无法培养自己的队伍。有些领域急迫地开发，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开放了到底效果多大？投资者到底得到多少价值和利益，都需要我们审慎评估。既然有些领域急迫开放意义不大，还不如借此机会培养和锻炼国内的队伍和人才。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基金业已经度过了“市场换技术”的阶段，或者说基金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就没有什么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说法，人类的文明是共同享用的。有些既定思维恰恰是外资为了获取有利的谈判筹码而散布的选择性宣传。我们可喜地看到，国内最大的几家基金管理公司，基本上都是国内机构和本土人才自主逐步发展起来的。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的产品创新能力并不比合资基金公司差。我们也可喜地看到国内主要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建立起引进海外人才、积极拓展海外培训交流等方式开展的国际化进程。笔者的长期考察认为，在基金管理公司国际化进程中，除了出让股权引进外资这条道路上，其实引进国外人才，尤其是中国留学生效果未必差。
3、下一步基金行业发展的格局会是什么状况？对促进行业稳定健康发展有什么建议？
胡立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基金业还是高度管制的行业，在对内开放没有彻底完成之前，基金业还是高度暴利行业。中国基金业和美国基金业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能按照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思路来考察中国基金业。这个行业的暴利，主要并不是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层的职业水平，也不是外资的经验和能力带来的，也不是个别基金经理的天才发挥带来的，恰恰是国家牌照和特许经营权，以及国内商业银行庞大资源输入基金行业，尤其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机遇。可以说是“国家和时代给予的巨大机遇”。同时我们不能不提及的是，我国税务机关为了支持和鼓励基金行业发展，给予基金行业巨大的税收优惠。这些巨大的税收优惠，应该看作是国家给予国内人民的福利。我们要对此予以清醒地认识，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福利，要把国家利益和国家福利在对外开放之前尽快拓展到国内机构和国内投资者上。在对外开放的时候，中国基金业已经是一个均衡和充分竞争的行业了。
4、对下一步基金业对外开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胡立峰：中国基金业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因此建议在逐步对外开放的同时，加紧对内开放。加大对国内机构和社会开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如果我们更多强调对外开放而限制对内开放，在社会舆论、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上，在关系我们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稳定上，和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协调就有所欠缺。
基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然国内力量完全有能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好办好中国基金业。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国基金业对外开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能限制的就尽量限制，除非是我国加入WTO时做的承诺，即便是承诺，也要结合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时代发展的特征，逐步调整，逐步谈判。我们要在国内积极营造一种中国基金业对外开放并不是急迫和刻不容缓的事情，国内的力量有能力汲取世界文明做好中国基金业的氛围，积极提高对外开放的“要价”。如果有些对外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要加强谈判的策略，把基金行业和证券行业的开放自觉主动地纳入国家整体利益谈判范畴，以换取欧美发达国家在台海、西藏、贸易和汇率等其他领域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