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与汶川的间隔是32年。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当天，新华社播发的消息中没有公布震级，没有提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直到3年之后，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才首次被披露为轰动全世界的“24万多人”。直到20年之后，钱钢的一本《唐山大地震》，才真正揭开了中国人苦难的记忆，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伤口霎时显现，但背后那种深入骨髓的痛，已经多多少少被岁月无奈地消化了。

直到32年之后，中国遭受另一场地震大难，奔赴灾区的记者，很多人带着钱钢的书去，一如钱钢在2006年《唐山大地震》重版序言中所写：“本书所记录的历史，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突然提起。被淡忘的日子，它本该被记忆；而突然被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

在《唐山大地震》第一版中，钱钢将唐山称为“我的唐山”。当被问到唐山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时，钱钢回答：“当年我去唐山就是一片废墟，对我来说，当时已经意识到、明白了什么，并不确切，确切地说，人心灵的土壤像被深深犁过了一遍，这样日后的播种就有了可能。”

从唐山到汶川，32年过去，中国人心灵的土壤被深犁两次，它们播下了人性的种子，人得以回归人本身。钱钢说，“以人为本”，在满目疮痍的灾场上，这四个字，成为维系治国者与亿万苍生的纽带。“因为‘人’，倾举国之力，实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救灾行动；因为‘人’，抢救生命成为压倒一切的要务；因为‘人’，国际救援终于实现；也因为‘人’，对信息的管理方式，对人民知情权的体认，出现变化的迹象。”

本文付梓之时，地震已去月余，人们讨论的是，汶川带给中国的变化，有多少是昙花一现，又有多少会持久长存。我读到温家宝总理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站在一起时所说的话：“在处理突发事件和其他问题时，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这两个“永远不变”，让人信心倍增。

“人”回来了，虽然是在中华民族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之后，我们希望，从此，“人”永远驻留在中华大地上。                     —— 胡泳
                                    原载《北大商业评论》2008年7月号

行动的媒体才有资格去批评

胡泳：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爆发后，你连续发出一连串有重量的声音——“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致地震救灾指挥者：心要热，头须冷”， “请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咬牙挺住！我的士兵兄弟”，“震区抗疫的决战开始了”，“‘地震湖’溃决的历史警示”……你在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

钱钢：我的情况就是四个字——忧心如焚。

胡泳：因为你有整个唐山的那种体验。

钱钢：对，其实我已经忘记了72小时这个数目，我想的是三天。三天跟72小时是一个概念，但是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三天，所以我说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不要弄了，我就说这个话，我也不怕任何人说我，我不管，我这时候要说的就是赶快救人。我一口气说了好几条措施，因为我是见证过地震的人。我是12号下午在《财经》的会上听到地震，炸了锅了，炸了锅以后，我当时就对会议的人做了一点点地震的解释，就是“西七东六”。

胡泳：什么叫“西七东六”？

钱钢：中国的西部东部不是直线划分的，这是人口地理和经济地理概念，从东北的漠河，一说黑河，划到云南腾冲，这个线之西叫做人口较少地区、不密集地区，东部叫人口密集地区，所以就地震来说，西部发生的七级等于东部发生的六级。我当时的判断，这个地方是西部，就是说它的人口密度不大，所以地震的死亡人数到现在还没超过7万，唐山是24万，就因为唐山处于东部的密集地区。同样的地震发生在东部的任何地方，死亡人数都要乘上好几倍。

胡泳：这次汶川位于你说的这条线的交界上。

钱钢：所以说它既不是人口不密的地方，也不是人口密的地方，再往那边发生没那么多人死，再往这边发生不得了。一晚上我就开始看四川台、中央台、凤凰台，第二天我要回香港了，上飞机之前接到很多电话，电话打爆了。

记者：都在找你。找你的人想干什么呢？

钱钢：两类，一类是谈最简单的感想，我说我现在没什么感想，他们想要从我嘴里套出一句“又地震了”，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让我再发出一声叹息吗？另一类更糟，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希望把我策划到汶川去，媒体要把我抓住，到汶川去不又成了一个点了？第二种就是叫我立刻参加他们的反思会，去声讨政府漏报地震。

然后我就非常着急，电话里我就说，现在没有什么比救人更重要的了，我说现在别去搞这些东西了。所以，下了飞机以后，我就在脑子里想了几篇文章，然后马上给《南方都市报》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我写一篇文章说明救人的重要，很快写完发出去，就是这样。

后来的文章在报纸上转载也很多，其中我听说“致地震救灾指挥者：心要热，头须冷”那篇，通过短信被全文发到一些将军的手机上去。我一再强调不能蛮干，不能不顾战士的生命，我觉得战士很危险。然后，我又比较早地提出了堰塞湖的问题，堰塞湖到底有没有危险？我通过1933年地震的史料告诉他们，今天的汶川曾经被堰塞湖全部冲刷过一次。

胡泳：是在什么时点上你觉得可以反思了呢？因为你前面的立场很鲜明：“有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

钱钢：其实救人的时候大家更多的精力放在抢救上，我觉得慢慢等到救人的那个最险要的阶段过去以后，反思就可以开始了。我特别不同意在地震发生的第一天，就召开什么座谈会去反思政府的责任。从我对媒体的热爱来说，我不认为这是我想看到的媒体的姿态，我认为行动的媒体才有资格去批评，就是参加了救灾行动的媒体，日后的反思和批评才会是有力的，这种有力是因为：

    第一，它如果是行动者，就会对整个救灾有切身的感受。第二，如果它是亲身参加行动，像《南方都市报》，它本身的感召力和公平力就不一样了。

我是非常希望媒体有良好的表现，就是媒体能够到第一线去做很多东西，包括报道真相。报道真相不要着急嘛，我们很着急，其实那个反思不是两天三天就可以完成的。就算是要抓出一个坏人来，可是，一两天你抓不出一个坏人不重要，救不出一个好人反而更重要，对不对？

遇到大事的时候，我历来就主张媒体要行动。今年春天雪灾，《南方都市报》第一天就有评论，说这场雪灾反映了我们的应急系统的落后。当时正好两个评论员在我这里，我跟他两个人就讲，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赶快去行动，去帮助拥挤在广州火车站的人群，为他们服务，提供火车信息、救助信息，解决他们喝水、吃饭、上厕所等等的问题，稍微晚一点再去搞反思的东西。

我对南方报业讲，希望你们的社评能具有更强的论政能力，不是一般的批评，更不是一般的文化批评。就好比一个国会议员在发言一样，他是提得出政策、主张的，而不是只是谩骂，或者只是感慨，只是感伤。我希望南方报业的形象变得非常坚硬和扎实，在那片土地上能够有非常强的道德感召力，这种批评才是别人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