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形成的终极因素是经济(1)--中国小农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的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
经济是影响政治文化变迁的最根本的和最终极的因素。经济中最活跃的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政治文化的变迁。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直接影响着对外的交流，人们形成封闭、保守、安土心理，政治文化就会形成与封闭、保守、安土相对应的家长制、权力崇拜、官本位的政治文化；相反，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科技发展迅速，交通方便，交流通畅，人们就会形成一种开放、交往、平等、自由的政治文化。
中国小农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的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较低下而形成的中国小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决定了其封闭、崇权、官本位的臣民型的政治文化。中国属于大陆民族，先民自古生活于东亚大陆，东北东南濒茫茫沧海，西北临漫漫戈壁，西南傍依青藏高原，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内部回旋余地开阔的一种半封闭的温带大陆性地理环境，具有比较完备的隔绝机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无法打破这种隔绝机制，虽然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进行颇有声色的交流，中国古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而没有出现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南侵而‘断层’。这应是中国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方式长期存在的客观环境因素。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至少产生这样三种后果：
1.对农业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形成与之相关的封闭保守、安土重迁的心理取向。在小农自然经济之中，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民也许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脚下那块祖辈经营的土地。他的大脑思考的问题是春种秋收，他的眼睛所及除了地平线上那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以外，便是眼底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的双脚一辈子也不曾有机会离开他的茅舍家园。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造成了：（1）见识短缺愚昧落后；（2）长年如一的土地经营导致的封闭保守；（3）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容易满足，不思改变的惰性；（4）以家庭为单位导致的分散孤立；（5）在土地的小型化经营基础上滋生的自私与狭隘。这些后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2、对家族家庭的依赖形成与之相关的崇古崇老崇长心理取向。由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决定了人的社会化程度的低下，可以说中国农民的活动半径与家庭家族有很大的重合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对外开放和商品交换，那么，其社会性相应的就是内向的、封闭的、家庭的或家族的。在农业状态下，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无法移动只能世代相传，生产资料的静态性决定了家庭的固定性，劳力多、人手多，才能进行有效的耕织生产。所以，家庭家族成为维护个人生存的安全岛。于是家庭中的角色关系和组织形态固化为中国人所烂熟于心的惟一模式，当中国人走进家庭家族以外的社会范围时，便驾轻就熟地将这一角色关系移易比照，对号入座，所谓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家国同构及儒家学说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顺利完成，都可以从此处找到本原意义上的解释。
在这种家庭或家族性经济中，一是由于人们减少了横向比较与模仿机会，二是由于农业自然经济的重要性与固定性，使经验积累增加了价值。这种经验积累与年龄资格成正比，年龄愈长，往往经验愈多，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亦愈高。因而，便自然而然养成了重纵向模仿和崇老、崇长、惟古是法的价值观念。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惯常使用的“师祖”、“师父”、“师兄”、“师姐”等称谓符号，可以从这种传统的经济形态中寻找到特殊的文化意蕴。所以，老就是资本，老人就是权威，他是“一本字典，一本历书，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应付危难的舵手，一个血族间‘传道、受业、解或’的导师”。这是社会的文化认同。
小农自然经济的周而复始，使周围世界仿佛凝固。回顾着祖先的业绩以为标榜，仰视着祖先的圣容以为荣傲，人们在传统生存方式的规范中几乎丧失了时空的动感。一切都要循着前人的足迹而不敢越出雷池，不说祖上没有说过的话，不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中国显然是一个“传统指导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思想言行，先祖与古法，“祖宗成法不可变”成为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铁律。
3、对男性的依赖形成与之相关的依附心理取向。如果说采集和园艺是母系氏族的适生条件，那么农业则创造适合男子为中心的家庭环境。牛的驯服与犁的发明以后，牛耕逐渐普及，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沐雨栉风的体力劳作，其艰辛和繁重的程度，非体力壮年男子不能胜任。于是血缘组织的轴心，便由母女移向了父子，形成了男子中心家庭。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一家生计的来源主要靠农耕，而农耕又主要是壮年男子的事。生活所系，贫富攸关，男性家长统治地位由此奠定。他既是一家的主要劳力，又是生产资料的支配者，既是家庭或家族耕织经营活动的管理者，又是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传授者。
自然经济，可说风雨飘摇，难挡天灾人祸。一家妻幼子女吃粮穿衣系于家长一身，这些足以使男性家长获得家庭或家族生活上的地位与权威。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区别男女尊卑的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都是从小农自然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中归纳化育而来。这种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关系，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约定习俗，塑造成为人们普遍具有依附从属心态，这对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经济是影响政治文化变迁的最根本的和最终极的因素。经济中最活跃的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政治文化的变迁。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直接影响着对外的交流，人们形成封闭、保守、安土心理，政治文化就会形成与封闭、保守、安土相对应的家长制、权力崇拜、官本位的政治文化；相反，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科技发展迅速，交通方便，交流通畅，人们就会形成一种开放、交往、平等、自由的政治文化。
中国小农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的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较低下而形成的中国小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决定了其封闭、崇权、官本位的臣民型的政治文化。中国属于大陆民族，先民自古生活于东亚大陆，东北东南濒茫茫沧海，西北临漫漫戈壁，西南傍依青藏高原，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内部回旋余地开阔的一种半封闭的温带大陆性地理环境，具有比较完备的隔绝机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无法打破这种隔绝机制，虽然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进行颇有声色的交流，中国古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而没有出现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南侵而‘断层’。这应是中国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方式长期存在的客观环境因素。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至少产生这样三种后果：
1.对农业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形成与之相关的封闭保守、安土重迁的心理取向。在小农自然经济之中，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民也许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脚下那块祖辈经营的土地。他的大脑思考的问题是春种秋收，他的眼睛所及除了地平线上那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以外，便是眼底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的双脚一辈子也不曾有机会离开他的茅舍家园。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造成了：（1）见识短缺愚昧落后；（2）长年如一的土地经营导致的封闭保守；（3）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容易满足，不思改变的惰性；（4）以家庭为单位导致的分散孤立；（5）在土地的小型化经营基础上滋生的自私与狭隘。这些后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2、对家族家庭的依赖形成与之相关的崇古崇老崇长心理取向。由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决定了人的社会化程度的低下，可以说中国农民的活动半径与家庭家族有很大的重合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对外开放和商品交换，那么，其社会性相应的就是内向的、封闭的、家庭的或家族的。在农业状态下，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无法移动只能世代相传，生产资料的静态性决定了家庭的固定性，劳力多、人手多，才能进行有效的耕织生产。所以，家庭家族成为维护个人生存的安全岛。于是家庭中的角色关系和组织形态固化为中国人所烂熟于心的惟一模式，当中国人走进家庭家族以外的社会范围时，便驾轻就熟地将这一角色关系移易比照，对号入座，所谓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家国同构及儒家学说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顺利完成，都可以从此处找到本原意义上的解释。
在这种家庭或家族性经济中，一是由于人们减少了横向比较与模仿机会，二是由于农业自然经济的重要性与固定性，使经验积累增加了价值。这种经验积累与年龄资格成正比，年龄愈长，往往经验愈多，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亦愈高。因而，便自然而然养成了重纵向模仿和崇老、崇长、惟古是法的价值观念。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惯常使用的“师祖”、“师父”、“师兄”、“师姐”等称谓符号，可以从这种传统的经济形态中寻找到特殊的文化意蕴。所以，老就是资本，老人就是权威，他是“一本字典，一本历书，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应付危难的舵手，一个血族间‘传道、受业、解或’的导师”。这是社会的文化认同。
小农自然经济的周而复始，使周围世界仿佛凝固。回顾着祖先的业绩以为标榜，仰视着祖先的圣容以为荣傲，人们在传统生存方式的规范中几乎丧失了时空的动感。一切都要循着前人的足迹而不敢越出雷池，不说祖上没有说过的话，不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中国显然是一个“传统指导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思想言行，先祖与古法，“祖宗成法不可变”成为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铁律。
3、对男性的依赖形成与之相关的依附心理取向。如果说采集和园艺是母系氏族的适生条件，那么农业则创造适合男子为中心的家庭环境。牛的驯服与犁的发明以后，牛耕逐渐普及，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沐雨栉风的体力劳作，其艰辛和繁重的程度，非体力壮年男子不能胜任。于是血缘组织的轴心，便由母女移向了父子，形成了男子中心家庭。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一家生计的来源主要靠农耕，而农耕又主要是壮年男子的事。生活所系，贫富攸关，男性家长统治地位由此奠定。他既是一家的主要劳力，又是生产资料的支配者，既是家庭或家族耕织经营活动的管理者，又是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传授者。
自然经济，可说风雨飘摇，难挡天灾人祸。一家妻幼子女吃粮穿衣系于家长一身，这些足以使男性家长获得家庭或家族生活上的地位与权威。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区别男女尊卑的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都是从小农自然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中归纳化育而来。这种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关系，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约定习俗，塑造成为人们普遍具有依附从属心态，这对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