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顺利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创造性地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自守到走向世界，从效益追逐到以人为本，从无序征用到可持续立场，从重点突破到统筹兼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科学创新思维，开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与此相应，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乘势而起，在改革开放这一核心主题的引领下，从题材范型和形式创新两大基本层面实现了显而易见的深度演进，客观上成为了推动此期文学总体格局优化组合的重要力量。
三农·生态·教育·反腐：先锋题材
从1977年开始，徐迟、刘白羽、魏钢焰、黄宗英等就已经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为新时期放声歌唱。在改革开放总主题的规约之下，转型期的报告文学逐渐形成了三农话语、生态诉求、教育关怀和反腐意志等四大堪称先锋性的题材范型。
一、不倦的三农话语
纵向考察，文学创作中由三农问题凝聚而成的乡土题材可谓由来已久；横向来看，农业、农村、农民向来是世界各国作家常写不厌的文学话题。进入转型期以来，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战略强调与切实推进，客观上拉动了三农报告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截至目前，三农报告文学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家们大都能够自觉秉持诚挚的民本情怀，以自身的勇气和智慧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热切关注中国农业的历史处境，深刻反思中国农村的贫弱原因，积极谋求中国农民的现实出路。相比而言，真正使三农问题走出政界和学界并迅速升温为整个社会注目的热点的，应该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中国农民调查》、《中国农民世纪经典》、《革命百里洲》、《贫穷致富与执政》、《中国民工潮》、《中国农民大迁徙》、《根本利益》等报告文本的面世。特别是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疾呼，更使三农问题一跃成为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关键词。
归纳起来，转型期的三农报告文学集中体现了以下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
一是关注中国农业的社会处境。三农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渴望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观。鉴于此，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海默的《横亘国人心头的》、李青松的《共和国——退耕还林》等作品都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中国农业的历史处境与未来方向，希望尽快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走科学化、生态化、市场化、规模化、效益化的农业发展之路。
二是深刻反思中国农村的贫弱原因。部分作家冷静观察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并开始了比较深刻的文学救赎。其中，姬广武的《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在探索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方面具有启发意义。李林樱的《贫困的呐喊》以深沉的忧患意识集中反映了大巴山人民抵抗贫困的艰辛而伟大的史实。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真情检视了西部农村的贫困、愚昧与教育问题。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则以一个基层官员的身份来体悟中国三农问题，因而可能更具代表性和公信力。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堪称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零距离、全景式、深层次地反思三农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全书真实生动地介绍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发端与决策、推行的全过程，所涉人物之多、内容之广、思虑之锐，为近年报告文学所鲜见。
三是痛苦拷问中国农民的现实出路。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有句名言：“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这话很深刻。转型期以来，不少作品将关注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体，如《中国农民大趋势》、《寻找农民的真理》、《时代见证——慈溪农民报告》、《回家的路，是那么的长》、《关于下岗职工的文学报告》、《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在底层》等。蒋巍的《你代表谁》报道了一件并不难解却拖了整整5年的农民案例。《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以“农民儿子”的视角，从自己与农村父母、亲朋、老师、同学的血脉关联中，盛赞中国农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同样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真实地、令人信服地反映了黑恶势力压迫下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具有惊心动魄的社会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无论是对于中国农业历史处境的热切关注还是对于广大农村贫弱原因的深刻反思，抑或是关于底层农民现实出路的痛苦拷问，都异常清晰地蕴含着三农报告文学作家真诚而执著的民本情怀。这显然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三农报告文学中的突出表现。尤为令人欣慰的是，三农报告文学大多站在农民立场，努力践行着重新确立农民形象主体地位的创作使命，殷切呼唤农民主体的解放效果，真诚推进农民素质的现代提升，以期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沉重的生态诉求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1] 可见，人与自然的最佳关系状态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论述及“人化自然”的命题也包含着极其宝贵的生态思想。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并未真正认识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首先表现为常常自命为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者。如此说来，我们确有必要认清事态的严重性，并从根本上摒弃过去那种以征服、索取、掠夺为目的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企图，勇敢地承担起守护和调理的责任。这方面，生态报告文学大有可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和生命意识的大幅度觉醒，同时也因为环境压迫的日益严峻，广大生存者的生态意识也渐趋明朗，生态问题的人文关怀和文学持守亦愈趋有力。现实情况已经表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构成复杂的多面矛盾体，诸如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疾病蔓延、灾害频仍等。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势，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率先转变观念，逐步由征服者的非理性意识形态转向守护者的价值立场，并以文学方式发出“救救环境”、“保护地球”的正义呐喊，显示了生态报告文学写作的必要与可能。《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淮河的警告》、《汪洋中的安徽》、《水患中国》、《只有一条长江》、《长江传》、《走遍黄河》、《黄土地，黑土地》、《共和国告急》、《别让地球再流泪》、《白天鹅之死》、《善待家园》等诸多报告文本，已经较好地揭示了我们所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由此可见，任何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书写都必须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的民族、集团利己主义，趋归开明的“天人合一”理念，走“绿色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学创作的生态情怀，生态报告文学才有望走向纵深。
生态报告文学，“庙堂”以外的“山水”寻求，旨在传达紧张与热烈的生态情绪，渴望以文学的方式起到保护环境、优化生态、“参政议政”的作用，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达成对于当下生存的阐释权，因而最为充分地融汇了作家社会学、创作生态学、消费经济学、文学人类学等知识。与所谓“纯文学”创作理念相比，生态报告文学写作拒斥庸俗的私人性，追求主题的公众化，一般不事所谓“潜在写作”，尤需滚烫的批判意识和炽热的人道主义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报告文学是超越了极度感性之后的理性文学，是扬弃了庸俗认同之后的批判文学，是拒斥了简单怀疑之后的建设文学。
生态报告文学是个内蕴丰厚、包容深广的现实与学术话题，想在“生态诉求”这个标题下做出到位的分析显然是困难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和应做的工作还相当繁重。
三、深博的教育关怀
转型期提出“科教兴国”的强国战略，促发了社会主体对知识及教育问题的深刻反省，带来了教育题材报告文学的相对勃兴。总体上看，转型期的教育关怀型报告文学要求整合与传承传统文化，保留民族文化的血脉，呼唤全社会尊重知识、关注教育，进而将知识、知识分子以及教育问题摆上文学检视的台面。概略说来，转型期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主要有以下几种范型：
一是热情讴歌教育改革的显著实绩。改革开放以来，拥有教育情结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家满怀激情地深入教育战线，写出了一批热情讴歌转型期教育改革实绩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视域广阔，既写了基层教师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也报道了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者们艰辛而富有成效的教改实践及其成果。作家们以“探索与发现”的精神，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广大普通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开拓进取、创新求变的精神面貌，重新阐释了转型期教育事业富足的时代内涵。石湾的《深山玉梅》报道了周玉梅扎根山区小学教育近20年，终于改变山区落后文化面貌的执着追求。孟晓云曾动情地说：“生活打动了我，我把最深沉的感情倾注在笔尖上，用了两天写出了六千字的报告文学《山村的呼唤》。事隔一个多月，我回到北京，在苦梨峪那种新鲜感受依然存留着，内心常有一股急于倾吐一切的欲望，如果不写出来心中就不能顺畅，于是我拿起笔，流着泪，写下了《〈山村的呼唤〉采访手记》，那同样是一篇报告文学。”[2] 此外，黄传会的《中国山村教师》、叶文玲的《美的探索者》、史航的《人生冲浪记》、褚水敖等人的《奋进之路》、宫瑞华的《走出忧患》、张丹的《假如生命重新开始》、肖复兴的《朝着田野开的窗子》、戈红的《红烛之光》、赵冠军的《中国牌教师》、罗达成的《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柯岩的《她爱——祖国的明天》以及《光明日报》整版刊载的《在心灵上耕耘》等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讴歌了奉献在各教育战线上优秀人民教师的奉献精神和改革风采。
二是冷静剖析教育体制的某些弊端。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开端，开启了反思性报告文学的新空间。此后，的“小皇帝”》、《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年华》、《黑色的七月》、《神圣忧思录》、《教育面临挑战》、《落泪是金》、《恐惧无爱》、《中国高考报告》、《我的课桌在哪里》等诸多作品均表现出可贵的自省精神和前瞻意识。凤章的《1988：“球籍”的忧思——兼记中国的大学教授们》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大等高等院校的教师为例，揭示了商潮风起、知识贬值的问题，呼吁拯救教师、振兴教育，否则将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显示了诚实的救赎意愿。
三是全球视野中跨国教育的现代审视。《世界大串连》、《德意志思考》、《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美国印象》、《出国感悟》、《日本留学一千天》等报告文本，通过对异域文化的独到省察，表达了对母语文化的深层认同与真诚依恋，表现出全球化趋势中必要而必然的文化开放心态。报道留学人员在国外发奋求学和归国后潜心创业的《学子，从海外归来》，是索峰光花两年多时间到“中国光谷”和武汉留学生创业园对留学归国博士进行跟踪采访后完成的，体现了强烈的祖国意识和创业精神。张建伟的《命运备忘录》则从另一方面反思了从美国归来的38名工商管理硕士遭遇不同程度冷遇的事实，抨击了观念滞后、轻视知识、浪费人才的用人观念与管理体制，读来发人深省。
四是正视知识经济时代教育面临的挑战。关于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前景，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信心与困惑同在。当此之时，我们特别需要首先正视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挑战，这也是报告文学忧患意识的价值所系。《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在广阔的区位背景和学科视野中，集中展示了1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辉煌历程，分析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成绩、问题与趋势。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堪称转型期首部全方位反映信息时代新型教育课题的优秀文本。作品真实并比较深刻地描写了这场变革，认为教育改革是一个包含着改变教育思想、课程标准、教材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考试评价制度的巨大系统工程，亦即一场新教育革命。
总体说来，转型期的教育题材报告文学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思维的血脉，毅然举起科学、民主、发展的大旗，以现代反思意识审视教育问题，在揭示文明与愚昧、进步与倒退的冲突的同时，积极探讨重铸民族心理与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文学殿堂里的一支重要力量，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在表现我国教育现状与期许未来前景方面，正在并将继续发挥更为直接、更加显著的作用。
四、无悔的反腐意志
转型期反腐报告文学的兴起并自成一道风景，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概略说来，主要有三种参数：一是社会改革背景，二是生活转型背景，三是文化调适背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导致生活主体的思维方法、生产方式、分配原则、消费行为等方面的改变。特别是市场化时代造成了新的财富不均，贫富差距显著拉大，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心态平衡遭到破坏，人间公正面临威胁，进而促成广大普通民众莫可名状的社会怨气，“社会公正”随之被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在此背景下，高度生活化、现实化、日常化的反腐报告文学迅速上升为转型期文学的主流样式之一。
就转型期反腐报告文学的总体情况来看，政治反腐、经济反腐、作风反腐显然是成效至为显著的三个板块，其他诸如教育反腐、医疗反腐、法治反腐、用地反腐、建筑反腐等敏感话题大多与此相关。
首先，政治反腐是最敏感也是最艰辛的反腐课题。就转型期政治反腐报告文学的整体情况判断，大致表现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一是对政治迷信的嘲讽。刘宾雁无疑是一位坚定的政治反腐型报告文学作家。他早期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便以敢于揭露腐败问题著称。转型期以来，他接连发表了《人妖之间》、《千秋功罪》、《告诉你一个秘密》、《关于报告的报告》等系列“反腐文告”。二是对特权行为的鞭挞。作为封建政治的遗毒，特权现象也是反现代、反公平、反进步、反民主的。特权问题既与制度、体制密不可分，同时也与行业性质和权力崇拜紧相关联。特权腐败主要表现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法交易等形式，这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力惰性享受、权力补偿意识和社会从众心理在转型期的矛盾表现。三是对民主政治的期待。转型期的部分反腐报告文学还表达了社会公众对民主政治的虔诚期待，触及到政府怎样“从制度上反对腐败”和执政党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问题，并作了富有深度的思考。《根本利益》中梁雨润为了普通群众的根本利益同腐败份子所作的坚决斗争，《为了弱者的尊严》中所表达的对于“弱者”尊严的尊重，以及《检察官汤铁头》、《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为了国徽的庄严》、《中国反腐》、《昂贵的选票》等作品所代表的价值理念，无不传递出人民大众对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的殷殷企盼。
其次，经济反腐是转型期反腐报告文学的重心所在。随着我国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转型期的“黑色经济”也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它与“阳光经济”相抗衡，以十分隐蔽的方式侵害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成为经济腐败的新“窝点”。专家认为，黑色经济已经给我国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造成分配不公，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二是影响我国宏观调控的正常进行。黑色经济使政府的市场信息失真乃至扭曲，影响宏观经济决策，致使货币需求信息发生偏离。三是干扰我国市场对资源的正常配置。黑色经济的资源配置与国家资源配置的优化原则相背离，常常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四是避开社会再分配渠道进行非法分配，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异常。适应抵抗黑色经济的现实与文化的双重需要，一些具有现代经济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毫不迟疑地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反腐报告文学作品，如张京民等的《国家使命——共和国第一税案调查》、邢军纪的《中国税收之战》和《中国文物大走私》、何建明的《缉私大王》、李宏林的《扫黑风暴》、孙晶岩的《中国金融黑洞》、宁小玲的《户口：项链与绳索》、曹岩的《通往海外的罪恶之路》等。无论是正面暴露黑色经济行为的黑幕，还是侧面颂扬反腐义举，这些作家及其作品都称得上我国特殊经济战线上的卫士。
再次，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的反腐是反腐报告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是近年深度揭示医疗腐败的报告文学力作。表面上看，作品表扬的是女医生陈晓兰捍卫职业尊严、举报医疗歪风；进一步观察，作者用力批判了医院负责人不负责任的利益追逐；再深入一步，便不难发现，作品抨击的是整个医疗系统不仅普遍而且严重存在的思想滑坡和作风腐败问题，以至于演化到与“救死扶伤”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地步。现在看来，作风反腐不仅需要写作勇气，更需要敏锐的眼光和思想的深度，否则，你可能对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好人主义、懒人主义视而不见，对他人的痛苦与不幸麻木不仁，对国家的需要和集体的利益置之不理。
反腐报告文学在转型期的崛起及其对于现实生活的矫治性加盟，为改革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如今，反腐倡廉已经成为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日前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及早先宁波市有关方面推出的《清廉战士》的反腐网络游戏，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毋庸讳言，反腐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尚未真正到来，它还处在行进的路上。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更愿意寄予反腐报告文学以新的更高的希望。
语言·叙事·结构·气质：形式创新
作为一种成长中的文体，报告文学虽然在叙事伦理上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定，但这无疑有利于它与其他文体相区别并因此葆有独特的审美资质。辨证地看，这种被限定的具有独特审美品位的文体样式在形式方面或许有着更为广阔的创新空间。就目前情况判断，报告文学至为紧迫任务的在于形式创新，这也是该文体常写常新、永不倦怠的动力保证。用范培松的话说，“报告文学急需形式革命。我们历来轻视形式，当某种形式成为文体的桎梏时，只有形式革命才是复活灵魂的最有效的手段。”[3]
报告文学的体制深化与形式创新包含甚广，其中，语言、叙事、结构和气质四个方面的创新显然是重点所在。
一、语言本真明快
依惯例，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有人甚至视之为人类存在的家园。尽管电子时代“语言”的存在、显现与言说方式都更加多样化了，但其坚实的本体与结构意义似乎从未被颠覆过。为此，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将语言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石，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语言论转向”运动。成熟的报告文学语言在塑造形象、表达感情、说明问题、反映生活方面，特别注重本真、鲜明、生动三大指标。何为本真？即报告文学语言的本色化诉求以及判断维度的贴切感。所谓鲜明，主要是指报告文学语言的价值取向爽朗健康，表达格调清晰明快。至于生动，则要求报告文学在叙述、说理的同时努力谋求描写、抒情的交融互渗，力争语言的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和尽可能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堪称转型期一篇不可多得的事件描述与心理分析型报告文学范本。作者采用描写、叙述、抒情的手法，比较准确、生动地报告了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及其第二任妻子梅花的沉沦缘由及心理轨迹，语言本真流畅，情感真实动人，判断准确可信。尽管作品所涉及的是较为沉重的反腐话题，行文中却每每掩饰不住女主人公那诗意化的生活情调。为强化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作者还精用巧置了不少富有表现力的谚语、警语或俗语。如“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方话不入圆耳朵”、“枣木棒槌，一对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断火不蒸馍，蒸馍不断火”、“隔夜的金子，抵不上当日的铜”、“鹌鹑嗉里寻豌豆，肯定不会落空”、“点了灯自有油钱进门”、“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很是着急”、“悬崖上扭秧歌——乐到头了”、“筷子夹豌豆——一次一个”、“澡盆里洗脸，还是市长的面子大”、“飞机打哆嗦——抖上天了”、“雪里埋小猪，总会露出个蹄脚来”、“芝麻粒上刻字——抠得太细了”、“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说出来”、“反贴门神不对脸”、“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旋涡里洗澡——越陷越深”、“赶集不带口袋——存心不良（量）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等。同时，作品还非常注意修辞格的运用，如“市长是欲望之泉，人人都来开掘”，“刚才向办案人员直视过去的目光，现在拐了个弯儿，又折回来了”，等等，很能调动读者的审美联想和生活想象，增加人们的感知长度，增强阅读的体味快感及阐释魅力。
二、叙事灵活自便
这里所说的叙事，除上述修辞意义上的具体表现手法外，主要指称报告文学的观察角度和叙事风格。受转型期反映对象和网络媒体的多重影响，当前的报告文学在叙事手法上更为灵活自便，比较充分地显现出开拓创新的进取姿态。正是基于此种趋向，我们判定新世纪的报告文学还在行进中成长。
写人必须写事，而写人写事是为了更好地写出生活的风骨和况味。眼观大时代的云卷云舒，胸怀转型期的潮起潮落，我们深感快速变动的社会生活确实让人目不暇接，以写事为主的散点式叙述随之作为必要的应对策略被包括报告文学作家在内的创作主体们广泛接纳。
总体来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叙述美主要在下述四个层面展开：叙述媒体上，出现了口述报告、广播报告、影视报告、网络报告；叙述角度上，一改过去一元或二元角度的单纯型展现，出现了三元角度和多元复合角度，而且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交叉闪回间灵活自如地切换叙述视角；叙述模式上，除纵式、横式外，更多地采用纵横交错的复迭式模式、巨细相衔的包孕式模式、环环相扣的连环式模式等；叙述体式方面，大胆吸收相关艺术文体优势，从而使报告文学演进为一种包含甚广的文体谱系概念”[4]。特别是《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农民调查》、《中国知识界大震荡》、《中国新教育风暴》、《阴阳大裂变》、《高考报告》、《落泪是金》等散点式、全景性报告文学，往往“不再以单一的人或事为报告对象，而是把自己在许多社会人生现象中的观察发现，凝聚成的某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报告的对象和中心，然后围绕这一中心铺展开来，进行多方比较参照，提出判断，使读者对这一问题有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并进而参与到问题中来。因之，这类报告文学无论在视点或结构形式上，都要比此前那些单一性的作品开阔、丰富得多。全景的观察与多角度、多侧面的报告，大大提高了这些作品的典型性、信息性和覆盖面，所以，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提出与报告，几乎都引起了社会的轰动，产生了强烈的反响”[5]。难能可贵的是，这种高度灵便的叙事理念已经成为转型期报告文学作家较为普遍的自觉追求。正如乔迈所说，“小说长于刻划人物，戏剧讲究结构艺术，诗歌富于激情，散文重视叙述语言的提炼，等等，这些都是报告文学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甚至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意识流、时空转换、回闪等表现手法，都不妨在合适的场合加以运用。”[6]
以具体文本为例，曲兰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主要采用第一人称角度叙述，显得自然、亲切。蒋巍的《牛玉儒定律》采用第二人称叙述，增强了作品的对话性、交流感和亲和力。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我”“你”“他”三种叙述角度有机穿插，增强了文本的立体感。徐刚的《黄河万里独行客》在叙述过程中引入主人公的小说《花丛小语》以及诗词《念黄河》、《哀黄河》、《牙落惊老》、《三门峡坝规划拟罢》、《隔秋翻土》、《斫枝圈篱》等，使作品张弛有度，错落有致，诗意盎然。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采用倒叙手法，巧设悬念，引人入胜。彭学明的《两地书·母子情》由“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和“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交错进行，两股回忆，两股意识流，合力推动着故事的演进。前述《红与黑》第十七部分写专案组允许梅花给慕绥新写信，第十八部分慕绥新收到梅花来信及信件开头部分带给他的精神震撼，第十九部分再写慕绥新续读妻子来信及其感受，大胆切割，反复重组，给人以跌宕起伏、“庭院深深”之感。电视报告文学《六十年娶妻记》男女主人公类似交叉蒙太奇式的叙述，使故事更为真实、深厚、动人，具有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雄阔感。凡此种种，相信都为未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着启示。
三、结构自足自洽
通俗地讲，结构即叙事板块之间的结合方式及整个作品的宏观构架。报告文学的取材范围虽然受制于现实生活的逻辑规定，但其现场感和事后性还是赋予作者以自便组合的权力。只要尊重生活事实，符合既定逻辑，达成文本的自足自洽，报告文学就可以而且应该为着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的表现力而积极主动地行使自己的创作权力。
为了促成结构上的完形感，《走出神农架》精心设计了100小节和100个小标题，具有“卡片”效应。《战争大趋势》特意揉进8份“专家档案”。《大雁情》用“她”来结构作品——“她……”、“她？”、“她”、“她？？”奇特，醒目，充满探究欲和解密性。《牛玉儒定律》由“读懂你的激情”、“难忘你的真情”、“感念你的深情”三部分组成，旨在突出一个“情”字。这种千言万语总关“情”的三段论式的结构，剪裁得体，谨严规整，并且首尾呼应：“浩浩长风，掠过广阔的内蒙大草原。激越的风声中，响彻了你的呼号，起伏着你的激情。地平线上，你的薄发、紫红色领带和黑色西服的衣襟，犹如旗帜，依然在人们深情的目光中猎猎飞飘，还有灿烂的笑声在回荡。”《厕所革命》采用“向心”结构：“厕所故事”、“厕所与生活”、“国厕沧桑”、“厕所‘西洋景’”、“厕所革命”、“厕所也时尚”、“世界厕所日和厕所学”。《窃心大盗》的结构多有类似，每一部分都以一部电影命题，所有板块都指向“网恋”中心——“网恋：天堂里的孩子”、“网恋：再见，孩子们”、“网恋：白气球”、“网恋：花季·雨季”、“网恋：宝葫芦的秘密”、“网恋：铁皮鼓”、“网恋：七宗罪”。《“超女”！“超女”！》通过10个词汇来透视“超级女声”的决选之路——PK、煽情、短信、中性（Tomboy）、歌声、粉丝、黑幕、评委、舆论、利润。《人民代表冯有为》则运用数量词来结构全篇——“一张名片拯救了一家人”、“五个老太太出山去搬冯代表”、“一个农村考生被‘偷梁换柱’的故事”、“一个年轻女子的悲情夜晚”、“一张汇款单又将老冯拽进漩涡”、“一张旷世荒谬的化验单”、“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在什么时候能够高大起来”，高度艺术化地报告了“无所畏惧仗义执言四处奔波为民伸冤”的冯有为的感人形象。这类具有特色和创意的佳构，在转型期报告文学作品方阵中为数不少，本文不予祥列。
可以肯定，在这个以网络为中心的后传媒时代，我们更有必要重申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结构意识。换言之，世界越是喧闹，人心越是浮躁，传媒越是便捷，写作越是被视为简单的操作，作家就越应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创新的方向。
四、气质沉雄瑰丽
从根本上说，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魅力，生发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运动之中，这种辩证运动的综合评价系数就是沉雄瑰丽的文体气质。我们之所以用“沉雄”来为报告文学的总体格调“定性”，是因为该文体惯于沉潜到生活的内层和底部，善于以沉郁的忧患意识和犀利的批判锋芒栉风沐雨，因而更多地表现出沉郁雄放崇高的美学气质。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不尚虚幻的取材方式、悲天悯人的沉郁情怀、知人论世的宏大叙事、荡气回肠的阳刚之气，都不失为沉雄崇高的气质之源。古罗马文艺理论家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指出，崇高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论及崇高的五大源泉时，他说，“第一而且首要的是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是具有慷慨激昂的热情”。因而，“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7] 因此，他十分看重人的存在特别是作家主体强烈的社会责任和现实关怀。那么，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创作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从大处讲，就是对于人的尊严、人类进步、宇宙和谐的追求；从小处说，就是关怀现实、关注底层、鞭挞丑劣、张扬正义、引领社会。真正的报告文学不会向世俗妥协，它必须坚守辩证的批判立场和负责任的矫治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座炼狱，它和一切丑恶的东西为仇，是有锋芒的文体，闲适与它无缘，拳头、枕头与它无缘，风花雪月与它无缘，它是带有悲剧性的文体。”[8]
报告文学的悲剧蕴涵，同样离不开作者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以及该文体特定的责任承担。就目前情况来看，三农问题、生态关怀、教育反思、反腐倡廉仍将成为未来报告文学的重要视域，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充满悲剧意味的沉重话题。既然文品即人品，那么，作家主体的忧患性观照和悲悯性叙事才是保证报告文本悲剧性品格的根本前提，洪治纲称之为“精神高度”。他说，“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宏大的精神胸怀，缺乏相对恒定的、具有共识性和终极性的文学信念就会直接制约他的创作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也会直接影响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力度。现代管理学上有一句名言：思想影响行为，行为影响习惯，习惯影响性格，性格影响命运。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作家的思想境界不高，心中缺乏一种高迈恒定的文学信念，就会直接导致他的审美视野不够宏阔，艺术胸襟不会高远；而视野的不宏阔，胸襟的偏狭，又会导致创作主体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拒绝和批评精神的缺席，必然使他们产生审美趣味的滑落，对各种世俗欲望持简单的审美认同和价值迎合；由此而导致的最终结果，便是作品的审美格调普遍不高，艺术的震撼力和思想的穿透力都不强。”[9]
正因为报告文学所写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所以作家的精神高度和写作勇气就更加重要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精神高度并不等于选取所谓“大题材”，写作勇气也不意味着专事揭短，我们只是主张作家以务实的文风写出具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作品。关于这个问题，雷达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就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说：“在一片崛起的声浪中，确实也掩盖了不少作品浮、露、粗、浅、长的弊病，在一部分作品中还有‘唱中心画中心’的故态复萌现象。目前是鱼龙混杂，待热浪稍过，许多作者作品会自动减员，报告文学也将去掉某些人为浮夸色彩，显露出它的本色面貌。然而，尽管如此，报告文学的顽强生命力不会因此衰颓，只要民主与科学不健全，只要封建主义意识严重存在，只要商品经济搅起缤纷的世相，报告文学就不会失去它的特殊效应，在往后的岁月，这最具时代色彩的文体也许会发生种种变异，但决不会萎缩或消泯。”[10]
顺便指出，我们虽然将报告文学的总体气度命名为基于沉雄壮丽的崇高一脉，但该文体所表现出的实际情形却要丰富、复杂得多，这也是多元化的报告主体和多样化的生活客体共同约定的结果。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和未来的创新发展预设，我们尊重而且倡导报告文学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当然，这也不应该以牺牲其沉雄或崇高的总体气质为代价。
今天，我们已经走进了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见密切的新世纪。这是一个国家与地区事件的全球性质不断增强的世纪，也是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路线大行其道的世纪。当此之时，报告文学坚实的社会担当和进取的写作姿态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页。
[2] 孟晓云：《写我所感觉的和我所爱的》，参见张德明《报告文学创作谈》，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3] 范培松：《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4] 龚举善：《新时期报告文学美学品格的多维形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5] 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思考》，《西南军事文学》，2004年第5期。
[6] 乔迈：《独立支撑的大树》，《文学报》，1985年5月9日。
[7] 朗吉弩斯：《论崇高》，《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8] 范培松：《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9] 洪治纲：《信念的缺席与文学的边缘化》，《文汇报》，2005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