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语别读（二则）      

 

 

 

 

 

如果一个人在注意地倾听，有声音时，他听到的当然是声音。而无声时，他也会听到无声。换句话说，无声，并不意味着他的耳朵没有对象，无声本身就是他耳朵注意的对象。因为他的的确确是在用耳朵切实地感受着寂静。这种作为感受对象的“无声”，与没有听到什么的那种“无声”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感受中干脆就是个“无”，而前者对声音来说才是无，但作为感受注意之对象它又是“有”。这是和声音同样切实、同样丰富的“有”。它站在我们的意识中，与我们对峙着，以对我们的陶醉和威胁来显示自己的效力。

当我们聆听这个“无声”时，如果又有一个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响起，我们的注意力又被新的有声所篡夺。这时，我们原来所注意的对象虽然消失，可它化为记忆还在我们的心中保留着，如同一位卸了任的长官仍对后任掣肘一样，这个过去的回忆仍在左右着我们现实的感受。它加入到我们现时的声觉之中，与它合起来对我们起作用。于是，我们在现时所听到的便不只是正在响着的这新的声音，而还感到了新的声音和旧的无声的对比，我们感受到的是声音从无入有的转换。这种感受，既不是静觉、也不是声觉，而是第三种感觉。可以说，只有这第三种感觉才会强烈的激动我们。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我们在寂静中听到一声惊雷，使我们战栗的不是前面的寂静，也不是后面的雷声，而是雷声对寂静的冲破、寂静对雷声的参与，一句话，是它们二者的对比。

但闻雷的战栗，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激动终究还有很大区别的：因为闻雷的战栗是我们在不注意时发生的。具体地说，我们既没有在听到惊雷爆响之前注意地聆听那个寂静，也没有在惊雷爆响之际注意地聆听那个雷声。在声音由无入有的突转中，我们根本没有用心去听，这一急转，是外界突如其来的强加给我们的。我们的战栗，发生于我们的神经对这个静与声的强烈对比的被动承受之中。当我们的心灵想把这一对比作为对象来体味时，战栗已经消失了。而我们所说的激动，却是在我们注意聆听之时发生的，是用心去感受我们的耳朵和意识的对象所造成的。具体来讲，这种激动，是我们处在一种本质性地位，先注意地观照无声，再注意地观照有声对无声的打破、观照二者的对比转换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激动，并不是我们被动的承受外物，而是主动地从对象上寻索、玩味出来的。因此，它对我们不像闻雷那样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压力，而是一种怡悦。——这就是审美性的激动和非审美性的激动的不同之处。

由此我想到了音乐的组成和我们对音乐的欣赏。

第一、             乐曲绝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声音所组成，它是由有声和无声共同组成的。换句话说，音符之间的停顿、空拍、乐句之间的休止，这些无声与声音共同组成了乐曲。

第二、             人们听音乐，不光是听有声，也听无声。如果要对一首乐曲有音乐感，有声和无声二者都必须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那光能听到有声的耳朵（如动物的耳朵）是听不到音乐的。

第三、             音乐激动人的效力，不是发生在有声上，也不发生在无声上，它发生在有声和无声的对比转换上。当然，音乐中的对比转换不仅是有声和无声，还包括有声之间的高低、抑扬、长短等等。

 

 

 

 

 

 

黑格尔在《小逻辑序言》中说过：“同样一句格言，从一个老人嘴里说出来与从一个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其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老人由于有丰富的阅历，真正体会了格言的内义，故他说的格言具有无比丰富的含义。换句话说，老人通过格言所表达的是一种完整的经验和领悟。而青年人因为缺乏阅历，他只理解了格言的外义，故他所说的格言是空洞的。换言之，他通过格言所表达的只是一种残缺的肤浅的经验，甚至他无所谓经验，只是把格言当作知识来卖弄。

问：到底那丰富的经验、深邃的人生理解是这句格言本身的意义，还是那残缺的经验、肤浅的人生理解是这句格言本身的意义呢？

这一问很厉害，它问到了语言这种交流工具的软肋上。语言之所以能够作为交流工具，在于它有一般性。而一般性恰恰又是语言的致命的局限。在量和质上有很大区别的经验，可以用同一语言来概括。而这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在范围、范畴、量、质上都不是唯一的。语言的意义没有客观标准。语言的真正活的意义，应该是说话者心中所有的、被语言这种符号所概括的那一整块活的经验和感受（假如说着能够做到以言达意的话），因为它是语言的唯一对应物。但遗憾的是，这个对应物一经表述，就再也寻找不回来。对应物是一条肥美的鱼，而语言不过是一条鱼骨。说着自认为他所说的鱼骨能概括这条鱼，渔骨和鱼的联系，在他看来是必然的。如果让他来读自己的话，他当然也能把鱼骨还原成鱼。但是他不知道，语言在本质上不是留给自己的，而是留给别人的。而任何别的人面对着这条鱼骨，都不会还原成原来的鱼。别的人在读他的话时，脑子里边得到的可能是一条很小的鱼，也可能是一条变了种的鱼，甚至只是一条鱼骨。萨特说：写作在本质上是为了别人的。而我却说：作家只有自己才能理解自己的作品。

语言有两种意义：骨的意义和肉的意义，肉的意义才是语言意义的精华。而这肉的意义，却要随着述说着与接受者生活经验的差距不断地有所损耗。我们爱跟老朋友聊天，是因为对语言的理解的共同性较多，语言的共同的肉的意义较多。比如我与少时的朋友谈一次游泳，我们所说的话时有很多的共同的指向的。但生活要求我们不仅要和老朋友对话，还要和生疏的人、甚至已死的人对话。而这后一种情况，对语言的活的意义就是一个挑战。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语言的活的意义只能存在于说话主体的头脑之中。而随着他的死，他也就把语言的活的意义永远带走了。面对着死人给我们留下的鱼骨，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没有生在他那个时代，我们的经验和感受与他完全不一样。所以，读古人的书，我们总要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即失掉活义的危险。

那么，不是说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吗？我们究竟凭借语言交流了什么呢？我们藉语言所交流的，并不是那作为活的意义的感受内容，而只是对感受经验的一种整理活动。语言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召唤，他召唤我们把自己内心的有关感受寻出来加以整理。它等于给我们一条绳索，好把一推相应的感受捆住。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语言交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语言将我们混一的经验感受纳入分析的形式之中。语言所给我们的这条绳索或形式，是抽象的、死的、没有灵魂的空壳，他等待着我们以自己的经验去填充。这种死的空壳不是活的意义，它只有在主体的心灵中转换为活的意义的可能性。它是一粒种子，它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可能、生命的贮存。一句话，它是一个位称为“有”的“无”。

当我们在表述一个意思而寻找语言的时候，这是一个结果的过程（把现实的生命变成可能的生命）；当我们听他人的表述而领会语言的时候，这是一个开花的过程（把生命的可能变成生命的现实）。

因此，语言不是一个给与，而是一个等待；语言的说出，不是显现，而是隐藏。

语言所给与听者的只是一个点燃，听着听了之后所发生的作用只是自己经验的燃烧。

论理性的语言是如此，描述性的语言也是如此。任何语言描述，其效能并不是传递原指，而只是在接受主体的心中制造一个幻象。这个幻象之所以是幻象，因为它只存在于接收主体的心中，而不会在任何别的地方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