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功夫·卓识见·大视野（书评转贴）

 

   ——评李壮鹰先生主编的新版《中国古代文论选注》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奎英

 

 

作为一位讲授大学文学理论课的教师，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学生如饥似渴、满怀期待地让你为他推荐一本最好的“西方文论”或“中国古代文论”的书，而你却不能回答。我们知道，围绕着某个选题，为学生推荐几本相关书籍有时并不困难，难的是为他们推荐“一本”最好或最合适的书。大学本科阶段的学生有他们特定的情况和心理，繁多的课程门类，使他们无法或不愿从茫茫的书海中盲目地寻找有益的东西，而是希望在每个学科方向上都能有那么一本既能代表本领域的学术水平、又能为他们所接受的引领阅读的入门书。而这样的书确实不好找。最近读到李壮鹰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选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深感它正是这样一本值得向学生推荐的好书。李壮鹰先生作为著名中国古代文论专家，在文论思想研究、文献考据以及禅学、禅修诸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由其协领国内同行编著的《中国古代文论选注》，是与他2005年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教程》配套使用的重点规划教材。但《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之所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还不仅在于这些权威可信的背景，更在于它作为一部古代文论的选注本教材，其本身在选校、编制、评析、注释诸方面无不具有值得推崇之处。

 

一、精审可靠、价值卓著的选本

 

从选篇上看，《中国古代文论选注》是一部在仔细考辨、审慎选择的基础上精心编选出来的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的选本，其最大特点可谓精审可靠、价值卓著。对于一部古代文论的“选注本”教材来说，“选篇”问题，是人们对它进行价值评价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个“选注本”的篇目“选”得不好，它也就失去了价值存在的依据。但由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极为丰富；而资源的分布又异常分散，并且文论思想也不是只以专门的论文著作形式呈现；再加上古代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出现众多版本，尤其是中古以前的文献更是真伪难辨，这些无疑都为编注古代文论选篇的工作增添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如果没有博学通识的大视野，没有慧眼识珠的好眼力，没有辨别考据的真功夫，是不可能编选出一部好的选本的。但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论选注》的确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体现出大视野、好眼力、真功夫的好选本。

我们说它是一个具有大视野的好选本，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选注》是在通览全部文献，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选录出来的。虽然只是一个篇幅有限的“选本”，但读来仍然可以让人感受到中国古代文论的某种丰富性、广博性、厚重感和整体感。《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作为教材，由于受到课时的限制，纸质文本只有一卷本的篇幅，但它选录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儒家经典到诸子之书，从诗文专论到史传文学，凡符合本书入选标准的都有选录；从史的角度看，全书从全部中国古代文献中精选出从先秦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代以至清末的最具价值的四十三家共四十九种文论著作，虽然不能把每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论著作网罗毕尽，但这种以点带面的跨越式的展现方式，同样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文论发展流变的大致概貌和过程，让我们感到了某种史的完整性。

《中国古代文论选注》虽然亦勾画出了某种史的完整性，但它并没有为了刻意地追求史的完整性，而去选那些本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仅只代表了某个时代的作品，而是着眼于论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异常丰富的古代文论资源做出审慎的取舍，以一种慧眼识珠的眼力优中选优，精中选精。《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以下简称《选注》）一书是以一种具有当代意识的理论眼光来确立选文的标准的，选文注重与其他文学理论课程如“文学概论”、“西方文论”课程的对接，注重所选文本的理论建设性、开创性以及对于当代理论建设的启示性。正如编写“凡例”中所写的，“衡量著作入选的标准是立足于今天，一是看它在中国文论体系的确立和发展中是否具有重要作用，二看它对今天的理论建设是否具有启发。有些著作尽管在当时颇著世誉，但在理论建设上缺乏新见，不选；有些篇目，虽然在当时不太惹眼，甚至在后世负面评价较多，但现在看来，确有卓见，选。”这种选文标准本身无疑就是富有“卓见”的。叶燮曾经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原诗·内篇》）。从《选注》一书选取的篇目来看，也正充分体现出编选者卓越的理论识见。

没有识见无力定取舍，没有功力则无法辨真伪。如果一个选注本不能从可靠的文本中选取，它的价值就会从根本上受到人们的质疑。就像编写凡例中所写的：“原文本的翔实可靠是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故入选的著作皆经过认真的审辨，尤其是中古以前的著作中，题解中尽量交代学界关于作者的考辨和版本流传的情况，选择善本进行仔细的校勘，并将有些牵涉到文义的重要校记夹进正文。相信这些校记，对读者领会著作的本旨、引发思考会有帮助。”《选注》一书的主编李壮鹰先生，在文献考据、版本校勘方面具有很深的功夫，曾经出版在学界享有盛誉的《诗式校注》。而选本可靠，校勘精良，同样也是其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选注》的一个突出特点。实际上，过硬的考辨功夫以及开阔的文化视野、卓越的理论识见还不仅仅反映在《选注》一书的选文上，它们在编、评、注、附等诸多方面无不有着鲜明的体现。

 

二、别出心裁、科学实用的编制

 

一部好的选注本教材，不仅要“选”得精，而且还要“编”得好。它不仅要把最具理论价值的、翔实可靠的文本挑选出来，而且还要用一定的编写体例编排得让读者更易于把握编写者的意图与所选文本最具价值的文论思想。这种“编写体例”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编制”的问题。《选注》一书在编写体例或编制方面也大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局部结构来看，每篇选文是按“简介”、“重点词语”、“正文”、“注释”、“附录”的顺序来编排的。每篇选文的“正文”之前首先是“简介”，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著述、主要学术思想，版本的流传和考辨情况，以及该篇选文的内容主旨和理论贡献等，实际上它也是选文的“题解”；“简介”后是该篇选文的“重点词语”，以提示学习该篇选文应该重点注意的问题。“重点词语”之后才是“正文”选文以及对选文的“注释”。一般古代文论选本教材的“题解”大都放在“正文”之后而不列“重点词语”；有些《文学概论》教材虽有与“重点词语”相类的“名词解释”，但往往放在正文之后。而《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一书列出“重点词语”一项，并且把它与“简介”一样都放在“正文”之前，这不失为一个别出心裁而又科学实用的举措。因为，让人看过“简介”和“重点词语”之后再进入“正文”阅读，实际上是更加符合大学生读者阅读理论文本的需要和习惯的。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阅读时隔久远的古代文论著作，第一遍阅读往往是很难清晰地把握主旨和重点的，如果看过“简介”和“重点词语”以后再进入阅读，就会大大提高阅读理解的水平和效率，减少漫无目的的初次阅读造成的挫折和浪费。因此，重点词语不仅便于课后复习，而且对于初次阅读大有裨益。本书不仅在每篇“正文”之前列出该篇选文的“重点词语”，而且还在全书书末附上全书的“重点词语索引”，把全书的“重点词语”及其所在的“篇目”集中展现出来，这样，就又把“重点词语”在复习中的作用更好地突显出来了。“简介”、“重点词语”、“正文”、“注释”相互配合，也就使得《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一书的内容和价值更易于被读者领会和接受。如果说选文的总体内容、理论主旨可以通过“简介”来把握，选文的重点核心可以通过“重点词语”来提示，局部的阅读障碍则可以通过注释来解决。这样一来，作为大学本科阶段的学生，面对的即使是最艰深玄奥的古代文论文本，阅读理解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了。

不仅如此，每篇选文的“正文”和“注释”之后，都附有则数不等的“附录”，用以提示历代与此篇论述的中心的问题最为相关的其它论述。《选注》一书从总体结构上看是以历史为线索，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的。以历史框架进行编注，能给人以清晰的历史感，但如果仅以历史线索进行编注，也会给人流线化、平面化的感觉。而“附录”的存在正弥补了这一不足。因为尽管每篇正文的各则“附录”之间也有一定的时间性，但“附录”与“正文”之间主要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问题的相关性来编排的，因此“附录”内容也不仅限于古代文论之中，近、当代文论中个别极具代表性的相关论述也被附加进来。通过附加“附录”，不仅可以把正文的理论关切点进一步突显出来，而且还可以通过“点”与“面”、“纵”与“横”结合的形式，把“某些论点的产生、流变”和发生“影响”的过程更好地揭示出来，使本来比较零散的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系统性，从而帮助读者全面深入、“立体而系统”地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特征。

 

三、视野开阔、精深独到的评析

 

《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一书，不仅在编制、选校上具有自己的突出特色，而且在评析、注释方面也具有骄人之处。选注者对选文的评析主要体现在每篇选文前的“简介”中。就像前面所提到的，“简介”担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该篇选文的总体内容、思想主旨和理论贡献进行分析、评价和总结，以帮助读者对选文内容的整体把握和理解。

我们知道，许多大家的文论思想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其文论思想往往是与他的哲学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常常会与其他思想家、文论家的理论观点相互牵涉，如果仅仅以就事论事的方式是难以把它介绍清楚的。而《选注》一书在评析方面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能以一种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以一种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理论识见，把一位理论家或一篇选文最重要的理论观点、理论特色和理论贡献，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深刻而又系统、独到而又中的地揭示出来。读了“简介”中的评析文字之后，我们不仅能够清晰地把握这一理论家或这篇选文的最重要的理论观念和思想逻辑，而且能够了解这一理论观念的主要思想理论来源，这些理论思想为中国文论史或中国批评史的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它与前人相比具有什么突破，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今天来看我们又能从中领会到什么。每篇评析虽然篇幅不长，但由于学术视野开阔，理论含量很高，读来总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如书中关于《楚辞章句叙》的评介，不是直接简单地去介绍《楚辞章句叙》的主要理论内容，而是首先对《楚辞章句叙》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详细系统地说明，让人们读了以后不仅了解了《楚辞章句叙》所坚持的主要理论主张，而且了解了汉人围绕着屈原和《离骚》所展开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了解到由这场争论所体现出来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过程，以及《楚辞章句叙》把《离骚》提到与儒经并列的地位对于这一整合过程所起到的标志性的历史作用。

又如书中对《荀子》的简介，也不是直接简单地去介绍荀子的文论思想，而是在与孟子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倾向的对比中，从二者“人性观”的基本差异处开始探讨。在人性观上，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正因为在荀子看来人性是恶的，因此荀子认为需要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绳对人性加以矫正和改造。这一定的“准绳”和“规范”就是“隆正”。作者指出：荀子的“隆正”就是最高、最正确的原则，它既是君子修身进德的准的，也是人们行为言论（包括文学著述）的规范。并且认为，荀子的“隆正”有三方面的体现：其论理的标准即‘道’，人格的标准即‘圣’，文本的标准即“经”。具体说来也就是：说话著文首先要“合于道”；由于圣人是道的人格化表现，要合道就必须“征圣”；而又由于圣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经典之中，因此“征圣”又必然“宗经”。这样一来，“明道”、“征圣”、“宗经”，就成为荀子最核心的、具有有内在逻辑性的学术、文论思想。这一思想在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明道、征圣、宗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正统的文学观，而这一文学观念正是为荀子所开创。由此作者认为荀子“就是第一个把儒家的经典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人”，他不仅影响了许多正统文人和宋明理学家，而且许多重要的文论家也无不受到他极深的影响。由此我们看到，作者围绕着“隆正”这一概念，对荀子的学术、文论思想进行了精深独到、自成一体的阐发，对荀子思想对后世文论的深刻影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分析和评价，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再如《诗品序》的“简介”，作者精到地指出《诗品序》是《诗品》一书的理论总纲，而“情性”二字则是《诗品序》全篇的眼目，全文乃至整个《诗品》都是围绕着这一诗歌的根本精髓展开的。与《诗品序》从诗情的发生，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的审美效果三方面有针对性地展开论述相应，整篇“简介”也是紧紧围绕着“情性”这一核心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评述的，这就使简介显得清晰而系统。不仅如此，作者还始终表现出一种历史视野，对于《诗品》在每一个关键点上所做出的重要突破都进行归纳标举，使得《诗品》的诗学价值始终在历史的发展中被定位和认识，体现出一种史、论结合的特质。

对于《选注》中这类史论结合的精深独到的短评，这里无法一一例举。总之，我们可以说，《选注》简介中的评析文字在视野的开阔性、阐述的系统性、理论的自觉性和深刻性上，是超出了同类教材的。另外，《选注》对选文的评析虽然主要是以“简介”为载体的，但它并不仅仅体现在“简介”之中，有时它是也与“注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四、详备准确、繁简得宜的注释

 

在《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中，“评”与“注”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部分。评析是对选文总体内容和理论主旨的评介与分析，注释则主要是对局部字句和文义的释诂和疏通。《选注》一书在注释方面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详细完备、准确客观，并且评注结合，繁简得宜。

我们知道，对于大学本科学生来说，阅读古代文论原典，往往障碍比较多，不是字音读不出，就是文义释不通，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用事用典的来龙去脉、余味曲包了。这些障碍像拦路虎一样，挫伤着青年学子亲近古代文论的热情。因此，作为一部古代文论的选注本教材来说，只有注释得尽可能详细，才可能持续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而《中国古代文论选注》在这一点上做得是非常到位的，所有正文选文都有详细完备的注释，或者对字义进行释诂，或者对句义进行疏通，或对文义进行阐发，或对各种用典用事的来龙去脉和文本互文现象进行梳理索证，或对同一文句的历代不同注释进行比较铺陈，注释之详备，引证之丰赡，令人感叹。读了以后，不仅能帮助读者清楚地理解本篇选文的理论含义，而且还能够拓展读者的知识视野，为其下一步可能进行的专题研究提供材料线索。

尽管古人作注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情形，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释义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性因素，但我们认为，对于注释来说，还是以准确客观，符合原文实际为上。而这也正是《选注》一书倡导的目标。正像其编写凡例中所提到的，注释的目的是以“帮助读者疏通文义，准确理解原文的理论精神为原则”。为了准确客观地解释原文，《选注》的注释者总是尽可能地依据各种可靠的原始资料，力求在一种原始历史文化语境中钩沉发微，重建阐释对象的“原始意义”或“第一面貌”。为了给读者一个最准确清晰的解释，面对有歧义的文句，他不是简单地罗列各种说法，而是对各种歧义进行辨析，对各种曲解和谬说进行批驳，从而坚持或提出一种最为准确合理的说法。如《论语》中“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名”，人们一般解释为“名称”，但《选注》在《论语》注释的“按语”中指出：孔子这里所说的“名”并非《诗经》中所出现的鸟兽草木的名称，因为《诗经》多为歌谣，口语上的声音不必“识”，要“识”的只是这些名称在文字上的写法，因此这里的“名”取“字”的含义，并引郑玄注《仪礼·聘礼》以及《周礼·春官》等经典著作中“名”为“书字”的用法作为佐证。

再如书中对《毛诗·关睢序》中“《关睢》，后妃之德也”的注释，不仅对这一句话在《毛诗序》中的意思进行了客观的说明，而且对“先秦以来各家说诗”，“往往从己意出发，以牵合事实来代替客观解读”的种种现象进行批驳，指出“关睢”的本事与《毛诗序》及其他汉儒所说的都不沾边，它本是流传于周南一带的歌咏男女爱情的诗歌，并且通过大量的考证有力地指出，将诗中的“思者”说成“太姒”，“不但于诗句句牵强，而且连地点也不符合。”因为“古人言河，系指黄河，而文王都岐山之阳，与黄河相距几千里”，并援引清人魏源的话加以佐证：诗云“在河之洲，即非歧周”。又以近人郑振铎的论述，进一步批驳了《毛诗序》从“政教”和“美刺”角度对《诗经》进行的曲解，并对自唐以来一直到近代的众多学者，为彻底去除《毛诗序》加给《诗经》的翳障，恢复《诗经》的原始意义所进行的努力进行了一次梳理。从而不仅让读者理解了“《关睢》，后妃之德也”这句话在《毛诗序》中的意思，而且也让读者知道了《毛诗序》对《诗经》的看法并不符合《诗经》的原义，同时亦对《诗经》阐释的流变过程有了一个脉络清晰的认识。这种评注结合的注释不仅能使读者更准确地理解选文的原义，而且有助于培养读者求真务实的考据精神和决疑发微的批判意识。

我们知道，中国古人的注释功夫和注释热情，恐怕都是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所罕见的。一部经典的原始文献，都往往会有数倍于它的注释文本。浩繁的注释，给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原始文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但有时古人那种过于繁琐的、没有明显问题导向的、近乎“炫技性”的注释，也会把本来简明易懂的东西搞得云遮雾绕，无端地增加了阅读的负担。而《选注》一书的优点在于，其注释不仅准确详备，而且繁简得宜。在可能具有理解障碍，尤其是关涉到本篇选文的理论主旨的地方，注释不厌其详，在本来已比较显明或无关宏旨的地方，出注则不揣其简，繁简详略完全视原文情况和问题情境而定，因此，有些注释虽旁征博引却不失鸪的，即使长篇累牍也并不给人冗长繁琐之感。有些详细的注释，本身就像一篇精彩的小短文，看得出它是被一种问题意识引导着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选注》一书无论是“简介”还是“注释”的语言，都是深入浅出、简明晓畅的，虽然是对“古代”文论的评注，但并无迂腐滞重之气，是十分具有可读性的。

总之，精审可靠、价值卓著的选篇，别出心裁、科学实用的编制，视野开阔精深独到的评析，详备准确、繁简得宜的注释，使得《中国古代文论选注》无论是从选校、编制还是从评析、注释方面来说，都称得上是一部具有“真功夫”、“卓识见”和“大视野”的优秀选注本教材，它的价值也必将会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学本科、研究生教学与研究中日益显示出来。

 

      （作者简介：赵奎英，1969年生，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混沌的秩序》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