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初次分配上强调公平，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属首次。此前，中国政府处理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效率和公平性要兼顾

    很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增长，增长速度为世界上所少见，但中国的收入差异也在同步增长。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收入差异问题并不在于各级政府的二次分配不力，而是因为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异过大。

    一般而言，穷人或者低收入者只有把自身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才能求生存和发展，或者说自身的劳动力是获取财富的唯一来源。而富人则不同。富人除了劳动力，还掌握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在这样情况下，要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异，至少要求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必须较富人快。

    但是市场经济运作规则决定了富人的收入增长会永远比穷人快。要改变市场本身的规则，遏制全球化对财富分配差异的恶化，就必须求助于政治，就需要政府来干预市场，干预收入分配。

    在中国，贫富差异的急剧扩大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过慢，更重要的是一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过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年来形成了高度垄断。垄断企业的资本应当属于全民，但这些企业内部经常自行决定工资水平。除高工资外，垄断企业还有很大一部分收入属于灰色收入。高工资加上灰色收入使得垄断企业的收入远较非垄断企业的高。

    更有甚者，国有企业盈利了，利益就在内部分配。但如果一旦亏损，就要求助于国家，国家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这些企业。这样，垄断部门总是能够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把亏损转移给全社会。这一过程不仅恶化了收入差异，更使得社会公平与正义荡然无存。

垄断渗透到各个层面

    中央部门层面搞垄断，背后还有相当的理性，因为一些产业具有战略重要性。但中国的情况是，不仅中央部门搞垄断，而且地方的各个层面，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都要搞垄断。越到下面，垄断就越是毫无理性。

往往是哪里有利可图，政府就要进行垄断，造成了与民争利的局面。各个层面的垄断非常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尽管中国的中小企业也在发展，但其生存环境非常不好。而在收入差异比较小的国家，中小企业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导的角色。

此外，在非国有部门也存在着收入差异问题。这些企业或者利用国家法律的不健全，或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忽视企业工人的基本权利，如最低工资制、安全生产环境和最基本的医疗保险等。现在，领导层认识到了一次分配过程中公平的重要性。但如何把认识落实为政策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政策须向中小企业倾斜

    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但二次分配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分配过程中的效率。二次分配往往被理解成为对穷人的救济。救济穷人当然需要，但这仅仅是二次分配中很小的一部分功能。如果二次分配只注重公平，而忽视效率，那么就会步西方福利国家的后尘。

    更为有效的方式是二次分配也同样要强调效率，就是说除了对穷人进行必须的救济外，政府应当大力投资于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培养，国家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也应该向中小企业倾斜。

    这些举措就可以为各社会群体提供机会参与经济发展过程，通过参与发展得到应有的财富分享。这样才可以在效率和公平之间造就一个良性循环，保障两者的可持续性。

社会主义理论亟需创新

    中共的新分配论述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挑战。十七大报告坦承，“党的执政能力伺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

    可以这样说，因为对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不深入，从而影响了有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从建国到今天，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界犯了两次教条主义。第一次就是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最近20多年间又犯了资

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来增加社会财富。这并没有错。但是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多数人往往把此理解为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这里资本主义成了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

    实际上，在今天，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如美国)，也包括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例如劳工力成本中已经包含有人权概念。

    在西方，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忽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忽视他们的最低工资，忽视他们的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险等等，也没有资本可以忽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用批评的眼光来对待现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从考察世界各国实体政治经济体系来重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这应当是中国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