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自主反射机能的经济运行体。它迎合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和跨国公司资源配置需要，配合国内市场培育、基本生存保障、推动社会发展、加强体制建设，利用自身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投资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潜在的消费市场——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资本和技术迅速做出相应调整与回馈；并通过加入WTO、企业改制、政府转型、税制改革、制定和颁布相关政策和法律等发展步骤，把自身结构在全球贸易产业链，成为全球最大企业集团的生产基地。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利用了经济学上被称为的比较优势。它解释了为何在一方拥有较另一方低的机会成本的优势下生产，贸易对双方都有利。根据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相对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倘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就能获得利益。这实际说明在单一要素经济中，生产率的差异造成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的本质是互利的，它决定了结构在产业链中下游环节的生产模式。
但在李嘉图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模型中，只关注了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原因：1、它们在气候、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2、它们试图通过贸易来达到规模经济。根据金砖五国等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发展模式，需要补充第3点：国际资本和技术对他国市场的策划与介入，被介入方应当是独立的、拥有自主反映模式的国家社会和企业实体（文化类群和类群个体）——拟在全球贸易中系统利用彼此互利的比较优势，通过规模效应与合作机制，在市场配置中利用综合竞争优势（市场、研发、制造、组织优势等）确立自身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成为在地缘政治上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的经济运行体。不仅如此，这也是经济全球化促使传统国家历史转型的必备条件之一，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大步骤。
可以想见，由于第三点原因的加入，后发展中国家将有机会依靠自己的资本技术拉动内需，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改变由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异导致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绝对差异的不变性。从而打破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储备比例上的固有差别，令单一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的配置组合中变得不那么绝对；进而在国家社会内部、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体形成恰当的反馈机制，型塑出促进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和能够吸纳/整合生产要素市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及信息乃至文化）的经济运行体。
与此同时，它将使全球市场的发育和社会的自组织，与不同国家和企业（不同文化类群和类群个体）间的交往互构、相互类属结构为同一历史进程。由此引发的变化是：从前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单位产品和生产成本的情况，被经济运行体本身的发展需求，和他们/它们结构一起——实现资源配置的总体状况所打破。它使人们确信：只有把研发、生产和销售置放在不同文化类群及其类群个体间交往互构、相互类属的发展性环节，采用灵活多样的生产运营模式，并在文化互渗中注重对生产要素市场的重组与开发，才会产生收益大于成本的社会实效。
质言之，今后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的发展，单靠雄厚的资本和技术未必走得更远。如果不把全球市场理解为由不同文化类群及其类群个体主宰自身历史命运的经济运行体（市场载体），如果不去关注他们/它们（文化主体）的发展进程与实际需要——这种性质的市场介入，将遭遇被介入国的文化漠视与市场阻碍。它迫使人们：不仅在微观层面关心公司和企业的总体效益与核心竞争力，又在宏观层面关注全球产业链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类群及类群个体间真实的文化诉求与需要。
毋庸置疑，一个纯粹的市场体系是行不通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家G·霍奇逊认为，“一个市场系统必定渗透着国家的规章条例和干预”。诚如开篇所说：“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自主反射机能的经济运行体。”这个反射机能的形成，和他们结构在全球产业链的转型过程，完全是他们/它们文化类群及类群个体（民族国家及企业实体）适合其中的发展需要和文化潜能得以社会释放的结果。后发展中国家若想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固定一环，除了利用它天然的比较优势外，还须调动自己文化类群及类群个体相融其中（全球市场）的发展需要，激发社会的创造力与文化潜能。
这就要求我们，把变革转型期的经济制度及其文化，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后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需要相应的制度与文化。为了与以往文化概念相区别暂定为转型文化。我们相信，转型国家及其转型文化，将是推动后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大家庭、享有争取的市场结构地位，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生活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这个转型既是传统国家以开放的心态，善用各种因素、力量和趋势向着全球化的市场转型，又是他们/它们作为一个类属文化单元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转型。
重要的是，区域合作和自贸区的建立是有条件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和履约践行的社会能力！这就提出个问题：在民族性、地方性和传统国家普遍淡出的背景下，谁来保证这种资质？谁来担保这种履约践行的社会能力？它总要有个可以寄宿其中的文化母体吧？我们很难想象，经济的全球化是脱离多元文化母体的全球化；更无法想象，脱离了多元文化母体间的相互制约与协同发展，这样的市场经济还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福祉吗？
如此看来，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球一体化化进程的历史推进，同回归人类多元文化母体之间有一种无法剥离的内在联系。这就需要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之域，去界定这个意义重大、且又十分特殊的文化母体。
增加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份额，需要营造外部条件和自身发展优势，逐渐提高自己文化类群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社会主体地位。这个过程本身——最可以信赖和凭借的，必然是他们的文化母体与文化同好。在以往发展历史中，有市场在任何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都会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拥有自己文化类群相互凭借、彼此依托、共同发展的文化母体。
中国的文化母体可以这样定义：在中华民族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由市场配置功能结构一起的（彼此独立、各向同性、协同发展）类群个体，在改变自身命运、践行生命文化、展示社会创造力的同时所形成的——互为对象、彼此依托、共同发展的类群文化整体。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所有国家，在谋取有利于自身市场结构地位的实践文化中，所凭借的正是这个文化母体。这就为我们统观全球一体化化进程给出了全新文化视角。
中国文化母体于传统文化是个什么关系？就其文化性质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制约社会个体及其行为方式的心性文化。它的最大特点是：制约在这种文化心性的社会个体，总是从个体体认的文化视角观察世界。因此，这种体认文化（它包括中国的心性文化和西方的理性文化）难以同自身以外的‘他在’、‘外物’社会偕行，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成为控导人的社会自主行为和社会创造力的实践文化！
这样，人类便能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及其所属的历史时代之间做出明确的比较与抉择。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同其文化母体的分离，恰恰使然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社会个体与类群主体）的根本不同。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放在世界经济、政治的宏大舞台来诉说。西方大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刚好确立在对个体社会权益的“绝对”尊重上。就其文化性质而言，它同样无法与自身以外的‘他在’、‘外物’社会偕行（属于体认文化），同样具有与当下时代不相适合的历史局限性。
然而我们发现：在西方大国观照世界的文化视野中，国家利益（抑或他们类群主体和整体的利益）总是权衡一切的最高尺码——这，从来都是美国社会和他们类群文化整体的基本共识，也是西方大国历经百年市场经济创下的最为宝贵的文化成果。但是，换成发展中国家，他们很少尊重这些类群文化主体（整体）的社会愿望与历史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只从自己国家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定位别国发展的社会取向，强调他国公民个体价值观的西式文化样式。在他们看来：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得拥有与西方价值观及其战略利益相悖的国家利益及社会选择。为贯彻这一霸权思想，他们在国家发展理念和全球市场准入上始终坚持双重标准。顺我者，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以某种政策性的鼓励与倾斜，逆我者则用民主自由人权的武器在外部围攻你，在内部瓦解你，甚至利用他们在全球市场占据的有利地位（市场准入、货币发行、金本位优势、世界主要能源的控制者、国际协约的制订方）构成无所不在的牵制力。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运作上（在多哈会谈中）,他们反对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运作的发展初期）基于自己类群整体内在发展的需要——所必须的宏观调控（如农业补贴）。甚至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与其价值观不同的民族国家，大搞颜色革命、淡化国家主权，竭尽冷战思维和战略遏制之能事。试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类群整体作为其运行载体的经济运行模式，怎好把仅适合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体认文化）强加其上呢？难怪人类在西方大国控导下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看不到一点可能与希望！
殊不知，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相对独立的市场载体和类群文化主体。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总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的市场化凸显，亦是他们类群整体社会协同作用的完整发挥。在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社会个体的前途命运与发展，始终在他们类群文化整体协同互动的市场化机制中（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中）得到最有力的社会支撑。因此，当社会个体确知了市场经济通过类群文化整体对个体命运全面建构-社会改造的整体协同功能，当类群个体确知了市场经济同他们类群文化整体之间的社会同一关系，知识分子意欲回归文化母体的历史走向、社会途径——亦变得愈发清晰了。
首先，我们确认一下市场经济约归在社会个体之上的类群特征。
从人类对他们变换自然活动的历史直观角度看，市场经济是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继而对各类资源进行总体配置的经济。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民族国家的发展进步均离不开这种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其看不见手的方式支配人类的命运，恰恰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作为一个族类存在来发展的。正因为此，方才在不同民族国家及其所属的资源系统之间构成彼此独立的利益划分；方才在彼此间互为对象、相互需求的不同文化国度中，形成供求关系的各类市场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市场体系。这里说得当然是全球市场，它是由拥有不同类群文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属的资源系统共同构成的世界市场。
国内市场也形同如此。只是它的发展变化，通常是在类群个体同他们类群文化整体的协同关系中来表现的。所谓类群个体，系指那些参与经济生活、影响市场化运作，能够以其媾和在类群整体的社会资质、独立人格巧妙运作资本形态（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现资产价值，并因此结合一起、彼此需求、相互支撑的市场化单元。这个单元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国家公民、社会团体、企业法人、社会组织、经济实体、政府组织、国家机构。。。。。
市场经济条件下，类群个体的社会作用——总是以他们被结合到市场化运作的某种现行机制当中来发动的。你的生产生活，你的工资水平，你的消费方式，你的就业途径，你的各项社会保障，你的娱乐方式，乃至承载你社会生命价值的一切，无一不在你和自己同类的共性文化特质中去展现，无一不在彼此相互一道的社会生命中交相辉映，无一不是变换在类群整体的社会机能——方才被其他类群个体有机媾和到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化运作中！
因此，在这个文化国度中，所有类群个体首先必须是结合到市场化运行机制当中的类群个体。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怎样清高，哪怕你把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形象，甚至把改革开放的伟大国度诋毁为专制，你——必定是类群文化整体的一员。
然而，纵观我们的教育和哲学，大都围绕个体文化心性的社会培育来运行。它的一个不成文法的前提是：维系个体文化心性的内在和谐与崇高，不仅能教化人、感染人，亦能在这种教化中规范人和对象世界的协一关系。由此投射出的哲学理念，总是带有伦理规范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用圣人的话说，这叫做天人合一、仁者爱人。
按照这种文法规定：仁者好思者，必以思辨于事、和谐于心为其终极。国人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事’乃人所为，‘行’乃心所属。心正人自正，人偏事必偏。甚至天真地以为：无论何事何情，‘思’到了，便‘哲’到了；‘哲’到了，心便到了。唯仁者之心，才是衡量事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尺度。正所谓心到佛知矣。
殊不知，对于推进社会发展而言，人类个体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社会展示与践行，是比文化心性更重要的事情！如若一种心性文化，不能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高度上达到整体和谐与有序，这样一群文化心性的社会个体，又会把自己心中的个人宿命寄往何方呢？！
追溯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国文化始终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直到现代社会中个人与集体，国家和子民的关系，无不贯通此等人伦纲常的一统约定。
然而一路寻来，我们发现：在个人与集体、国家和子民之间，仅有打不断理还乱的超稳结构的人伦关系交织其上，却不见物-我和谐的实践约定构造其间。到头来，仁者不能爱人，反而害人。即便心到佛知，佛也不能救人。
可喜的是，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不再是从改造人的认知入手，而是从发展生产力、改造社会入手。于是人们要问：当整个中华民族踏上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崭新征程，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回归参与在市场-文化运作中的文化母体呢？从传统文化心性约归在中国知识分子个体文化心性的社会现实看——这，的确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显然，中国知识分子业已习惯按照“二人”关系观照自我、约归同类、纵览世界。在他们看来，世界‘大我’于个体‘小我’的关系，不过是把个体文化心性释放其中的我在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我在关系’的自洽整体中（个体‘小我’于世界‘大我’的协一关系中）去统观世界的。反过来说，我不在、心就不在，心不在、世界就不在。这种鸵鸟式的思维方式，不仅愚蠢可笑，更为社会发展所唾弃。
前面说过，中国文化母体，是中华民族改变自身历史命运、践行自己生命文化、向世人展示自己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类群文化整体。但必须指出：此整体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约归在“二人”关系之间、支配个体思维理性的心性合一的抽象整体。
与之相反，类群文化整体，植根在不同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自主发展的天然基础之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类群文化整体，对外表现出他们文化国度的相对独立性、市场开放性；对内表现出商品价值通过自己类群整体实现产品价格的系统波动性，以及类群个体从中发掘人的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合一性。继而根据他们类群文化整体协同发展及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化定位——从根本上决定着类群个体投身市场化运作的整体机制与文化取向。甚至可以说，每一个民族国家及其所属的市场资源-发展系统，与其他国家及其所属的市场资源-发展系统，共同构成了彼此开放的世界市场；他们/它们作为相对独立的类群文化整体，既是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载体，又是驾驭自己历史命运的文化主体；他们/它们作为共同把持自己历史命运的物在主体，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不断发掘人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类属价值，总要通过这种把持自己历史命运的实践文化，将所有民族国家打造成把自身以类属的社会主体性单元！
因此，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文化类群已然成为市场经济运行其上的现实载体，继而依托这个载体——令商品的市场价值和各种资本形态的资产价值迅速转化成相较其他类群整体的价格优势与竞争优势。这时，也只有这时，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才能通过他们类群整体真正成为配置各类资源、控导市场需求、发掘属人价值、预设先进文化的社会力量；这时，也只有这时，资本预设在他们类群整体上的生命价值与文化承诺，方才对自身乃至整个族类成为现实与可能。
所以，当市场成为某一类群文化整体的市场，当不同文化类群（依托全球一体化的市场运作）成为有资本才智在人的社会生命价值上的市场预设与文化承诺，这时所由产生的全部事物、对象及形态，不再凝结于社会个体的文化心性里，而是媾和在把人以类属的文化国度中（类群整体中）。
这样，中华民族这个类群文化整体，就通过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把从前的个体文化心性整合在他们类群整体互为对象的物-我协一关系之中。乃至，从前传统文化心性无法控导的‘他在’及‘外物’，统统成为延展人类市场化命运的有机构成，统统成为改变他们历史命运、践行自己生命文化、向世人展示自己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不可或缺。
因此，就这一类群整体通过市场-文化运作所彰显的文化性质而言，就这一类群整体传递给类群个体驾驭他们/它们市场化命运的主体性关系而言，由此打造的文化形态，必定是把人的社会生命与价值媾和在高效和谐、发展有序的市场化运作之中的实践文化、运作文化。毋庸置疑，它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凝结在“二人”关系之中的那种体认文化、心性文化。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把社会个体从以往的理性偏狭中解放出来，进而通过他们类群文化整体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市场-文化运作）重新发现人的社会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属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