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农产品价格，短期内可能会加速物价上涨，但如果宏观调控采用前述“加息，减少央票发行与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同时进行”的政策组合，把银行存款利息与CPI挂钩，让实质利率为正，老百姓心里有数就不会心里发慌，就不会担心自己那点辛苦钱毛了（通货膨胀预期下降），就不会被迫去消费，被迫买高价楼高价股还要被迫到香港去喂鳄鱼．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市场前景，楼市和股市也就不会“大起大落”了，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将使中国经济体系中潜在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农业生产潜力）很快会发挥出来，使“资本市场与GDP和CPI形成良性互动”－－ＧＤＰ高速增长，内需强劲，物资供应充足，股市和楼市繁荣，通胀（随外围环境的变化）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人民币随着产品质量的改善稳步升值．

由此可见，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的，关键在于怎么调控．把宏观控制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或者，把宏观总量控制与微观企业营运环境割裂开来，都是错误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了又好又快的发展，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是为了增加人民的财富和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单纯考虑CPI的微妙数字变化，而是要考虑到对经济效率和资产价格的影响，ＣＰＩ对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但可以通过政府直接补贴得到缓解，经济效率和资产价格才是对人民的收入和财富起决定作用的；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只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当包括产业政策，以及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策略，因为他们也是直接影响经济效率和资产价格的．更加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各方面应当配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是要取消宏观调控而是要加强宏观调控，但加强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让市场机制发挥正常的功能，并弥补其不足，而不是要替代市场机制的功能．因为我们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许多的市场功能（包括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不完善的，需要政府多方面的努力去加以完善，其中也包括政府作为市场的参与者直接调控市场，因为政府既是市场监管者，也股市最大的股东，还是唯一的土地拥有者．这就是中国特色，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飞速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既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搞价格管制，也不能生搬硬套美国的货币政策，搞美式教条，而是需要许多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所以，我们需要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学．

比如说，如果政府觉得楼价涨得太快，就应该增加土地供应，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成本会使交易量减少，当楼价上涨时让它涨得更快，因为在卖方市场中买家要（实际）承担交易费用，当楼价下跌时让它跌得更快，因为在买方市场中卖家要（实际）承担交易费用．深圳楼价过去一年多的表现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交易税的上升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如果要防止楼价过度下跌，降低交易税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同样的道理，去年股市涨得太快，是因为流通市值不足，股票供应量不足，政府应当减持国有股，增加股票供应量，而不是加印花税增加交易成本．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不止要调控经济周期，而且要调控市场的波动．所以，我们需要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学．

没有足够信息和理论推演为基础的经济政策, 推行过速往往带来数以百亿千亿的损失, 象QDII和港股直通车；犹豫不决又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像货币政策和国有股减持问题。如果在去年股市和楼市狂热的时候大幅加息和收紧流动性，并且加快国有股减持，我们现在的处境可能完全不一样．今年股市大跌，是因为大小非解禁增加了股票供应量，同时不断提高准备金率造成了市场资金不足，减少了对股票的需求量．在股市和楼市双双下跌时继续收紧流动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能造成许多投资者资金链断裂，人为制造一场金融危机．过低的利率和汇率，过高的准备金率，限制大小非减持，增加物业交易税等，都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也是与宏观调控的本意相违背的．所以，我们需要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学．

目前各界对于减税的呼声很高，因为税收的增幅多年来超过ＧＤＰ和居民收入的增幅，长远而言不利于又好又快的发展．因此，减税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暂时不是减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时候，而是减各种交易税的时候，如进口关税和物业交易税等等．降低交易税有助于降低ＣＰＩ，有助于资产市场的稳定，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这是我们当前最希望见到的．但是，财政政策是不能取代货币政策的，就好比企业的成本控制不能取代现金流管理一样．企业的成本控制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工作，一旦企业的现金流因为银行突然紧缩贷款而出现问题，靠即时削减成本并不是有效的方式．因此，“紧货币，松财政”的思路是不对的，流动性的过度紧缩并不能靠匆忙的减税措施弥补，反而可能会产生新的矛盾．中国的税制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需要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学．

经济“起飞”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对于对老城市的基建构成巨大压力，而旧城改造往往是费钱费时费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破坏了原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为什么我们不创建全新的大城市呢？以新建的特区“长珠潭”为例，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质结构以丘陵和红土为主，既不适合大工业也不适合大农业，但水源充足交通方便，很适合建成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加上科技文化教育娱乐发达，很适合建成“科技园”和“庄园式”大型高档住宅区，让全国的财富富豪们和知识富豪们聚集，与岳麓书院的先人们和共和国元勋们比邻而居，既享受简单悠闲的家庭生活和价廉物美的社会服务，又可与伟人们精神交流。“种植园”+“科技园”+“庄园”与原有的城市和城市居民混然一体，让城市和乡村水乳交融，我们就看到了一幅“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发展模式．

“长珠潭”完全有条件建成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全新的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成为中国进入发达社会的一个典范。当然，这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发达社会的核心是“智力经济”，既包括农业水利医学艺术工程财经等专门的技术，也包括策划管理执行等综合技术，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战略思考和综合分析能力，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地处“长珠潭”中心位置的岳麓书院，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开拓型领袖的摇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变革中起了独特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中国社会正要跨入现代化门槛之际，岳麓书院能否再造辉煌，为“长珠潭”，为湖南，为中国培养出具有超前眼光和“敢为天下先”勇气的新一代领袖人物呢？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接待单位是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名义上我们（还有一位同事）是访问学者，实际上是去学习一套统计分析软件。从电视上我们看到美国人都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我们从单位借钱买了身西服穿上才上飞机。 到美国时已经是深夜，我们下了飞机后，在零下二三十度寒风凛冽的机场上等了近一个小时不见人来接．等所有人都快走光了，才发现在我们的对面还有一位美国青年，他怯生生地走上来问道：“Are you Mr. Zou ？” 我说“Yes”, 然后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说他早就来了，早就看见我们了，但不敢上来打招呼，因为他以为我们是日本人，只有日本人才一天到晚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

第二天下午，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家里开"PARTY"给我们接风，我们商量，昨天闹了笑话被误会成日本人，今天我们一定要穿的像美国人，入乡随俗嘛。于是我们穿着牛仔裤旅游鞋（就差没戴牛仔帽了），兴冲冲去赴约。可是，一到主人家的院子里就傻了眼，只见二三十个美国男女(没有一个年青人），男的西装革履（皮鞋察的贼亮, 头发梳的溜光），女的浓妆艳抹（衣着却庄重典雅)，主人夫妇一见到我们，高兴地迎上来，说，为了欢迎来自远方的中国客人，他们把密西根大学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请来了，然后，上上下下看了我们两眼。我们当时的尴尬，真是难以言状，好在美国人过一会儿也就忘了我们的衣着，忙于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了。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我仍然记忆犹新。有时我想，如果我们上飞机前不买西服，不买牛仔裤，就穿着平时的中山装，会怎么样呢？不是省了很多的尴尬吗？反正美国人想要了解的是中国经济，我们穿的像个中国人不是更有代表性吗？我们要学的是软件，穿着中山装就不能学吗？一定要穿西服或牛仔裤？-----问题恐怕还是出在自信心上面吧！同理，2008年成为中国经济学家最困难的一年，并不是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因为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问题，其实没有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那么严重，美国次按危机和全球石油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都在可控的范围内．中国经济学家真正面临的难题是，美国的教科书里没有提到过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热钱大小非央票等），所以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才有了本文开头所列的许多矛盾和疑问。

中国人如果有信心，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发展经济学呢？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发展问题，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了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经济要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要崛起成为一流的世界强国，一定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一个“中国的收入分配”课题，已经持续二十年了，在国外的学术界同行中颇有影响，据说最近开始进入“中国的财富分配”领域。如果这个课题的研究能与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相结合，也许就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开端吧！毕竟，要建立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是为了增加中国人民的财富．至于经济理论，古今中外皆可借鉴，既包括弗里德曼也包括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管仲的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