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9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天津参加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2008年暑期工作会议期间，接受《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变得严重起来的腐败现象，本来是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坚持改革是惟一出路。”吴敬琏认为在奥运成功召开之后，舆论必将也应当对这一主题有更多关注。“现在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新思想。我希望在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得到推进。”吴敬琏说。
同样是2008年8月29日，关于吴敬琏被网络上流传的其卷入美国间谍案、受隔离调查的谣言，被官方媒体公开并且被辟谣。官方媒体引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公告称：“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
采取这种辟谣方式，笔者不知道是不是官方媒体历来的作风，但笔者似乎从没见到过。相反，如果民间有流言说某某官员有问题了，官方媒体就大肆让其出镜，报纸上有名，电视里有影，也从未正面驳斥针对该官员谣言的“不实”。接下来的事实却是，该官员果然有问题，被抓了。
所以，官方媒体这次的非典型辟谣，按照民间的习惯思维，倒真觉得，吴敬琏老人是不是美国间谍、过些日子会不会被隔离调查，还在两可之间。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可能真的涉嫌了美国间谍案、或者某一天会突然被隔离调查，现在辟谣并给他自由活动的空间，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而他则予以配合；另一种纯粹是谣言，要抹黑他，并借此警告他；以达到要他封口的目的。而官方非典型的公开辟谣，则是对他的一种态度鲜明的支持，给他清除前行路上的坑障。
笔者当然是相信后一种的可能。
吴老的年龄，是笔者的父辈了；而且笔者相信，目前国内40岁以上的成年人，从高中到大学，大都受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政治经济学》等教科书的熏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吴老从1979年开始，重点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思考，并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与人合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1983年，他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此后，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
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1984年至今，吴老一直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可以这样认为，吴老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形成的重要理论推手之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成就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30年来的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但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使得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因垄断和特权造成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并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在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克服，反有不断加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没有因为“把饼做大”而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反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就以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医疗改革”为例，因为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而造成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于是，政府加大垄断，但垄断加大后不久即有权威消息披露：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公共品”之增加，只能使老百姓的医疗问题雪上加霜。又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间，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私有化方式，其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对此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
体制的缺陷必然带来监督、惩处措施的乏力，导致“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与此同时，人们为利欲所驱，就使得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日盛，贪污腐败横行，贪官污吏和黑恶势力坐大。于是，民间积怨由此堆积，对立情绪加剧，缔建和谐社会的努力，将成为难以为继的艰苦奋斗。
吴敬琏因此，屡屡建言，且言论大胆尖锐，猛烈地炮轰利益集团以及改革状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当然，他也就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屡被围攻。因此，如果有人导演出这么一场“美国间谍案”的戏剧，根本不足为奇。
然吴敬琏老当益壮，毫无惧色，也毫无退缩意念。近日，他还在向媒体重申他的一贯主张：“近年来变得严重起来的腐败现象，本来是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坚持改革是惟一出路，”
吴敬琏表示，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是从宏观到微观，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还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的正常运作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
吴敬琏说：“现在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新思想。我希望在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得到推进。”
其实，他的言论和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愿望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事实上，中国还有不少和吴敬琏一样具有知识分子良心的专家和学者。
比如港媒报道，中国将在年底举行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现在即有12名北京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并将每年的12月18日或18至22日定为“改革开放纪念日”，并在北京市中心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或建立“改革开放纪念馆”。
据悉，该建议是由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牵头，参与者还有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纪连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等著名学者。建议书指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从此走上现代化道路，并正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宪政、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监督等普世价值观也将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胡星斗教授表示，从西藏事件、火炬传递风波，四川地震中的人祸、贵州瓮安事件、上海袭警案等显示，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危机愈来愈深刻，属于“单兵突进”的经改已经不行。因此建议中央在奥运后实行“新政”，核心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包括政治新政：推行“四民主义”即民有(人民拥有国家主权)、民授(人民授权于政府)、民治(基层与地方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经济新政：铲除经济特权与行政性经济垄断，建立公平市场经济；社会新政：建立身分证电子系统，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文化新政：建立人本、创新的现代教育制度。……
在“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去世时，笔者曾经拷问：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哪里？
但现在，笔者似乎已经隐约听到了良心的跳动。
吴敬琏曾说：“建国初期,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很长时间里深信苏联那一套。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后，接受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整套观点，思想上变得比斯大林主义更‘左’。只是‘文革’中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亲眼目睹极‘左’路线造成的农村惨状，特别是有幸和顾准（著名作家）深入交往，在他的影响下认真读书和思考，我的思想才有了重大变化。”
也许，就是在经历过如此的煅烧冶炼后，吴敬琏的心才如此的真诚与质朴。
只是现在，笔者不知道在这场“美国间谍案”的好戏，究竟要如何谢幕。
笔者要说一点历史故事：50年前的铁骨铮铮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为民鼓与呼”，不料却拂逆了毛泽东。于是那些吹拍迎奉的人，就居然将既没在苏联养过病也没在苏联留过学、大半生都在中国和朝鲜战场上横刀立马的大元帅硬生生地打成“苏修特务”，使得他最后含冤九泉。
现在的吴敬琏，却的的确确在美国呆了两年，要将他打成“美国间谍”，似乎还更加容易些。
但无论如何，吴敬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更是一位让很多人惭愧的老人。（颜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