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新旧经济运行模式并存的时期，也是他组织和自组织交替变化的时期。本文从社会转型和运行方式改变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时期两种组织形式交替变化的情况，进行了社会梳理与概括，并在理性文化（体认文化）和市场文化（运作文化）的巨大反差中，对市场化运行方式的自组织及其走向，给出了哲学高度的文化预判。期指它成为引导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文化线索。
一、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H. Haken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看，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百度）。根据这个观点，计划经济当是来自外部的、宏观指令性的组织形式，属于他组织。而市场经济则与自组织的基本特征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但本文探究的他组织和自组织，不是对上述特征的简单吻合，而是针对传统国家建立新的经济运行体，在面向全球经济生活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展开的。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变革世界，它的发展的特点，不再听从思想的社会指引，不再按照人们心意以内的价值模式去运行，而是采取不为人们熟知的市场化运行方式。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不只是从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和全面改造的过程，也是在社会变革中昭示人类发展理念的过程。这里，市场化运行方式得以社会凸显，社会自组织机制能够文化显形；这里，给出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模式，亦为人类哲学的发展构造了历史和逻辑的完美统一。
一个简单的社会现实：无论民众有怎样的理想、诉求和期待，都必须在他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在“自由市场”与‘个人信念’之间，给出一种完整的社会对接。如不其然，从前构建的文明基础，就将缺少社会自组织的结构性支撑；那种纯粹的自由市场，亦将使从前社会的道德失守、信仰崩溃。
按照前面的组织分类，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可以解读为他组织的外在形式，市场经济则可划归自组织的内在规定。但笔者认为，既然市场化运行方式将成为社会转型的立足之点，对他组织和自组织的看法，就要纳入对市场及其社会功能的文化解析中。
这里所说的市场不再是抽象的。它首先要有能够接续文明历史、拓展人类未来的社会载体，亦即拥有自己市场定位和发展目标的民族国家；其次要有谋划这种定位、实现发展目标的社会机制；第三要有驾驭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化主体。
这样，就要满足一个逻辑前设：所有民族国家及其资本市场，都是关乎他们类群个体和类群文化整体，同以其他文化类群之间——保有利益一致性的共同对象。惟其如此，才能在全球市场的范围发掘同类间生命相属的文化价值，才能确立全部知识结构在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中的延展形态，才能为资本的市场运作提供更大发展维度和拓展空间。
非但如此，我们观念世界的方式，便无法跃迁到——超出理性个体及其知域构成的发展视域与可能空间，只会滞留经理性思维、体认文化共同编织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蓝图。在这里，体认文化是局域的，理性思维是孤独的，人的发展和需要是物/我两分的。无论人们在对象世界选择了怎样的价值诠释、问题耦合，最终归宿都是把体认文作为切分之源、回归之点。无论人类面向未来做出怎样的科学预判和文化前瞻，一但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终将落入丛林竞争的生存法则、利益取向的发展框架。或许人们因此懂得了什么叫以人为本，但是不要忘记：人类对人本家园的科学建立，恰是以类为根的！
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待开启，新的认知原点正在人类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历史生成。所有民族国家都是市场经济的载体和主体；所有类群文化都是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类属文化多元；所有的类群个体都把命运寄宿在他们生命类群；所有的智慧都要看类群个体能否为自己文化类群谋取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所有的社会发展都要看人类在变换自然的历史活动中，能否拥有互为对象、相互类属的国际分工体制；所有的展望都让历史通过现实走向未来，又让未来更好地影响现实。在这个以类为根的认知原点上，哲学不再是理性个体观念世界的思想学说，而是在全球经济生活中，作为诠释多元文化、感悟人类生命的社会践行者——共同开创的生命理性与发展学说。
来在发展视域看世界，目下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可诠释为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地位同他们类群个体根本利益的社会冲突；亦是他们类群社会与文化，在同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社会需求上，和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中，遭致相当程度的利益排他性的文化否定！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中，人类发展只会在黑暗中更长久地反思、摸索、徘徊。我们不禁要问：由此付出的社会代价（价值取向的、制度文化的、再生资源的、生存环境。。。）还能够修复和维系我们星球可持续发展的运行系统吗？
有鉴于此，人类有必要将所有国家视为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平等一员（类属文化单元）；有必要将他们/它们的市场定位、目标求取，纳入互为对象、相互类属的发展框架；有必要将不同国家对各类资源的社会需求、对发展风险的市场规避，转变成公民社会与之适合的自组织行为；有必要将因此生成的运行系统（网络世界、虚拟空间。。。）、社会机制作为他们/它们直观世界的社会感官；有必要通过市场配置、法律法规、知识管理、宏观调控等社会技术手段，将所有发展进程生命缔结、相互类属。
任何社会的历史转型都要建立新的经济运行体，任何确定了自己市场结构地位的社会经济体，都要面对平衡与发展的相应问题。这个时候，就要根据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调整周期，发挥计划经济的社会优势；就要因应个人信念与市场信用之间的文化一致性，培育和完善新型经济体的社会功能与运行机制，拟在面向全球经济生活的发展视域内，全面拓展社会自组织的结构能力与发展水平。这个历史过程中必然伴有旧文化的历史淡出，新文化的萌牙与形塑。
二、
改革开放三十年，‘宏观控制’和‘无形之手’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它使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始终在相互焦灼的态势中高效运行。但矛盾的焦点，依然体现在市场化的运行方式之中。具体说，就是社会发展如何让人们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知识，为顺应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历史转型，为人类的共同福祉服务！
从知识增长与生命和谐的角度说，知识经济就是要实现知识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价值。缺少了这个基本内核，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就会跑偏。但是，当知识找不到它本然的主体和携带者（本然的，也是把知识推向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真正主体），当生命的意义缺少了诠释她的功能载体和归宿，当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尚未明确知识在推进人类进步上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当个人自由脱离了社会伦理、超越了生命维度——这时的（孤立的、有限的）知识经济和市场，就会走向对人类的诋毁与侵害。
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知识能量的社会发掘与释放，必须找到这类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那便是把人的现实命运，结构在不同社会技术、智识体系和社会分工体制之中的类群个体。同样，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知识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全面实现，必须依托具有市场机能的社会载体，和直观人类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社会主体：那便是参与全球经济生活、谋取稳固市场结构地位的民族国家、市场载体和文化类群。
在这类具有特定社会指向的自组织进化中，特别强调类群个体对于知识价值如何彰显生命意义的社会发掘性，和类群整体在市场化运作中将知识结构在社会技术、智识体系和社会分工体制之中的生命延展性和它对各种文化价值市场预设性。当知识的社会运用，与类群整体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定位、进而同类群个体的市场化运作相一致，知识的成长便纳入所有文化类群协同发展的生命维度和运行体制中。由此形塑的文化形态，较少带有体认文化的思维特质，更多带有运作文化的生命性与市场变换的流变性。
这充分说明：探索知识的行为是自由的，但知识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社会实现，却受到知识的携带者（类群个体），和面向全球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所有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以及他们/它们结构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实践文化所掌控。因此，市场经济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发展问题上，真正有效地社会自组织，必须在实现知识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层面上，把‘宏观调控’与‘无形之手’（抑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种进化形式，在类群整体和类群个体相融互构的市场化运作中，不失时机地巧妙介入、相互融合。
从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社会的转型大致符合以下几种自组织类型：
1、从热力学的观点来说，“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而不断地降低自身的熵含量，提高其有序度的过程。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把国际直接投资（FDI）引入国内相关行业、领域的过程即是如此。它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管理制度，同时在从前经济封闭的状态下，引入了竞争机制，从而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推动了国内体制的改革。此外，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进程的深度卷入，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营造了新的经济格局。
2、从统计力学的观点来说，“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自发地从最可几状态向几率较低的方向迁移的过程。
例如，在随机状态下财富的最可几分布满足下面情况：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在人均财富增大的同时，贫富差距的形成是一个自发行为。而且，在总人口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社会总财富或人均财富的增加，贫富差距更为明显。实际上，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为新的社会分工、形成各种产业链，和此后的调整产业结构（宏观调控下的自组织过程）——埋下了伏笔。
3、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遗传”、“变异”和“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不断地自我完善，从而不断提高其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的过程（百度）。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进化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张维迎）。
4、从系统论发育的角度说，“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百度）。
客观地说，目下的中国社会发展转型，不只是启用了‘宏观调控’和‘无形之手’。还包括服务型政府的打造、国企的改制、私有化进程的推进、金融体制的建立、农村城镇化进程，和与民生、民责、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的各种改制政策、法律规制、文化工程及调控行为。
尽管如此，所有这社会变革和步骤，大都是相对独立的。它远未把类群文化整体（市场载体）、类群个体（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和他们/它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更未在这种发展视域内，将所有变革进程纳入全球经济生活这一发展本体——生成自组织、形成内驱力。
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无法以其相对成熟的市场载体，来统筹社会内部的各项事物；作为正待崛起的中华民族，尚无法以其知识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特殊身份（类群个体），在自己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约归自身社会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发展空间、相互类属的生命维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判断，所做出的文化前瞻与社会践行！
由于国人还未意识到一个基本常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个体的社会作用，总是以他们（类群个体）被媾和在类群文化整体因而结构在全球市场的运行机制中来启动。人们依然以理性的认知方式去面对变化的世界和事物，而不是以他们作为类群个体，在他们/它们文化类群与其他文化类群的相融互构的类属关系中——面对变化的社会和事物。以致，我们无法在短期内培育一种价值互构的人类知性、生命相融的社会感官。这就丧失一种可能：让我们正待面对的转型社会，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的全面过渡之可能。为此，必须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观念方式和哲学，必须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淡出体认文化、培植运作文化！”
简单说，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在传统国家面向未来的社会巨变中，亟待改变旧有观点方式；在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裹挟人类未来命运的历史大潮中，亟待开启人的社会感官（后文再议）；在自己文化类群与其他文化类群价值互构、生命相融的发展维度中，亟待确立类群个体作为知识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社会主体性地位。这不仅是缓解异质文化冲突、消减东西方对立的社会良方，也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于运作文化的社会打造与形塑。
极端一点说，即便将人类社会作为追逐利益取向的运行系统，它的自组织也不可能是对某种自然机制的单纯模仿，而是建构在历史社会中——拥有自己发展连续统的民族国家，在与其他文化类群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中，在各自市场需求与协同发展的文化取向之间，寻求生命价值的相融性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任何理性思辨、利益取向，均无法逃脱生命理性的照耀和启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待面对全新的历史抉择：评价事物、看待世界，究竟尊崇哪类性质的社会文化？是受到个体认知水平限定的体认文化、认知文化、理性文化？还是首先把个人视为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类群个体，进而尊重历史——在把他们/它们结构为相互差异、互为对象的文化类群之同时，开创一种把自身以类属的运作文化？毋庸置疑，它一定是通行在不同类群整体和类群个体之间，受到多元文化发展、制约的生命文化，是在多重运行机制中引导人们社会践行的实践文化！
关于这一点，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早有类似断言，在人类历史打开在工业社会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实践，不应当事物地面对事物，而应该人类地看待世界。可见，人类社会的自组织机制，正是在这种与时俱进的社会历史中，方才得以社会化育，方才得以历史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