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一种高尚与必要的行为

    说来汗颜，想起可悲，直到看到艾克曼写的《威塞尔传略》我才知道世界有威塞尔这个人。就像我看到艾克曼写的《葛培理传略》才知道有葛培理这个人一样。可见我们的信息屏蔽、删除工作做得是多么成功，多么有成效。

    我认为，在艾克曼写的葛培理、曼德拉、索尔仁尼琴、特蕾莎、威塞尔五人传中，要数一头一尾的葛培理传和威塞尔传写得最好。之所以这么认为，一方面他们是两个我第一次知道的人，精彩的人，另一方面这两个人在他们一生的专注与付出中凸显和强化了我们当今社会两种最珍贵、也最需要的品质：救恩与记忆。

    威塞尔，1928年生于罗马尼亚的锡盖特小城，虔诚的犹太教徒，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成就斐然的作家，伟大的神学家，人类和平的使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他在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演说中说：“回忆是一种高尚与必要的行为。记忆的召唤，召唤去记忆，历史一开始就影响着我们。《圣经》中没有一条戒律出现得如此频繁，如此急迫。我们负有义务记住我们得到的益处和遭遇的邪恶。新年，Rosh Hashana（犹太新年），也被称为Yom Hazikaron，记忆日。在那天，即世界受审判的日子，人们呼求上帝记住：我们的救恩仰赖于它。如果上帝愿意记住我们的苦难，一切都将美好；如果他拒绝了，一切都将丧失。因此拒绝记忆就成了天谴，它注定我们将重复过去的灾难，过去的悲剧，过去的战争。”

    所幸的是，威塞尔的呼告在铁幕之外的世界被人们记住了，人们把诺贝尔奖授予他即是证明，结果他不仅成了一名大屠杀悲剧的见证者，20世纪人道精神的引导者，而且还成了一名犹太民族特性，乃至世界各民族特性与遗产的移动说明者。

    但在倒霉背时的物国，威塞尔的声音不仅是被屏蔽了，而且类似的信息也几近绝对的覆盖与删除。人们在反威塞尔的基础上尤其显得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物国人不仅在消真，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同时又在做假。在灭绝真迹的同时给人们的心目提供替代真相的假信息。可以相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消真与做假双管齐下，同步叠加时，它所促成的历史与现实会是何等的乌烟，何等的瘴气。请问，在如此这般的历史、现实氛围下，你怎么还能去建什么人的国？兴什么人的邦呢？那些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提法最终还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物国人在反威塞尔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智与缺德，在对两次恐怖战争的态度上最能得到说明。一是Korea War，二是Guo-Gong Civil War。这两次战争，如果经过全息的透视与综量的分析，那肯定是这个国家与民族的耻辱与污点。对之，我们只有悔过、检讨、反省、求诫的份。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即使到今天，人们也在对如此龌龊与邪恶的战争竭尽歌颂与赞美之能事。真不违一个倒立的民族，一个用头来行走，用脚来思考之民族的鲁莽作为。

    看来，威塞尔的忠告永远都会成这儿的谶语。因为“谁要是拒绝痛苦的记忆，谁就会注定重复他过去的灾难，过去的悲剧，过去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