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行健和他的小说创作

我常常觉得，越是熟悉的作家越难以解读、评论他，越是陌生的作家倒越容易读懂、把握他。面对行健和他的小说，又跳出这样的感觉。

在山西的第四代作家中，我同行健，大约是接触最多、走得最近的作家之一。尽管他一直称我“老师”，我也比他年长几岁，但在我的心中是把他当作朋友和“兄弟”的。我们的相识，大约有20年了吧？多年来，每年总会有几次见面，他每每写了新作、出了新书，一定会拿给我看看，有几次文学活动、我们同住一室聊得昏天黑地。每次见了，都会谈到文学和他的创作，我总是知无不言地给他提些意见，他总是认真地听着。但事后想想，我的这些意见并不一定全对，对他也未必有用。长期的相处，对他作品的熟悉，会使人的感觉变得麻木、迟钝的，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看法，倒越是对他的作品无从把握了。

1988年—2000年，我在《山西文学》编辑部工作了12个年头。这个时期，正是山西的第四代青年作家，从崭露头角到逐渐成熟到走向全国的一段历程。我的编辑生涯、评论写作同他们的创作可以说结伴而行。我很幸运，能为他们的创作尽一点棉薄之力。当时，这一代作家也可以说人多势众，创作活跃，成果频出的。他们大抵出生在50年代前后，绝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主要是农村和乡镇。对底层社会的深切感受和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他们创作的基本内容和内在动力。但这一代人的命运不大好，他们没有赶上“新时期”文学初期“一篇小说改变人的命运”的好时机，却遭遇了90年代市场经济风起云涌、文学滑向低谷的新时代。他们写了很多不错的作品，但却没有造成相当的“轰动”效应。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人生状况有所改善，但多数没有跳出“龙门”，进入更高的层面。加上他们文学修养、思想视野方面的局限，影响了他们创作上的发展。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代作家他们有过拼搏、有过辉煌，而且他们多数还在坚持，且有几位已然走向全国，在文坛上站稳了脚跟，譬如王祥夫、吕新、曹乃谦等等。

——自然还有张行健。他的坚持似乎更加执著，更加令人感动！

行健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同代作家中年龄较小的。他的故乡在晋南那片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里，据说是个有山有水有民间传说的好地方。他的爷爷终生务农，他的父亲一生从教，而他“先当农民后当教员将爷爷父亲的职业深深体验了一番”，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教员的儿子是一个农民的孙子”，“身体里始终流淌着农民的血液，脑海里沉淀着黄土地的情结”。这里引述的是他的原话。他与无数的同代作家一样，有点“生不逢时”。童年、少年是在饥饿、“动乱”中度过的。小学、中学上得很不正规。初中毕业后因家庭成分问题，无缘高中，在村里做了一位真正的农民，16岁的少年像一位壮劳力一样在土地上“摸爬滚打”。后来还是在父亲的多方努力下，到蒲县的大山里当了一名代教。之后由代教而转正成为人民教师，又考入省教育学院中文系，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自幼喜爱文学，在没有文学的时代，是父亲的一箱子文学经典，成为他难熬的青年时代的精神明灯，点燃了他的“作家梦”。

他的创作始于1984年，这一年他还在教育学院读书，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秋风萧瑟》。这是“新时期”文学的高潮期，是一个全民读文学的时代。作品引起了同学、老师以及文学圈的关注，也给他带来了一种信心。他充满激情地投入了创作，也不断有作品发表，但总是成少败多，还处在一个较盲目的探索期。1990年代，是行健创作的活跃期，他的《山校》、《天边有颗老太阳》等在《山西文学》上连续推出，广受好评，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特色。但在90年代后期之后，他对自己的创作开始反思，寻求新变。进入21世纪后再次喷发，走向一个真正的成熟期。《故里物语》、《在故里的上空飞翔》、《古源苍茫》等作品，题材和人物更多样了，思想视野更开阔了，写作手法也更老到了，标志着他的创作攀上了一个新高度。他在写小说的同时，也兼写散文，1991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婆姨们》，就获得该刊的“人民文学奖”，此后他一直笔耕不缀，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从1984年到现在的24年间，他以自己勤奋的笔耕，发表了1部长篇小说，20多部中篇小说，50余个短篇小说，近100篇散文，凡300余万字。先后获过《山西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和《女友》杂志“路遥文学奖”，第二、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等多项奖项。

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大部分是“苦孩子”出身，又生长在那样一个多难的时代。待他们长大成人，不仅要面对成家立业、找一份工作的艰辛，还要面对追求文学、不断超越自己的挑战。正是在这漫长而煎熬的文学马拉松竞赛中，有的退却、有的改行、有的落伍了，使一个庞大的阵容渐渐变得稀稀拉拉。而能坚持到今天并有所成就的作家，可以相见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经历了怎样的心灵拼搏。每次见到行健，看着他瘦削而沧桑的脸庞，看着他激情满怀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汹涌着一种感动。

行健堪称一位“乡村小说作家”，他的艺术目光始终聚焦在农村和农民身上，但他创作路子较为开阔。他的小说大抵有四种类型。一类是直接表现农村的现实生活的，如《山村故事》、《三月麦田》、《田野上的教堂》等，涉及到农村的扶贫工作、家族斗争、宗教信仰等一些尖锐而重大的社会现象和问题，表现了作家一种浓烈的赤子情怀和忧患意识。另一类是发掘古老土地上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如《酸石榴甜石榴》、《枣树的童话》、《乡魂》、《乡韵》、《故里物语》、《留守家园》等，有些以系列小说的形式营造，均以一个人物为作品主干，演绎他们的人生命运，展示他们深厚的文化心理，雕塑他们的人情人性之美，传达出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怀恋和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再一类是描写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遇的，如《山校》、《教书的日子》、《笔墨生涯》、《乡村私塾》等，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来自底层社会，他们恪守着一种传统文人的信念和道德，但在现实生活中步履维艰、命运坎坷。其中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寄予了他的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还有一类是表现生命意识的，这是他近年来创作上的一种新开拓，如《在故里的上空飞翔》写一只老鹰在同自然、人类的较量中的脱胎换骨、重获新生，如《古源苍茫》写狼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斗争与靠拢。这些作品表现了作家对人类、动物、自然之间关系的哲理思考，凸现了作家对生命的尊重和赞美。行健的小说遵循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注重刻画人物形象、精心设置故事情节、认真描绘环境和细节等等。同时渗透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有些作品故事情节曲折奇妙，人物命运多变而荒诞。特别是他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庄重苍劲、浓墨重彩、精雕细刻、感情充沛，就像一幅斑斑驳驳的西欧的现实主义油画。我不知道行健有没有研究过油画艺术，他的小说确有一种“油画”的韵味。

阅读行健的小说，在获得一种艺术享受的同时，也会有一些遗憾。依他的生活积累、文学素养以及创作上执著，他应该成为一个在全国独树一帜的作家，但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他很焦虑，也常常跟我探讨这一问题。我想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行健是个感受型的作家，对现实生活对艺术规律还缺乏一种更深刻、更前沿的思考，使他的作品还难以进入今天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地带。二是行健那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和抒情个性的叙事方式，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有点封闭的艺术模式，遮蔽了他对表现对象的新的开掘和发现。但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

行健的名字取自《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句名言，想来寄托了他父亲对儿子的一种期待和鞭策吧？但他有时在自己的作品中署上“耕夫”这样一个笔名，在这个有点迂拙气的笔名中，我们看到了行健的坚韧、执著和无畏的精神。有这样一种精神，什么样的目标不可以抵达呢？

是为序。

                                                                  2008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