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据说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的张宏良先生，为他的发现，已经搞得满国风雨了。先是2008年，1月4日，中华大地出了个西丰事件。事件简单，那就是，公安又抓记者。对这件事情本来，在当代中国，抓记者，既非空前，也非绝后。一般地说，它是专制社会条件下人民主权被践踏、人权得不到保障、舆论监督的生存环境恶劣的反复反映。对此，我们的张宏良教授，籍西丰事件，发表了《辽宁西丰：正在拉开中国内乱的历史序幕》，张宏良教授主张对文革行否定之否定，单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

　　今日中国问题的种种，比如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3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无不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对此，袁剑博士的解释我完全赞同，他说：“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他说指的体制就是，中国人今天面对的这种体制事实上是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一种彻底的‘中国化’的体制。

　　但在我看来，袁博士只谈到了中国问题的渊源，却还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原，我从来都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其国民性，在于决定国民性的价值体系，而这个体系就是被封建统治者修正过的儒家文明，关于这点，我在2006年到2007年初，已经发表过很多相关的文章了，也不预备再炒这道剩饭了，大家可以参见我的小文：《中国问题的解决尤需从国民性着手》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2/12/56669.html《儒文化主导下的中国式的管理危机》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1/16/54328.html《就中国式管理问题同许德音教授商榷》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1/18/54504.html。

　　对此，我也曾经说过，要想解决中国问题，那么对儒家文明的批判将是一道无法绕过的坎，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却在于毛泽东在具体的处理上过于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了，同时他的全盘否定本身也存在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重新评判文化大革命时，必须要注意的。但张宏良先生显然并不这样认识，他似乎想对毛泽东的东西来个全盘接收，包括糟粕和精华。

　　而后这位教授终于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成了‘人民’的代表，这位人民的代表向当局发出了不要欺人民太甚的呼声，对于他的这种声音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固然官僚政治可恶，张教授坚持认为政府的种种经济行为是蔑视中下阶层疾苦也是在理的，但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却经常能够读到带有明显欺骗民众的东西充斥其中，就如同列宁曾经在他的《给农村贫民》一书里所干的那样，列宁在该书里告诉俄罗斯的农民，世界上除了沙俄和土耳其外，都是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也正是因此，我总以为这位教授摆明了就是权谋，是民粹政治。

　　什么是民粹政治？就是以‘全民’之名或‘阶级’之名操作政治。它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或深刻思想，而是策略运用，针对社会危机，挑起民怨，猎取个人及党派政治利益。民粹政治是一个悖论，它既宣称为了人民或大众，却又必须欺骗及操纵大众，把人民及大众当作夺权斗争工具。

　　但我们要告诉民众的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把戏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精英利用群众推动民主运动，落实主权在民，不惜诉诸暴烈手段，一旦取得政权，独裁又篡夺了民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中国的国民党也是如此，而最近的例证而更多，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旗手萨卡什维利是如此，而台湾的民进党也是如此，看看他们在执政前与执政后表现所出现的落差就知道了，那么奥秘在哪里呢？就在民粹政治的精英独裁本质中--挑起民怨猎取利益。

　　执政前，无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还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旗手萨卡什维利，还是民进党都有过许多感人事迹，支持许多伟大理想，被感动的社会努力助他们达成政党轮替目标。但有进步的民粹政治，像意大利加里波迪、土耳其凯末尔，也有反动的民粹政治。上世纪后半叶，当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改造、正名、革命沙文主义做为施政主要目标时，民粹政治就走向民主的反面，也就是反动的民粹政治。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旗手萨卡什维利和民进党也是如此，从这时开始，他们都变成民粹的恶意操作者。他们惯于采取的手段是委过于人，并且以此成为他们打击对手和不同声音的口实。

　　一般人常以为‘反动’政权才会压制‘进步’力量。其实‘进步’政权受挫时（如法国的雅格宾派及中国的共产党）或革命组织堕落后（如黑手党），同样会压制‘进步’力量，迅速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更严重的是，‘反动’政权的压制还有一个底限，还知道自己理不直气不壮，而‘革命’政权则往抱着‘造反有理’，认为自己是‘替天行道’，是代表‘人民利益’，是‘争独立、反侵略’的，攻击起来更加大胆，把所有反对者或异议者一概打为‘旧政权’及‘侵略者’同谋或者奴才。

　　‘革命’政权比‘反动’政权可怕之处，正在于他们漠视重要传统价值，不遵守正常规范，用‘新国家’‘新道德’自命，一旦造成‘旧的贬弃、新的不来’，使国家陷入混乱空转，新政权一事无成时，他们又能马上诿过他人，展开对内对外‘猎巫’，如斯大林把新经济及集体农场失败诿过托派及资本主义集团。希特勒把德国战败及经济衰退诿过犹太人，毛泽东诿过党内走资派，国民党诿过中共及中共同路人（自由主义者、台独）。民进党诿过‘卖台集团’‘新中媒体’，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旗手萨卡什维利则更简单，他把一切都推给那些不同的声音，说是他们防碍了他的改革计划。所有‘猎巫’都是不分真假，‘宁可错杀一百，不可错放一人’。

　　但这种诿过策略却偏偏能赢得很多人的支持，成为主流价值，这完全符合贺佛尔的一段话：‘卑劣份子所以能对国家发挥显著影响，因为他们对现状毫不尊重。’今天张宏良及他所预备代表的左派势力也正是这样的一股新的民粹势力，他们把中国的种种问题都诿过西方世界的侵略和渗透、当局的卖国和买办行径。他们玩的把戏与民进党和萨卡什维利及希特勒并没有二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根据张宏良们的从不尊重现状的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推演出，假如如他们愿而执政后，采取贺佛尔模式，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无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还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旗手萨卡什维利，还是民进党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正是民粹主义政治的本质所在。张宏良的那些包括汉奸论、宰杀论、卖国论，无一不是基于煽动、挑拨、分化动机。他为文化大革命招魂，也完全是基于相应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