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先国
国民收入分配的“国富民穷”“多取少予”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经历了从下降再回升的过程。近十几年，国民经济以超过9％的速度递增，而财政收入增长更快，与此相对照的却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从1990年到2004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7％，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6％，而财政收入增长率却达到了l7％，由此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国民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而老百姓在这块蛋糕中得到的份额却越来越小，这样的分配格局，如何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财政收入急剧膨胀，源于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是以“放权让利，开放搞活”为指导思想，给农民以生产自主权，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使收入分配向企业和居民倾斜，导致了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1995年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降到了10．7％，与1978年的31．2％相比，几乎只相当其l／3，而此后日益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为主旨，推出的各种措施实际上都是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征税标准居高不下，很多公众反映强烈的税收项目和不平等税负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调整。而且除了税收，还有数额巨大、名目繁多的规费，预算内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使政府的钱袋子急速鼓大。2004年的财政收入已达26396．5亿，占到GDP的19．3％，比重已比1995年提高了80％以上，而这几年更是加速膨胀。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已达2．6万亿，相当于2004年的财政收入总和。如果下半年收入与上半年相同，那就意味着财政收入三年翻一番，大大超出GDP增长，更超过居民收入增长。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数额可达6万亿～7万亿之巨。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府支配的钱有多少，更重要的是这些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西方福利国家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很大，但其支出主要用在老百姓的福利和公共事务上，真可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如瑞典1996年政府财政收入占到GDP的60％以上，加上财政赤字，公共开支占到GDP的70％左右，不可谓不高。但同年该国的社会保障总支出一项就占到公共开支的50％，相当于当年GDP的34．7％。而且，其政府决策和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很高，政府行为遵循“金鱼缸原则”，政府的政策制定依据和全部过程，公众都有知情权，除《保密法》规定的国防、外交等有关事务外，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了解政策文件内容和有关决策信息，并通过适当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政府有如金鱼缸里养的金鱼，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寻租、舞弊、贪污、浪费行为就难以得逞。
而我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情况，对于公众而言，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都只有几笔大账，根本没有细目，详细一点的财政收支情况，往往属于“保密”范围，不要说公众，就是研究经济和公共政策的学者，也不容易了解到，更不必谈监督和参与了。每年国家审计局刮“审计风暴”，总要查出一些部委机关滥用公共资源的案件(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但报纸披露后，也从未见过部委首长因此而引咎辞职。我们的“金鱼缸”里可以说是一潭浑水。
从王一江文章中引证的数据看，2005年财政支出的总额将近3．4万亿元，大部分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直接用于民生的国家抚恤和福利支出为716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仅l817亿元，各种价格补贴支出不足l000亿元，三项支出的总额约为3530亿元，仅占当年整个财政支出的l0．4％，不到GDP总量的2％，教育支出也只有3％多一点，尚未达到十几年前提出的占GDP4％的目标。与此同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比比皆是，贪污、浪费公共资源屡见不鲜。如果说过去是“吃饭财政”，现在顶多是“吃饭财政+建设财政”，远远谈不上是民生财政。
经济高速增长财政充盈之时，当抓紧解决民生问题
我国现在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无疑是正确的。社会和谐的关键是利益和谐。利益和谐的根本则在于人民大众都能安居乐业，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目前我国的严峻现实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国家拿得越来越多，居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少；在企业分配层面上，劳动所得份额下降，资本所得份额上升；在个人收入分配关系上，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李实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定义计算的城乡基尼系数分别为0．32与0．36，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7，如果考虑到隐性补贴，全国基尼系数急剧上升，达到0．5以上。”这样一种分配结果又如何能够构建和谐社会?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受物价上涨之苦，更受看病难、上学难之苦，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非常之低，卫生公平程度在全世界排在倒数第几位，这些民生问题和社会性基础设施问题不在经济高速增长、财政充盈之时解决，难道要等到经济衰退、财政亏空时再来考虑?我们即使不能像欧洲那样，哪怕像美国那样，每年拿出GDP的10％用于解决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扶危济困等民生问题，一年也有2万多亿，又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因此，这种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国富民穷”，财政收支上的“多取少予”现象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又不利于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更不利于增强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竞争力，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为治标的措施，退还中低收入者的部分或全部个人所得税是可以采纳的措施。国外也有经验可循，如德国，个人所得税是按月征收的，但到第二年春天则有对纳税人的税收返还，即按照纳税人的全年收入水平、消费状况综合平衡，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返还。如果对慈善机构或贫穷国家给予了捐助，或低收入者购买了股票、房产，或添了孩子等等，都可作为税收返还的依据。我们可参照国际经验，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返还机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治本之策，还在于深化改革，首先要改革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指导思想的税收制度，以压抑劳动者收入增长为特征的分配制度；更深层次的，则是要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行为，真正建立以人民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