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为了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改院开展了涉及29个省(市、区)、230多个村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936份，在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本报告。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
调查显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子女上学难、费用高问题，提高收入问题是农民最期望解决的三种基本公共服务，认同度分别达到70．8％、70％和63．7％。另外，农民对养老、就业、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度也较高，分别达到46．7％、42．6％、39．8％和36．6％。
调查显示，86．5％的农民对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中央惠农政策满意或基本满意；64．1％的农民对省、市政府在具体贯彻中央惠农政策的工作满意或基本满意，但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农民占到了30％和5．9％；对县、乡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满意度也较高，达到51．8％，但选择不满意的农民占37．9％，选择非常不满意的农民占10．1％。
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逐级下降，而对各级政府“不满意度”却逐级提高。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农民对中央出台涉及公共服务的惠农政策是拍手叫好的，但在具体落实中存在“走形变样”问题，越到基层，这种倾向越明显。
另外，农民对乡镇站所、村民自治组织、农村民间组织、乡村妇联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满意度也较高，满意度均超过了50％。但对乡镇站所的不满意度较高，达到43．9％，说明“七站八所”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仍然难以达到农民的要求。
近几年，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惠农政策，调查显示，ll．5％和l4．2％的农民认为，对提高农民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作用明显，66．5％认为，这些政策对提高农民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农资价格和其他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55．6％的农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尽管农民纯收入提高，但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纯收入增长幅度；22％和30．2％的农民认为，这些政策对提高农民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作用不明显，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民生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
农村教育：
最近几年，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这些政策对缓解农民子女“上学难、上学贵”起到明显作用了吗?在农民看来，农村教育中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呢?
第一，义务教育是农民眼中最重要的教育。从调查情况看，农民对义务教育需求度最高，达到49．2％，其他依次是农业技术培训(32．8％)、外出务工培训(11．4％)、职业教育(5．4％)。值得注意的是，近1／3的农民对农业技术培训表示出较强烈的需求。
第二，对农村义务教育现状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现状总体上是满意的，4．2％和41．3％的农民选择非常满意和较满意，有44．7％的农民选择不满意。如何保证教学质量成为农民关心的首要问题，表现在农村教学质量差(40．3％)和教师素质差(28．6％)。优秀教师的流失、农村基础教学设施落后是造成教学质量差的主要原因。另外，学校离家远(12．6％)与上学花费多(15．3％)也是农村义务教育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三，教育负担仍然过重。教育负担可以从实际支出负担和心理负担两方面反映。调查显示，34．7％和40．4％的农民认为，同五年前相比，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提高和有所提高：二者合计达到75．1％；l0．1％的农民彭为没有什么变化，只有9．6％和5．2％的农民认为有所降低和明显降低。这种趋势从农户每年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能比重上得到近一步验证，超过1／3的农户年教育支出占到年收入的一半以上。从农民心理负担看，34．1％和42．6％的农民感到子女上学负担非常重和较重，二者合计达到76．8％。
农村基础医疗：
第一，“自己买点药吃”是农民生病后首选的诊治方式。调查显示，64．3％农民自己生病后选择“自己买点药吃”治疗，只有不到30％的农民选择去医院看病，而且有39％的家属采取了不治疗的方式，即硬挺着。
第二，农民看病贵、医疗服务水平低是农村基础医疗服务最突出的问题。造成农民有病不去医院治疗的主要原因是“看病贵”、“医疗服务水平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在全国农村试行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医疗负担，37．2％的农民感到看病比以前便宜了。但调查发现，仍有57．1％的农民认为现在看病比以前更贵。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农民生病后不去就诊的原因，70．8％是由于医疗费用太高，看不起病；42．7％是由于当地医疗水平太低，大病在当地医院根本看不好；还有31％和28．6％的农民是由于医疗费不报销和看病不方便而放弃就诊。深入分析“看病贵”原因发现，药品价格高(98．7％)和医疗机构乱收费(51．3％)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因素。另外，检查项目多(37．6％)和农民收入少(29％)、
个人支付比例高(15．2％)也是造成看病贵的原因。
第三，农民参加新农合的比例较高，报销比例低是新农合存在的主要问题。调查显示，68％的农民参加了新农合，但仍有32％的农民没有参加。农民对新农合比较满意，满意度为47．7％，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农民分别为18．7％和ll．2％。农民对新农合不满意的原因，首先是报销比例太低(68．3％)；其次是只管大病、不管小病的保障模式(20．7％)；再者是定点医院收费高(16．3％)。另外，门槛费用高(14．2％)、定点医院少，就医不方便(13．6％)、定点医院医疗水平差(12．4％)、报销手续麻烦(11．8％)等也是农民对新农合不满意的原因。
农民工就业服务：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村，去城镇打工。被调查农户中7．09％的农户有人外出打工，而且以男性为主。那么，农民工希望政府在公共就业方面提供哪些服务呢?他们在城镇能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吗?
首先，农民最希望政府提供的是就业服务。调查显示，农民最希望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主要内容包括免费就业培训(69．9％)，组织劳务输出(49．8％)，直接提供就业岗位(45．6％)，为农民工提供医疗、养老保险服务(34．8％)。其他公共服务不包括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27．5％)、提供廉租房(15．4％)等。
其次，靠亲友介绍是农民工找工作的主要渠道。调查显示，55．6％的农民工是通过亲友介绍找到工作的；而通过政府组织安排工作的只占23％；还有20％的农民通过“闯世界”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再次，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和安全培训的比例较低。调查显示，农民工接受有组织的技能培训的比例极低，只占11．4％，88．6％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即使接受过技能培训，73．4％的农民感到对寻找工作、增加收入的效果并不明显。调查还显示，农民工接受安全培训的比例也比较低，只占32．2％：30．5％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安全培训。
最后，工资低、欠发工资是农民工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调查显示，62．1％的农民认为，外出务工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工资低。即使在低工资下，还有35．6％的农民工曾被拖欠过工资。由于农民工在城镇处于弱势地位，当被拖欠工资时，52．9％的农民工只能忍气吞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47．7％的农民工才去求助政府部门。与老板协商私了也是农民工追讨工资常用的方式(34％)。在采取了以上手段还不能追回劳动报酬时，农民工才会被迫采取暴力手段威胁老板补发工资，或是求助讨债公司。只有不到2 0％的农民工采取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追回欠资。
生产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
土地是农民安身立业之本，基础设施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基础。这两项生产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促进农村稳定，发展农村经济至关重要。
土地：
此次被调查农户，户均2．9亩耕地，户均4．66人，人均不到l亩耕地。
第一，农民对现行土地政策的满意度较低。调查表明，58．4％的农民对现行土地政策不满意；只有34．8％的农民对现行的土地政策比较满意。对现行土地政策不满意主要表现在担心土地政策会变。我们询问被调查农民“是否担心土地承包30年不变”，46．2％的农民表示“担心”；47．2％的农民表示“不担心”。
第二，土地补偿标准低。被调查的农户中，有55％的农户曾经被征用过土地。被征地的农户中，有70．4％的农民领到了土地征用补偿款。但95．1％的农民认为征用土地补偿标准低。被征地农民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l～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根据相关研究，这样的补偿费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由于农村社会保障还还处于探索阶段，征地补偿费过低给农村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三，求助政府是农民解决土地纠纷的主要处理方式。调查显示，农民发生土地纠纷的主要处理方式是找乡镇干部(84．2％)、法院(62．8％)、村干部(34．7％)来解决，说明农民对基层政府比较信任。当农民通过政府无法解决时，才不得不采取其他解决方式，比如找熟人调解(22．5％)，上访(14．1％)、自己通过暴力手段解决(8．1％)，但选择这些手段解决土地纠纷的农民只占少数。
基础设施：
首先，农民最希望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的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道路、电力设施、安全饮水设施、农田水利灌溉。
其次，农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表现出的矛盾心理。农村“一事一议”制度是农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方式。在调查村中，每年进行两次以内“一事一议”的村占到69％，每年进行3次的村只占到24％，进行4次的更少，只占5．2％。根据农户访谈，农民对“一事一议”制度并不太感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农民逐渐丧失了参与热情。
但从另一个角度的调查又反映出了农民参与修建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当我们问“村里搞基础设施建设，你们愿意出钱吗?”，56.7％的农民回答愿意，只有21．1％的农民回答不愿意。农民不愿意出钱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基础设施不符合农民的需要(50．8％)。另外，32．8％的农民认为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是政府的事，政府应该出钱；还有23％的农民感到自己的出钱太多，不愿意再多掏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