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本文的普世价值，不是揣在人们心中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普世价值（观念价值），而是最终获得全面社会支撑，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一种实践文化（实然价值）。
前者，来得太过简单，失去也非常容易。因为那不过是政客们蛊惑人心的把戏，是愚弄人的意识形态、文化心理和个人审美倾向上的东东。后者，则需要我们的民族团结一致、进行艰苦卓绝的社会变革与创新实践。更需要把民主、自由和人权——纳入在社会变革进程之中，建构在我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社会改造与整体和谐之中，预设在中华民族在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获得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之中。
关键词： 普世价值 实践文化 文化国度 人类共性特质
2008年8月31日杜光先生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讲到：“王占阳在上次论坛的发言中，把普世价值分为应然的、观念的、实然的三个层次，并且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应然的普世价值转变成为实然的普世价值的发展阶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普世价值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如果现在再不确立普世价值观，中国就绝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很赞成王占阳的这个判断，确立普世价值的社会观念，并付之实践，确实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就此，杜光先生写到：“我们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所规定、所容许的范围内，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不能有过高的期许。但这是就实然的普世价值来说的，而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求是观念的普世价值。只有全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地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改革开放才有明确的方向。”
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中谈论普世价值，不能把‘观念的’和‘实然的’加以分开。作为普世价值的东西，不能是仅仅从属于个人的，更应是归属于人类的。而普世价值作为归属于不同民族国家、不同类群文化整体的价值，决不是可以悬空在观念层面上的社会价值。因此，“从上到下普遍地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的提法，显然是缺少社会说服力的思想强加。且不说对一种观念价值的社会认同，会受到差异性个体任由己出的理性曲解，更不用说，一种价值观念在不同民族国家遭受到他们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责难。再者，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观念方式愈发受到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刻影响，人们愈发倾向在市场化运作中对价值的文化预设，而不是搞强行的观念统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向着中华民族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进而以其双重主体性资格投身全球经济生活这个基本目标来运行的。在这个目标指引下，我们所追求的普世价值既是观念的也是实然的。不仅如此，它的观念方式不是任由己出的理性方式，而是适合市场-文化运作的实践方式。
因此，作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必须具有确立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的如下特征：它必定被所有民族国家寻求自主发展的历史道路所接受，必定带给不同文化类群可以展现他们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物质/精神财富，也必定把自身社会发展寄托在互利共赢的长远利益和人类福祉之上。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必定是所有民族国家（以他们社会主体性资格）——参与全球经济生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创造人类共同文化财富所彰显的价值。而这里所蕴含的人类共性特质的东西，决不是单纯观念性质的，它恰恰是实践文化的！
实践文化是有不同民族国家在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化运作中，创造社会财富、彰显他们社会生命意义、践行他们文化精神的价值文化，是一种把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媾和到全球经济生活之中的发展文化。经由这种文化所创造的价值，必定是被所有民族国家、不同文化类群能够接受的价值；必定是可以落实在市场化运行机制当中、推进社会进步、抑制社会腐败——令市场经济在良性发展、有序运作的基础上创造社会条件不断增加人类福祉的价值；也必定是把自己和别国的优秀文化媾和一起彰显人类共同文化追求的价值。
同样，具备这样一种人类共性特质的普世价值，一定具有被任何文化国度的社会个体所接受的社会践行功能，确切地说：它将具有对不同民族国家及其旧文化、旧体制进行全面社会改造的价值建构机制和整体协同功能。
就是说，如果一种普世价值不具有超越人类以往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势，抑或不具有媾和不同文化国度共同发展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品质，你就是把它说出大山来——怕是也无济于事。
普世价值从来不是停留在观念之上、任由意识个体随意解说的价值，也不是一埃来到现实就引发社会内乱，甚至导致发展中国家政治解体、无以为继的价值，更不是弱化所有国家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巨大潜力和功能，为实现少数国家霸权战略制造诸多口实的价值！
普世价值只能是所有文化国度可以接受并可以社会践行、带给人类福祉的价值，它在本质上是属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是可以融合到他们类群文化整体之中的实践价值。
在下以为，缺少了把普世价值推广开来的现实性、整体性、实践性，缺少了可供人们市场化运作（主体性运作）的知识创新与社会改造，缺少了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社会运行机制，所谓‘观念的普世价值’只会助长观念者同现实社会之间的游离与失责！
在文中杜光先生谈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1、“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不能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2、不占有生产资料是“民主自由何以在许多国家不能普遍实现的”真正谜团。它表明：那种可以在许多国家普遍实现的民主自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而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只有通过社会进步将大量的无产者发展成为有产者，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才能实现。这样，我们就发现了比‘观念的普世价值’更为普世、更具现实发展意义的东西：这就是发展生产力、改造我们的社会，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由此不难发现：1、在人们心中的观念价值好说、不好做。因为现实中全部价值都将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所制约。相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社会驾驭而言，任何个人和国家根本无出其右，更无法以主体驾驭的资格同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有效对话。
2、实然价值好做、不好说。因为它是人们作为一个类群文化整体（民族国家），在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实践文化）中所揭示的类属于人的发展价值、属人价值和人类文化。这类价值不是以观念的方式来昭示，而是以类群文化整体实践文化的方式来凸显。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最有资格成为其驾驭主体的，不是人们的观念意识，而是所有民族国家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
所以，真正的普世价值是纳入在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价值、实践价值。承载这种价值的真正主体——是类群文化整体，是所有民族国家，是他们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迫切追求的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而不是主观随意的什么观念价值！
显然，普世价值是存在的，否则人类就不会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寻找希望。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若把没有任何社会约归的“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作为普世价值，令其成为改革开放的具体方向，甚至成为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怕是就要大打折扣了。毋庸置疑，所谓观念的普世价值，除了人们借用强势话语权在观念上赋予它的抽象价值外，迄今为止，还未曾见到这种价值带给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性、富有推广意义的证据，更未因此发现它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有益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某种松动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