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冬与叶维丽同是理想主义者，但表现形式却大相径庭，马是激情投入，叶是不断质疑。同样是上山下乡，两人的感受也很不同，下面是叶维丽的部分——博主按）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
叶维丽：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去送, 火车站的气氛有点儿凄凄惨惨戚戚。1968年夏天刚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班大队人马去北大荒，她们走时还有一种奔赴革命的味道。后来我再去火车站送人，就感到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我们走的时候毛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刚刚发表，车站上敲锣打鼓很红火，实际上很多人心里是无奈的，大势所趋，去不去农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不像你走时还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的。我在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上，在北京呆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马笑冬：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兵团？
叶维丽：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五十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一家人都在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俗话叫“狗屎黄”，他们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江一个县里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她们去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我知道去兵团挣工资在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我就报了名。
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改乘北同蒲线，从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盖的，老乡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谋生。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的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十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以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我们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九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九个队里，每队3、4个人，我在七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七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因为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七分半的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十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多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三十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独立，这一点比不了你们。
但是我们比你们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地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革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集合来的，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些“旧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份，辈份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份来，年龄倒在其次。村长是个辈份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工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个临时讲台，挂盏汽灯，村长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们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马笑冬：他们是什么意思？
叶维丽：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还闹什么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荒唐可笑。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什么都骂骂咧咧的，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把我送到监狱里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做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显然还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
做为城里人，咱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在我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突然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半。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 数那个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其实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十五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七队和六队在一起干活。六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它是对我五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在队里，我交了几个老乡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老汉”，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汉特别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里的一个家。老汉有胃病，脸色发乌，他有一家子人要养活，最小的孩子还在炕上爬。遇上节日我到他们家去“吃请”，比如中秋节，别人家还能吃顿羊肉萝卜馅饺子，他们家顶多就是素馅饺子，但因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了。
马笑冬：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
叶维丽：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们刚去的那年，我们七队每人分20斤麦子；五年后我走的时候（1973年），每人才分7斤麦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不上几顿白面。别的队也大同小异。吃顿白面是件大事，能乐上好些天。老乡在地里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吃。离中秋节还有好几个月，老乡就开始聊过节那天吃什么，几乎天天说，一直说到过节那天吃上一顿。老乡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是太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了。
你讲到在云南看到贫穷对你的震撼，我对贫穷也有几个永远忘不了的镜头。有一年秋天我们队分山药（即土豆）,我们先把山药从地里收回来，堆放在村里当街一棵大树下，留一个人守着，别人先回家吃晚饭，饭后各人拿着麻袋箩筐什么的去领自家那份儿。除了粮食，我们从地里收下的东西都这么分。那天晚饭后我拿个箩筐去领我那份儿，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秋风萧瑟。走出胡同口，我看到在大树底下站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在冷风中抖索着等着分山药。那个场面一下子击中了我。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组雕像，那雕像的名字叫“贫穷”。他们是我朝夕相处的乡亲，天天在一起，我并没有特别留意，那一瞬间我“看见了”。
马笑冬：像一个电影画面。
叶维丽：可那是真实的。还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赶到地头，已经看不见人了。玉茭子长得又高又密，人们在里面锄田，地头散落着一堆鞋。老乡们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脚锄田。我头一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针一线做的“老农民鞋”，一双双不是前头开了口，就是后面穿了帮，要是在城里，早都该扔了。后来我看到凡高的一张画，画的是一只破旧不堪的皮靴，让我想起我们地头的那些破布鞋。
还有一次我在一个老乡家坑头坐着和女主人聊天，她有个三岁左右的小姑娘。那孩子隔一会儿就到窗边去一下，我们说话的工夫，她去了几次。我纳闷她在干嘛，就扭头去看。原来窗台上放着一块水果糖，最廉价的那种，连糖纸都没有，大概是从村里代销点买的。她走过去，舔一舔那块糖，放回窗台，过一会儿再去舔一下。这么小的孩子，就有这么大的自制力，她知道这块糖宝贵，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这个女孩轻轻舔糖的动作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这些贫穷的细节不断加深我负疚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老乡，可是我什么都没做。离开村子回北京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这种深深的负疚感。
刚去村里的时候，我常在脑子里跟自己讨论是不是要一辈子当农民？一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旦上山下乡，我们的城市户口就被注销了，大家都明白再回北京很难了，前途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时官方的号召是要知青扎根落户，中国的政治情况也让人看不到别的前景, 所以一辈子当农民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像你一样，我也留心农村妇女的生活，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也这样活？
马笑冬：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叶维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婚姻。我们那儿管嫁姑娘叫“聘女儿”，男方要给女方家庭彩礼钱和衣物。我们刚去的时候彩礼钱是600块钱左右，五年以后，涨到1000到1200块钱左右，几乎增加了一倍。知青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显把人当商品卖吗？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还存在买卖婚姻？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女孩子们一点儿也不认为她们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们说父母养她们这么大，要彩礼是应该的。平时她们没有像样的衣服，借着出嫁可以要上几身新衣服和一块手表，穿戴上在村里街上走来走去很得意。当然也有的女孩在村里有“相好”，但不得不远嫁他村。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女子的心里绝不会真正欢喜，但也认命了。我在村子五年没有听说过有抗婚的。我们女知青的年龄在十八九到二十出头之间，村里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出嫁了。我们队有一个跟我不错的一个女孩子，我去的那年她结的婚，两三年后，她两三个孩子都有了，拉一个抱一个，肚子里还怀着一个。
我们在村里那几年，生产没有上去，收入没有增加，但“聘女儿”要价却越来越高。我们知青在一起总纳闷老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娶媳妇除了聘金，一般来讲还得盖新房子，那开销就更大了，很多人家就得拉债。我在村子的后几年，“换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马笑冬：什么叫“换亲”？
叶维丽：如果一家有兄妹俩个，就找别的村另外一家也是兄妹俩的，把妹妹嫁过去给那家儿子当媳妇，哥哥娶那家的姑娘，这样双方都不用出聘金，没有“资金的流动”，婚嫁的大宗开销也就省了,这是穷人的办法。我们知青院子有一个常来串门的小伙子，我们叫他“老懂”。老懂对外面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老到我们那儿去看报纸，听半导体，和男生聊天。他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男生给了他个外号叫“老懂”。老懂非常聪明，人也长得很端正。他家没钱，只有换亲，先把他妹妹嫁给外村一家人的儿子，他再娶那家的姑娘。他娶的媳妇从各方面看都和他不般配，老懂一天到晚不在家呆着，娶了媳妇也不着家，老泡在我们那儿。他在村里有个相好，漂亮的女儿要价高，老懂没钱娶她，她嫁给别人了，据说对方出了高价。我们都知道老懂心里不痛快。
换亲容易出现悲剧，男女都没有幸福，但往往女性受害更深。如果妹妹跟哥哥的年龄差不多、对方家庭各方面情况都般配还好，这样18岁的妹妹先嫁给年龄相当的男人，再给20岁的哥哥娶嫂子。可是常有的情况是哥哥都24、5岁了还没结婚，所以妹妹一到15、6岁就给嫁出去了。老懂家就是这种情况。老懂的妹妹小小年纪，一个人嫁到个陌生的地方，她的婚姻是为她哥哥服务的，比起老懂，她更惨。
说到底，我还是从城市人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没有把自己放进去。像你看到那个云南姑娘的变化能够那么震动，你是把自己当做和她一样的女人了，我缺乏这样同为女性的认同。我留心当地妇女的状况是因为“扎根”问题的困扰，最后的结论是，我不能像村里的女人那样生活，想象过那样的生活能让我浑身上下发冷。有意思的是，老乡好象也不把我们女知青当做有性别的人。在地里干活时他们经常讲些男女之间的事，照他们的说法，晚上那么长时间不干这个干什么，还常说些很“荤”的笑话。他们从来不避我。最初听到这些话我觉得特别扭，后来明白我在不在场他们都这么讲，也就听而不闻了。这些笑话给枯燥的田间劳动带来乐趣，它们的听众主要是15、6岁的小后生，你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们进行的“性教育”。相比之下，我这样在“清教主义”影响下长大的人在性的问题上要无知多了。
我和男社员们一起干活从来都觉得很安全。我们刚去的头一、二年，有个别老乡打听女知青有没有要在当地结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要彩礼钱，结果给男生严辞驳回了。事后男生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说起来俨然是我们的保护者。我心里觉得好笑，并没有请你们代表我们。后来老乡就不打女知青的主意了，可能他们明白我们早晚得走，留不住。
村里人在性的问题上没有城里人那么多禁忌，有时会听说谁“偷人”了，谁和谁“相好”了。男女青年在一起打打闹闹，拉拉扯扯，有的女孩子在男人怀里乱滚，别人在旁边看着哈哈笑，大家都很开心。我想老乡在男女关系上就是这样随便，慢慢也就见怪不怪。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叙说。我们在的那几年，我们村有一对男女双双被枪毙，我亲眼目睹行刑的全过程。女方是个30几岁的女人，有丈夫、孩子。男方是个大后生，20大几了，还没结婚。两个人“相好”了，女方撺掇男方给她丈夫食物里下砒霜，不久她丈夫中毒身亡。我们到村里时，他们两人已被逮捕。当时正兴“群众专政”，有一天老乡们被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议论该怎么判刑。压倒一致的意见是给女方判死刑，放男方一马。据说女方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和不少男人睡过觉，有个很难听的外号。而男方是个“好受苦人”，因为穷，娶不起媳妇，是女方主动勾引他，教唆他犯罪。发表意见的都是男人，不知村里的女人们怎么看这个案件。后来法院的判决下来，两个人都是死刑，公审大会在离我们八里地的公社所在地召开。那天大队停工，全体社员都得去公社开会。公审的都是刑事犯，有六七个人,我看到了我们村那对男女，他们的罪名是“因奸杀人犯”。那个小伙子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他的嘴被勒上了绳子，不能发声，他用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熟人，神情很镇定。宣读完判决大会立即结束，各村来的人很多，一时非常混乱。我正要往上河西的方向走，突然看见押着犯人的卡车在我面前一块空场停下来，犯人们被推下车，几声枪响，他们在离我仅几米之外的地方倒地身亡，全部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一口气还没喘上来，只见一群人拥将过来，围住几具头部开花的尸体。这时候我看到了令人最不可思议的场面：他们将死人白花花的脑浆收集起来，包好带走。在这些人里，我看见了我们七队一个社员。后来听老乡说，用新鲜的人脑浆治疗毒疮是当地人相信的“偏方”，这个说法让我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咱们中国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用“现代”观点看十分野蛮残酷的治病办法。我们队那个社员确实常年累月长疮，让他不堪困扰，有时他会用很脏的布把长疮的部位包起来，让人看着就很难受。村里有两个半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会简单的针灸，备有一些常用的西药，还种着一块中草药地，但他们显然治不了那个社员的顽症。野蛮的办法不但和愚昧有关，也和无助有关。
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区别，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就是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七队的干群关系格外不好，社员们管我们的队长叫“七尺灰”。 这个人个子很高，“灰”在当地是“坏”的意思。他很少下地干活，平时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让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溜弯工”。“七尺灰”偶尔下一次地，我们就要“受死”。
马笑冬：受死？
叶维丽：我们那儿管干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让你拼命地干活。平常“七尺灰”不来的时候，是副队长领着干活。我们走到当天要干活的那块地，有时离村里好几里路远，副队长说，“抽袋烟吧”，大伙就在地头坐下来，这一坐半天不起来，抽烟聊天磨时间。抽了几袋烟以后，副队长慢悠悠地站起来，大伙儿这才开始干活，中间还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这样一种劳动态度，让我很早就明白社员们没有积极性。成年劳力还好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后生们尤其不好好干活。他们锄田的时候，地头锄锄，中间划拉划拉，就到了另一头，在地上坐着等大伙过来。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了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是一个玉茭窝窝，老乡就是玉茭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家都前胸贴后背了。别的队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候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七队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也就是30多岁，可是辈份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在大队里一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做为知青，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笑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维丽：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过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混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大队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话。很快我就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放下，悄悄地跟我点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得学会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后结账时点着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后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那些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后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的小后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远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老乡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后生们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马笑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维丽：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也有好多疑问，可是对这些问题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笑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维丽：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一个女生脱口用当地话和遇见的第一个老乡打招呼，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做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是女附中和男四中，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去我们村的知青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净是大疙旦”（大官）。我非常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部子弟那一套了。
马笑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叶维丽：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青，后来陆续又有来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阵我们家五口人在三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 生死不知。我们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邦邦，营生很少，很多人冬天都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
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那么融洽，参与屯子里的大小公共事物，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里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得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破。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俩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party(聚会)。 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马笑冬：有人提出异议吗？
叶维丽：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是这个组织的。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到村里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歧。我想是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孤零零的。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起，再从老乡家买些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想起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里有个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
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茭窝窝，稀的是玉茭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卜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一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不饱饭，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后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吃一轮，然后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那次没人把肠胃撑破了真是万幸。
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加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后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