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在我们村知青中，发生了很多“爱情故事”，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插队的几年贯穿着一条“爱情红线”。一帮青年男女朝夕相处，身在两性文化相对开放的乡间，又没有家长的管束，有各种各样的“罗曼思”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村最后成全了五对知青夫妻，到现在他们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开玩笑说，上河西“宜”婚。当时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没被拴上爱情红线，而且因为我哪派也不是，这方面的消息往往最不灵通。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知青之间有性关系时震惊的感觉。
马笑冬：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维丽：我们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们七队的饲养房背靠背。一天我听队里老乡说在饲养房院子里发现了避孕套，说一定是“学生们”用完了顺手扔到墙这边来的。
马笑冬：老乡们居然知道是什么。
叶维丽：就是啊，我就是看见了也不知是干嘛的。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听说以后一下子觉得乌云蔽日，天昏地暗，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三天。从来没有一件事给过我这么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么大的刺激都没让我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关心是谁，但一旦知道身边知青中有人这样做，我就想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反应。是文革中“性”变得极为肮脏吗？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乡之间的种种“故事”。
马笑冬：我不知该怎么帮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反应。文革中“性”变得不但肮脏，而且可耻。不过在我听来，你们插队的可真够开放的，我们在兵团的要单纯的多。你说你在知青群体之外，这也让我难以想象。对我来说知青群体特别重要，我和几个知青朋友的友谊是我插队的最大收获之一。
叶维丽：其实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做派，但是在政治观点上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里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后来陆续有人去当兵或进工厂，知青人数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处得比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为终生好友。在性的问题上，我后来听到的多了，也不再大惊小怪了。
我不喜欢知青之间无聊的派系之争，但我们那儿比较“自由化”，政治上一点儿都不“左”，这是我喜欢的。林彪事件出来后，大家都觉得出了一口鸟气，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说话也随便了，有时会在一起骂骂江青、张春桥，因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后来上面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不但不纠“左”，反倒继续反右，大家议论起来很不理解。陈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这些“子弟”们对上层政治的变化很敏感，因为它和他们自己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无论我如何觉得自己站在“外面”。另外，我们那儿的学习气氛也很浓，这使我得益不少。
马笑冬：你们还能学习？学什么？
叶维丽：有个同学带去他爸爸两大木箱的藏书，其中很多是经典名著，俄罗斯十九世纪小说什么的。他父亲在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记者，因为去干校，北京没家了，只好让孩子把多年的藏书分散带走。除了这两大箱子书，知青之间还传看别的书，有时村与村之间互相传。有一次从外村传来一本斯汤达的“红与黑”，只允许我看一个晚上，我一夜没睡觉看完了。我们刚去的时候点油灯，晚上看书很费劲。后来一个男生帮助村里“拉”上了电，晚上就能看书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听过书。
马笑冬：听书？
叶维丽：有个男生曾经一连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后讲《基督山恩仇记》。那时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饭，大家就拿着马扎或是用粗麻绳盘成的坐墩到他屋里去，听他开讲。有一次我们队晚上打夜工，我收工回来从那个男生窗外经过，只见屋里坐了一圈人，那个男生绘声绘色地讲，大家都扬着头很专注地听。我突然觉得很感动。
我们村的男生大部分是四中高二的，女生是我们学校高二高三的，文革前都准备上大学了，教育水平在中学生中应该算是很高的。里面有几个四中的学习尖子，其中一个过去物理学得特别好，他下工回来总爱琢磨他的锄头，在火里烧来烧去，找最省力的角度。还有一个对国际事务特别感兴趣。我们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只要上面报导哪个国家，他就把有关这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等都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逐渐积了很多册，简直成了他自编的世界知识手册，他不时拿出来向大家炫耀。
我刚去的时候有什么书看什么书，两年后在村里学习气氛的影响下，开始有些计划地自学。那时我已经习惯了田间劳动，下工后仍有剩余的精力。除了下工后晚上学，冬闲白天也学。当时大学还没有招生，谁也不知道以后还办不办大学，但这没有影响我们求知的欲望。我弟弟原来是初二的，他在村里学习空气的影响下，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有个男生特别喜欢英文，带动得不少人都跟着学英文。
马笑冬：你们在乡下怎么学外语？
叶维丽：看书，也跟着收音机学。我上学时学过三年，但当时英文不是主课，我也不太重视。开始自学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王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我至今对她感激不尽。我们很多人都有半导体收音机，很早我们就开始收听“敌台”。我们那个地方很奇怪，不用费劲去找，就可以收到美国之音，BBC，NHK，莫斯科广播电台，而且都挺清楚。有一次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们就像听到了仙乐一样。
马笑冬：听“敌台”可是犯法的事情。
叶维丽：我们只是偷偷听，不敢让村里知道。不过即使村里知道了，应该也不会怎么样。《美国之音》有一个节目叫Special English，说得很慢，单词量限制在2000个左右，是给初学英语的人听的，有段时间讲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历史，每天讲一点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杰佛逊和汉默顿之间的争论，讲杰佛逊自由和人权的观点。我在此之前对美国历史一无所知，听这个节目让我对杰佛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刚来美国学的是美国史，还专门到杰佛逊的家乡参观过，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想想看，在文革期间中国的穷乡僻壤，有个插队知青迷上了杰佛逊，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音乐非常重要，我不能想象没有音乐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村同学爱唱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叫“歌唱动荡的青春”。“动荡的青春”这几个字那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太喜欢这支歌了，把它称作我们的“村歌”。
马笑冬：我没听说过这首歌。
叶维丽：它是不太出名，但词曲都很优美。我头一次听到是有个外村女生到我们村里来玩，她已经被招到地区文工团了，是去唱歌的。我们村的男生可能想“镇”她一下，就一起唱“歌唱动荡的青春”。结果把我给镇住了。其中有一句词是“就像每个青年一样，你也会遇到个姑娘”，那些男生对着一个外面来的女生直着嗓门吼出来，有点公开调情的意思。我的脸直发烧，心想他们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啊，结果这句歌词我记得最清楚。他们的歌声绕梁而行，余音久久不退－－我们的屋子没有纸棚，大梁就露在外面。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男声合唱。
马笑冬：爱情的词就这么唱出来？真了不起。我们那些年就没唱过情歌。
叶维丽：恰恰是歌唱爱情的歌曲最让我感动。当时在主流文化里爱情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连喜儿和大春的关系都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友谊”，在我们村知青的“小文化”里，爱情又回来了。我们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都给翻烂了。除了外国民歌，我们也唱文革前的老歌。有一个女生爱唱《百灵鸟》，唱得特别甜，后来再听专业歌手唱这支歌，都觉得没她唱得好。
有一天晚上，一派人在院子里唱歌——那时派系还很明显。我们知青的院子在村南头，那天月光如水，他们唱到兴起，深更半夜也不停，把“二百首”里会唱的都唱遍了，一首接着一首，里面有大量的情歌，北美的，南美的，东南亚的，欧洲的。我们不唱的人在屋里听，大家听得如醉如痴，没有一个人说太晚了，别唱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月光音乐会。
马笑冬：听了你讲的，我真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去插队。你们比我们在兵团自由多了。不过我觉得你们村跟我知道的大多数知青群体不一样，你们创造出了一个小氛围。你们在思想、政治、文化和性各方面的解放，是不是和你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叶维丽：我想有关系，干部子弟比较“不吝”，就像1966年底以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形成的“亚文化”一样，和主流的政治文化不合拍，甚至敢唱反调。随着大家下乡插队，把城市青少年的“亚文化”带到农村来了。想起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偏远的乡村给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各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知青“部落”。现在文艺作品描写知青生活，不是写怎么“革命”就是写一些人怎么偷鸡摸狗，其实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形态，年轻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可钻的空子很多。“文革”时代充满了悖论，一方面集权政治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着大量“边缘地区”。我们在雁北就身处边缘，远离了政治中心。说起来，那时中国社会的活力在边缘地带。当然我们能那样做，也因为我们处在青春躁动的年龄。
再进一步想，我们的所做做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我们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教育重新“接轨”：读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唱外国民歌和文革前“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传统的“回归”。有一年夏天“挂锄”期间—我们那儿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挡叫“挂锄”：地里没什么活可干了，就等着庄稼的最后成熟—我和一个在雁北大同县插队的中学同学一起去找在内蒙锡林格勒草原插队的同学玩。在那儿我们听说，内蒙很多老乡家里都有手摇唱机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旧，并没有扫荡到这里。一天两个北京男知青在一个蒙古包听到了久违的“让我们荡起双浆，”当下两个汉子不能自己，相拥痛哭失声。
我听了泪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过后我想，为什么一支童真的歌曲，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局烈的震荡？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童年善良和美好记忆，抚摸了我们因为文革变得粗粝的心灵，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和伤感。用一个“老三届”的话讲，咱们这代人对“让我们荡起双浆”有恋母情结般的情感。其实严格地讲，这首歌最初是为比咱们大八九岁的人写的，它之所以成为咱们这代人的歌，是因为咱们和它有着“失而复得”、一言难尽的关系。
话又说回来，我们当时那么做也是“逃避现实”。读托尔斯泰、斯汤达，听“美国之音”、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这些和我们日常生活一点儿“不搭界”，这样做是不是也表达了我们对得不到的东西的向往？有一年夏天我们去离村里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一路上野景怡人，有个男生说，“咱们是澳大利亚旅游团的，”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澳大利亚”远在天边，“旅游”是多么奇怪的概念！人有时候得在想象中生活一下，就像我们队的小后生想象城市里的生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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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近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我会想到“苦难”。由于在农村那几年的生活，“苦难”的感觉变得很真切，因为我自己也尝到了一点儿，虽然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久。如果我读到什么东西和这个题目有关，就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没有插队那几年，我不会是今天的我，我的情感会很不一样。“人民”对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是我曾经朝夕相处的乡亲。直到今天，提起上河西我会脱口而说，“我们上河西”。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村子是“我的”，这使我感到我的双脚踩在大地上。我初到村子的时候18岁，离开时23岁。从年龄来讲，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上河西度过的。
一方面这样的经历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永远呆在农村，这就是矛盾。在村里的头两年，我眼见亲手种的幼苗长成庄稼，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悦：这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但后来年复一年，日出日落，重复同样的劳动，生命好象停滞了，浪漫的情怀逐渐消失，心里常常问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
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我对学习的渴望就越强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好像什么东西在心里烧，让我焦躁不安。1972年曾经有过一次上大学的机会，那时大学刚刚开始恢复招生，一位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来到村里，认真召开了两个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和知青会。两个会都推荐了我。我们队的老汉推荐我是看我干活“实诚”；知青们很实际，谁家问题解决了谁就走，我父亲那时已经“解放”了。我满心欢喜，终于又能上学了！没想到最后发通知的时候，别人的都来了，就是没有我的。
我风尘仆仆走了30里路到县城去了解情况，没人告诉我为什么，我只好专程回北京找北大的那个招生老师。他说，“是因为你的日记。”我一听完全蒙了，我的日记？！后来才明白，文革时我父亲部门抄我们家，顺手拿走我的日记，我居然多年来毫无察觉。这本日记被我父亲的“专案组”做了一个“反动日记”的结论，跟着我来到山西，和我的“档案”一起放在公社办公室，在关键时刻“浮出水面”，成为我那年没能上成大学的原因。后来我父亲多次跟我说，若不是他在抄家前早已把最“尖端”的部分撕掉，我有可能因为这本日记而坐牢。
1973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有文件说要清理挡案中的“黑材料”，这本日记才被从档案里拿出来退还给了我。我拿在手里一看，它不知被多少陌生人翻阅过，上面有脏兮兮的手印，还有划的红线和夹的纸片。这本日记不光写着我在文革初期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还写着我在13、4岁少女时朦朦胧胧的感受。拿着这本日记我突然觉得它很脏，像一个久不见面的被人强暴过的老友，后来我觉得被强暴的就是我自己，我在心里用了“强奸”这个词。我请妈妈把它收起来，再不想见到它。
日记的问题解决了，1973年夏天我又争取上大学，那一年我走成了。临走之前我去找村团支书，他是我们队的大后生，叫“布锁”。我说，布锁，我要入团。布锁给了我一张申请表，我填好了交给他，就算入团了。团组织平时没有任何活动，要不打听我都不知道老实巴交的布锁是团支书。要回城了，我隐约觉得需要一张“团票”，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做法太有必要了。
这时候村里知青差不多了都回城了，诺大的知青院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我们一排十间屋子，开始的时候3、4个人住一间，这时一个人住一间还绰绰有余。早几年我们在院子里种过菜、养过猪，这时院里长满了没膝的野草，一派荒芜。走的时候队里派了一辆大车送我到县城，我一直冲着村子的方向坐着。我们村对面远远的有两座大山，一座叫馒头山，一座叫草垛山。老乡的解释是，人有馒头，牲口有草垛，多么实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见村子了，我就望着远方的山，心里在想这些年来什么都没为老乡做，带着这种深深的歉疚离开了上河西。
当时没有想为什么我们知青能走，而老乡就得锁在土地上，没去想这其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城乡不平等。我在外村搞“一打三反”的那年冬天，认识了村里的小学教师。他是本村人，很聪慧，我们很谈得来，分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我感到一种很朦胧的感情，触到内心深处，我对村里那些”门当户对”的男知青没有那样动过心。后来他专程到北京看过我，那时他已经结婚了。我们的情谊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说到底，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中间隔着深深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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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我曾两次回村。第一次是自己回去的，第二次是和几个同村知青一起回去的。高典老汉已经不在了，高典老人得了中风，行动不便。第一次回去是搭便车，在村里呆的时间很短。在短短的时间里，高典老人的孩子们七手八脚，端出了一桌有模有样的饭菜，有白面，有熟肉，甚至还有啤酒，这在当年简直不可想象。高典老人家在村里属于中下等收入，看起来老乡们的生活水平是明显地提高了，有的家庭甚至有了电冰箱和电视机。也见到了“老懂”，他已经从后生变成了老汉。他文邹邹地对我说，“你回到第二故乡了，”弄得我眼眶发热。问起来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我们生活在石器时代。”我听了有些吃惊。后来我反复琢磨，为什么老懂会这么说？要说“石器时代”，我们在的时候离那更近呀。是不是因为比较的参数变了：当年仅仅跟几里外的邻村比，现在打开电视一看，美国人、欧洲人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自己，就成了“石器时代”。
又过了几年，我第二次回村，那次和别的知青一起在村里住了几天，发现村里变成了“动物世界”，满村跑的鸡、鸭、鹅和大牲畜，到处是它们的粪便和饮水的水塘，人没有下脚的地方。老乡致富的主要手段是养奶牛，八里外的山阴城建了个奶粉厂，生产“古城牌”奶粉，据说在北京都有买的，厂里每天早上来人到村里收购鲜奶。富裕的人家养着七八头奶牛，他们住的房子高大宽敞。村里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子，东一处，西一处，似乎毫无规划。原来村里还有个可以被称做“社区中心”的地方，在“吕祖庙”的附近，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开个会、看个露天电影什么的都在那儿。现在在村里转来转去，不但找不着下脚的地方，也找不着中心了。原来大队有个办公室，里面有部手摇电话，还有过期的报纸。听说现在村里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了，村委会还欠了村民们好几万块钱。但村支书家很排场，不睡炕了，屋子里摆了一张漂亮的西蒙斯床。我们几个开玩笑，说是三星级宾馆的规格。村里“先富起来的”有两种人：干部和“能人”。
我们到当年的知青院去“凭吊”。院墙已经不见了，十间屋子还剩了两间，恰恰有我曾住过的一间。东倒西歪，破败不堪，具往矣。
当年的大队长老蒋，现在一口牙没剩下几颗。老蒋中专毕业，“三年困难时期”返乡，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他说每次报上刊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他都在上面找上河西的知青，觉得我们里面一定有人当上了大官。我们令老蒋失望了。
老蒋一直把我们送到县城岱岳。在饭馆吃饭时他喝醉了，说了很多活。他大骂现在的村干部，说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腐败，一点儿也不给老百姓办事。还说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头了，再走下去，从生产到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他希望我们对村里下一步该怎么办出出谋，划划策。没有一个人接他的下茬儿。
老蒋又跟着我们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老蒋一个人站在车站，向我们摆手道别，他单薄的身板离我们越来越远。和1973年一样，我感到深深的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