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集体”-被削弱的神圣感-再次插队：马笑冬的大学生活

马：你说起一到大学，就不喜欢那儿半军事化的生活，我没你那么反感，因为我们在兵团也是半军事化的。我还记得去师范学院报到的那天，我的心情是多么愉快。一到女生宿舍门口，就有人出来帮我搬行李，让我一下子想起刚上女八中时，高年级女生围住我们新生的热情场面，我非常想很快地融入这个新集体，成为其中的一员。

但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之间的矛盾。班上有些同学说我“清高、孤傲，不好接近”，意思是我看不起农村同学。我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傲在哪里，苦恼万分，还特地请教同宿舍的一个室友，她告诉我：你长得那个样子就让人不好接近。我拿个镜子照，看自己的长相有什么问题，看来看去不知怎么了。她说，你就是不一样。那没办法，我只好认了，你怎么办吧。当时的感觉是，你再怎么努力，人家也是不接受你的。现在想起来，谁也没有权利把我的长相和政治表现连在一起。

对城市和农村同学之间的矛盾，我也感到不理解。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农村同学跟我说，这些能到城里来上学的个个都有背景。进了大学后，他们感到在学习上不如城里同学，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当时拼命提高工农兵权威的做法使他们有政治上的优势，其中一部分人就使劲利用这个优势，这也助长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左”。

叶：这个说法有些道理。

马：和你们系一样，我们系的党支部也以农村同学为主。在兵团的时候当左派简单，吃苦肯干就是好样的。上了大学，我还是挺积极的，努力争取入党，我认为共产党是个神圣的组织，我崇敬的很多人物都是党员。我平时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可是党支部的人老怀疑我“右”，老想找出点毛病。我和班里的一个男生都在支部考虑的名单上，他也是城里的同学。支部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考验，就一拖再拖，一再地“考验”。那个男生有一次和我谈他内心的想法，他说：“老说我不谦虚，我已经被挤到墙角了，还让我怎么谦虚？”说老实话，到了三年级，当党支部终于吸收我们入党的时候，我当初的那种激情和神圣感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

叶：我们系大学三年里没发展过一个城市同学入党。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党支部是农民党。虽说我父母都可以算老党员，矫情点儿说，我也算是共产党的女儿了，可这时我己经不觉得自己和这个组织有多少关系了。这种感觉，我在插队的时候还没有。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时，因为我工作努力，和老乡们关系也好，工作队的两个头头要介绍我入党。当时我还觉得入党是件挺严肃的事，而我离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就没接茬儿。上大学后，和周围的党员干部相处时，我觉得她们不是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而且她们和当时的“极左”政治往往一拍即合，“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时一马当先；而对周恩来没有什么感情，“四五”之后追查“谣言”十分积极。这个党，我入不了，也不想入。我跟一个好朋友说，党支书身边围得满满当当的，我哪儿挤得进去？不去凑那个热闹了。

马：你说想不通为什么到了大学还不让读书，我太有同感了。我很烦没完没了的开门办学。我不是不赞成了解社会，下工厂、下农村不是没有收获，但三年在校学习的机会实在难得，毕业以后我们有的是实践机会。像你一样，我插队最后几年也是特别想读书。想到读书的时间就这样不断地被占用了，心里真是非常痛苦，那种无奈难以形容。对搞政治运动，我的印象是班里天天开会，大家发言，写批判稿。现在想起来，那是对时间和生命的极大浪费。

我上的是中文系，上了一段课以后，我明白在课堂上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们经常上大课，几个班一起上。讲大课的老师里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思想教育教授李某某，80年代以后为了他还设了个思想教育学科。当年我最不爱上他的课，尽是空话假话。一上他的课我就睡觉，养精畜锐，等自习课和晚上自己到图书馆看书。看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周围会有什么人，就落下了“白专”的嫌疑。我们班一个同学对我说：你看书干嘛非到图书馆、自习室人多的地方去？你看我，就在宿舍里看，我在上铺，躺着看，把书放得很低，谁看得见我干嘛？我恍然大悟，以后也学得聪明了。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记得有一次，三、四个老师给我们上大课，主讲老师说了一些很左的话，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把一些西方世界文学名著批评得一无是处。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参加我们小组讨论的一位老师，姓郑，一下就注意到了我。事后他告诉我，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还说，那个主讲老师也很无奈。

叶：你好象没有我那么大的精神压力，还敢说真话。

马：一开始还行，后来就学着谨慎了。我曾经在同学中议论一个在课堂上尽唱高调的老师，说他“净装蒜”，想的一套，说的一套，我最烦这种人了。事后就有人批评我“右”，我以后说话就小心多了。

前面提到的郑老师，后来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在他面前我可以说真心话。郑老师很有智慧，有时会在公众场合说一些挺幽默的话，话里有话，别人抓不着把柄，但我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心照不宣。还有一个老师，姓戴，50来岁了，和蔼可亲。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和我们班有几个学生可以平等交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叶：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我们都在暗中试探和谁可以交流。对老师，我也观察。其实说到底，不就是“左”和“右”两类人吗？对“左”的我就敬而远之，在“右”的和“保守”的老师面前，我说话就比较放松，但没有像你们这样点破了的。我们学语言的，毕竟技术性强一些，不像你们学文学的，意识形态上更敏感。

马：结识像郑老师这样我过去没遇到过的人，是我在大学的重要经历。在那个假话满天飞的时代，这样的老师像是压抑的政治气氛中一小片蓝天。

刚上大学不久，学校还挺开明，要选一些学生看一批外国文学名著，写一下评语，然后决定哪些书可以开放，我也是被选中的人。我看的是哈代的一本书，我记不住准确的书名了，大概叫“裘德的故事”。我看了以后写了一个书评，谈到爱情和契约的关系。我写的时候就想，在中国这么保守和极左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实在有点奢侈。等我们把书评都写出来后，政治空气又变了，现在回想，大概是“反回潮”了吧？学校图书馆又不打算开放外国文学名著了，连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不出借了。有一次我去借郁达夫的书，管理员说三十年代的书一概不借。

左的空气越来越盛，就剩下鲁迅可以看了，我就一本一本找来看，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鲁迅，尤其喜欢他的“伤逝”。子君在争取婚姻自由的时候多么勇敢，结婚后却成了依赖丈夫的琐碎的家庭妇女。当“爱”不再存在的时候，她变得十分软弱，没有勇气一个人到社会上去闯，又回到了她曾经极力抗争过的封建家庭，在世人的冷眼中耗尽生命。我从鲁迅的小说、杂文中深深感到他对妇女的同情和对性别歧视鞭挞，我再次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自立自强的人。在“伤逝”中，鲁迅还间接地描写了性。男主人公在小说里是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两人结合以后，男主人公这样说：“我读遍了她的全身。”我觉得“读”这个字用得非常好。

叶：中国文人式的写“性”，很含蓄。

马：我在大学三年中，和班上几个女同学关系不错，其中一个就叫她L吧。后来我慢慢觉出我们的关系有点不大对了，但也没深里想。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的日记，我不记得怎么会看到的，是不是她有意放在那儿让我看的？反正我是看见了。日记里写到一次在学校操场看演出时，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在我把头歪在她肩上的那一霎那，她感到呼吸困难，脑袋一下子空了，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身体僵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

还记得我在云南时J的事吗？后来我多次想到J和L。她们俩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心地善良，感情细腻，她们对同性的感情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我们情窦初开的时候，社会不鼓励我们与异性谈恋爱，而同性间的友谊则有很大空间，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友谊的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我到美国后，对同性恋有了一些了解。因为自己的经历，我对同性恋者没有偏见，但是我自己不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你们系里男女同学是什么关系？

叶：我又是特别木。插队的时候男欢女爱是一股激流，在大学我想是潜流吧，特别是在最后一年，不时听到传闻，也是私下里同学之间的兴奋点，但总的来说几年里是政治压倒一切，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也许是我对政治上的压迫感觉太强了。

马：76年夏天咱们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又插了一次队。

叶：又插了一次队？！这挺新鲜的，是怎么回事？

马：咱们是师范学院，我一想到毕业后分到一个学校教书，就觉得特没劲，我怕那种日复一日、永远重复的生活。而且当教员还有点可怕：我也知道当时的中学有多乱。我一直向往有声有色、跌荡起伏的生活，教书完全不符合我的口味。我当时的一个理想是当记者、搞创作，想往文学方面发展。

叶：你从小就这样，又理想又浪漫。

马：是，我从小就这样。我最怕的就是变成家庭妇女，生活中一定要有使我感到兴奋的

东西，使我愿意为它献身，不这样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离大学毕业还差一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琢磨大学毕业后怎么办了。正在这时，我听说北大有一个学生，管叫他W吧，W提出来毕业后返回原来插队的地方。我听说后，真有点如雷贯耳。多数人都在想怎么能分配一个好工作、怎么能留在北京，居然还有这样富于献身精神、理想主义的人。我一直在心中寻找这样的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奋斗。

叶：我就没你这么老是志在四方的。虽然中学教书的前景毫无吸引力，甚至可怕，但我没想过再去插队。那时候上山下乡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再去插队是“反潮流”而动。你真够特立独行的。

马：实际上对再次离开北京我的感觉也很复杂。咱们学校后面不是有段铁路吗？夜深人静时能听见火车经过的声音。有一夜我忽然梦见一声火车长鸣，火车是开往云南方向的，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这时候我醒了，浑身都是冷汗，醒来以后好长时间睡不着。我想，原来在内心深处我是怕再回云南的。我就自责，我怎么也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听说了W的事，第二天就去北大找他。他高高的个子，干巴瘦，戴眼镜，口才极好，说话抑扬顿挫，富有煽动性，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生错了年代，不然会成为一个革命领袖。

叶：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就是喜欢这种有英雄气质的人。

马：是的，我差不多当时就爱上他了。我欣赏的不是他的领导气质，而是他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没有W，我也不会再次下乡，虽说这时我已经多少意识到去兵团和插队不一样，没插过队是个缺憾。

大学毕业后再次插队是十分“另类”的举动。W建议我先自己去看看，再做决定。从北京到黑龙江火车票要几十块钱，我父母知道了我的想法，觉得我疯了。我不能指望他们给我任何资助，就报名卖血，用卖血的钱买了车票，利用学期中短暂的假期，一个人去探路。到了地方，火车开走后，就剩下我一个人。这个小站连站台都没有，周围是荒郊野地，看不到一点人烟，当时是夜里三点钟左右，黑漆漆的一片，我只有壮着胆子，一个人上路。

叶：我服了你了。

马：去了这一趟使我下了决心。我原以为这次黑龙江之行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几年后我爸爸突然对我说，“你不该卖血去黑龙江。要知道你非去不可，我们不会不帮的。”说的时候很生气，也很难过，我才知道我父母什么都清楚。

我是1976年的11月正式去的黑龙江省莫力达瓦县兴农大队。W在几个月前已经回到那里，任大队书记。我管账，是大队会计。这是个得罪人的活，有一次因为分东西，一个下了台的原大队干部觉得自己没占到便宜，对我破口大骂，话说得特别脏。我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侮辱，当场哭了起来。后来W带着一伙男知青，把那人好好教训了一下。我开始明白农村的事情是很复杂的。

以后在和W的相处中，我有时觉得他是一个慷慨仗义的人，有时又觉得他冷酷无情。后来我发现很多精英都是这样，精英的光环慢慢地从我的眼前退去。逐渐地我发觉他做事的路子也有问题。

叶：是什么路子？

马：他就是吃苦在前。他认为只要共产党真正是清廉的，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老

百姓肯定会跟着走。做为个人来讲，他问心无愧地做到了。我相信他是一个肯为信念牺牲的人。但保持廉洁不能靠个人的操守，而是要靠民主制度的监督。W的确是个有魅力的人，大家都服他，老乡们也听他的。但同时，大队里样样事都要他拿主意做主。如果他出外，有些事情就得耽搁下来。他的身体不好，后来越来越糟。他知道他要是病倒了，兴农的事业就垮了，他就硬撑着，最后终于撑不住了才回北京看病。

他一走，我们都明白再呆下去没有意义了，知青们陆续走光了。当时的大环境已经在讲改革开放了，不久我也回到了北京。回来后才知道，北京市当时有一个决定，所有从北京走的大学生再次下乡去当农民的，户口都保留在京，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当时就没有把我们再次插队看做是长期的。

叶：和W的个人关系呢？你们朝男女朋友的方向发展了吗？

马：到兴农后我很快就听说，W是有女朋友的。有段时间我很痛苦。后来和W的日常接触中，他的优缺点我都看得越来越清楚，慢慢地对他也就没有那么眷恋了。

到现在我都觉得和W共事是个宝贵的经历，也仍然十分钦佩他的献身精神。东北插队的经历，和云南兵团一样，对我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们使我后来始终关注农村和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