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恐怕是个十分陌生的名词。那一段历史，似乎也成了空白。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们，大多数对那时的经历三缄其口。渐渐地，人们忘记了在70年代初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关闭了五、六年的大学重新开放，有幸进去的，是从农村、工厂、部队等各个岗位来的学历参差不齐青年人，是非常时期的一批非常大学生。
我们两人在1973年同时回到北京，又上了同一所学校：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文革的最后几年，风雨如晦，政治运动频仍，上层斗争进入白炽化，大学非但不是世外桃源，反倒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北京的大学校园是“极左思潮”肆虐之地，北大、清华（“两校”）为“左派”的旗帜，其他学校争相效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活对我们来讲，与其说是学习生涯，不如说是政治经历。
北京师院的学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子弟，二是从农村返城的北京知青。我们俩不在同一个系，我在外语系，马笑冬在中文系，彼此并不认识，但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两部分学生存在着矛盾。矛盾的一个根源是教育程度上的差异。知青的程度总体较高，农村同学较低。让水平参杂不齐的学生混杂在一起上课, 这样做本身就潜藏着冲突。同时这两部分人的政治态度也往往有所不同。来自农村的党员干部一般能够紧跟“极左”路线，城市的同学大多勉为其难。
我们毕业于1976年夏季，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前夕。几年的大学生活，让我们饱尝了“极左”政治对人格的异化。我感到极度苦闷，而马笑冬则决定再次插队，这在当年是个异数，也是她理想主义、浪漫精神一以贯之的结果。
“画皮”—叶维丽的大学生活
叶：一回到城市，那套“极左”政治就劈头盖脸地扑将过来，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让我想念农村自由的“广阔天地”。那些年中国的城市人，首先得是个政治人。师院不像所大学，倒像个政治训练班，而且是半军事化的：每天早上要出操，晚上熄灯铃响了就得关灯睡觉，星期天晚上要按时返校，稍晚一点就得挨批。我生性散漫，又在农村生活了那么多年，自由惯了，到了师院，生活整个被重新规范了，从心底里抵触。
很快我就发现，师院的学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子弟，一类是从各地返城的北京知青。我们外语系基本上是农村同学当家。我在上河西生活了几年，觉得自己成了“半个农民”。这跟每次回城探亲，人家已经不把你当百分之百的城里人也有关系：往往前脚进家门，后脚就有“街道委员会”的人跟进来，让去报“临时户口”，她们看着你的眼光也似乎在说，“你回来干什么？不好好在农村呆着！”如此这般，终于回到城里后，我在个人“身份认同”上，确实有些变化，感到一种英文讲的“reversed shock”（倒过来的不适应），常常斜着眼睛看城里人，觉得农村的经历使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了，而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这些知青经历了什么。在大街上如果看到乡下来农民就感到亲切，想上去问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这种半个农民的自我认同感在我身上延续了二三年才逐渐淡化。
让我在很长时间困惑不解的是，有些农村同学，特别是那些当学生干部的农村同学，就是不接受我这样的人，在她们的眼里，我又被还原为百分之百的“城里人”，这真是有点讽刺，枉费了毛主席要我们缩短城乡差距的苦心。我原以为五年插队拉近了我与农村同学之间的距离，但她们显然并不认你。这还不算，她们还要压压你。我们班党小组长和年级党支委，是两个很厉害的农村女同学，我老觉得她们对我虎视眈眈的，跟她们在一起时我很不自在，时时意识到我们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感到她们非常善于用党员身份压人一头。我真庆幸离开村里时入了团，要还是个“白丁”，不知怎么受她们的整治。
马：有没有比较朴素善良的农村党员？
叶：有，可他们只是普通党员，没有权，她们不时地也受点儿党员干部们的小欺负。那些当上学生干部的人，我很怀疑他（她）们的家庭在村子里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想他(她)们大都是农村里“有里子有面子的人”，是“硬茬儿”，不好惹。
在我们班上，有像我这样初中毕业的，还有小学没毕业的，可我们现在都算是大学生了。73年招生时，一开始还有个文化考试，后来因为张铁生，考试成绩都不算了。在我们县里，那一年也不讲什么“贫下中农推荐”了，知青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混战一场，竞争有限的大学名额。我头一次尝到了“竞争”的滋味儿，真是硬着头皮往下咽。好的学校，像北京外国语学院，我们县委书记的女儿去了。北京师范学院规定只招收北京下乡知青，几个名额才没被县里的干部子弟占去。那时候学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回城上学就成。这种招生制度，表面上“讲政治”，实际上“讲关系”。当年“走后门”盛行，和全国各地大批知青想方设法返城直接相关。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到了师院见到诸位新生，我心想大家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了。
但这些“英雄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我们学的是英文专业，我这个初中学生就算是有基础的了，我们班上英文字母大字不识的大有人在。教这样的学生，真是太为难老师们了。大家一起上课，程度高的迁就程度低的。一开始我还老老实实听讲，后来实在太没意思了，我就带了本书一个人悄悄看。因为我的座位在最后面，没什么人注意。老师知道应该我在干嘛，但从来也不干预。当时提倡“一帮一，一对红”，学习成绩好的帮助差一些的，而差一些的往往是农村来的同学，我们课外很多时间花在“互帮互学”上。我的“对子”是个很朴实的从北京远郊来的男同学，我们相处的不错。他的英文毫无基础，可能在我的帮助下有所提高，但这样一来，留给自己学习的时间自然就少了。现在来看，当时的做法，达到的是一种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效果，大家一起“穷过渡”，谁都别想“出头”。这就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目标吗？我们这是学外语，如果是学如何研制电脑，永远也不要指望有什么发明创造。
同学中由于“城乡”之间程度差异而潜在的矛盾，有一次终于直白地表现了出来。在一堂英语课上，我们班党支部委员当着许多人的面，用训斥的口气对一个正在回答老师问题的城市同学说，“你不要再练了！你说得差不多了！”那个同学停了下来，全班一下子安静了，老师也不知该说什么。对我们学外语的来说，口语练习非常重要，但从那以后我在课堂上再也不主动发言，让农村来的同学多些机会。
在我过去的经历中，是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农民在社会的底层。我现在经历的，是reversed discrimination（倒过来的歧视），这对我确实是“新的体验”。城乡差别和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在中国是个沉重冷酷的基本现实，城乡之间的鸿沟，不是仅仅有善良天真的愿望就能逾越的，它有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如果在文革中一度有点儿“乡压城”，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则又是重重的“城压乡”了。我们距离没有樊篱的平等“和谐”太远了。
话再说回来，“学业务”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农村同学，还是返城知青，都是次要的。那时候一天到晚对我们讲，大学多年来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霸占，“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工农兵学员在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上，管，改”，是为“无产阶级占领阵地”。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知识，在课下弄不好就会受学生批判，可以想象他们教这批学生是如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改革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开门办学”，把课堂办到农村、工厂和解放军连队去，从实践中学习，学工，学农，学军，学商，这是当时工农兵大学的特点。“学工”，我们去过新华印刷厂，操作了大半个学期印刷机，都快成熟练工了；“学军”，我们在山西某部队呆了一个月，学会了打枪；“学商”，我们在北京一个商场卖过布；最多的是“学农”，三年中几乎年年去农村，有时一呆近一个学期，半天劳动，半天在老乡的炕头上课。如此这般，教学计划反复被打断，实在不符合外语教学规律，很多同学在私下抱怨。有个从农村来的复员军人做了个统计，算了一下我们每学期在教室上课有多少时间，结果连一半也不到，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开门办学”。也就是他敢做这样的统计，要是我这么做早就挨批了。
辽宁的朝阳农学院是“开门办学”的样板，1975年春天我们“学朝农”到石景山八角中学开门办学，去了几乎一个学期。我们主要去是当班主任，把原来的班主任替换下来去进修，同时我们也上课。从此以后我知道了怎样识别中学，就是看一座建筑的玻璃窗是否完整，只要看到一座楼的各层玻璃窗千疮百孔，那就一定是所中学，用这个标准屡试不爽。这就是当时北京市中学的情况，真是触目惊心。
我带的那个初中三年级班上，十几岁的孩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个别学生已经有了性经验。我刚到班上不久，就有人把好端端的玻璃黑板砸了个脸盘大小的洞，想来是要给我个下马威。此后我每天上课都要面对那个大黑窟窿。学校认为这件事很严重，要追查肇事者，校领导轮流到我班上，审学生，训学生，都是说了一通就走了。我事后想，以后遇到这种事绝不能指望别人，他们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最后你要收拾的是个更加烂的摊子。
学生没有学习积极性，在课堂上，我主要是维持纪律。他们的出路是去北京郊区插队，所以老问我学英文有什么用，我无言以对。我不善于和14、5岁的孩子打交道，不会和他们说话，不会和他们玩儿，更不知道怎么做思想工作，整个傻眼了。总之，我这个班没搞好。回到学校总结的时候，有人在背后说，看吧，书读得越多越不行。我也觉得自己十分无能，感到很沮丧。
即使回到校园里也不好好上课，净搞政治运动了，大学三年让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没完没了的运动。从1973年到1976年，我们经历了“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反回潮”），“批林批孔批周公”，“学朝农”，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搞运动就要停课、开会、表态。师院拼命紧跟北大清华两校，在做法上往往比他们有过之无不及。如果“两校”停一天课，我们恨不得停上十天。
贯穿我三年大学生活的一个大痛苦，也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到了大学还不让读书？插队的最后几年，我想上学想得发疯，有时会在心里反复默诵小学课本里高玉宝的那句话“我要读书，我要读书。”现在好不容易回到校园，却还是不能读书。“反回潮”时，一再对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背着红麻袋装知识”，而是改造资产阶级大学，读书是次要的，能捎带上就行了。农村同学努力学习，还可以说是为了革命，我因为程度好一点儿，在一些人眼里，就更不应该学了，如果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业务学习上，就会被指责为“白专”。我要想大声读读英文，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
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开门办学的缝隙中，也多少能找到一丝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当时有一种倾向，就是注意学习技术上的东西。我们学军时到山西兵营当兵，我对政治那一套完全敷衍，但一下子喜欢上了打靶。不是我变得多么尚武，而是烦透了空话假话，什么东西和技术沾点边儿就想学。有一次打靶，每人5发子弹。头三发我不是脱靶就是环数极低，一塌糊涂。到打最后两发时，四周突然静了下来，人们都在看我。这时我反倒不紧张了，屏住呼吸，连发两弹，各中10环。之后大家连声叫好，这大概是我几年大学生涯中感觉最良好的时刻，心里美了好多天。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对大批判那一套完全不感兴趣，心里多少清楚批孔是有政治背景的，是借批孔来批“周公”。为了批孔，发了一批古文让我们读，有柳宗元的“封建论”，还有荀子、韩非子的文章，我就用来学历史、学古文，又是把政治的东西变成知识的和技术的了。
那几年，我在英语上长进不大，倒是在政治上被迫学了很多东西。73年刚入学就碰上“反回潮”。72年邓小平复出，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恢复教学秩序，做了很多拨乱反正的事，就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批“回潮”，虽不明说，实际上是批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路线。这是我回到城市后经历的第一场运动，我必须迅速学会怎么应对。运动开始后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农村同学，特别是那些党员干部，在发言时往往理直气壮：他们是根红苗壮的贫下中农后代，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不共戴天，是天生的“革命派”。而返城知青呢？也非常聪明。他们有了农村插队的经历，成为了“工农兵学员”，而做为“工农兵学员”就意味着他们取得了改造和批判别人的资格，所以他们批判起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来同样激昂慷慨。
我在文革前“革命化运动”时就把自己看成被改造者，老觉得自己的思想不合潮流，从小就得被改造，但又老改不好。不知为什么，回到城市，一遇上运动，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我又把自己当成了被改造者，给自己装进“久违”的套子里，可见当年“革命化运动”对我的影响之深。我想，我上的中学是修正主义尖子学校，我应该接受改造，批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过了不久我就发现，别人都在上纲上线地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只有我结结巴巴地做自我批判，弄成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改造好的。我就想，“凭什么他们要么是本来就不需要改造的，要么是改造好的了。我也下过乡，为什么我就没改造好？我干嘛那么傻？”我就改变了，不再批判自己，而说些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话，可是我从心里认同那些“回潮”的做法，说这些话时完全言不由衷，于是我就会脸红，脸红不单是因为我不习惯在众人面前说话，更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说假话。
马：那个环境真是让你难受透了。
叶：农村插队时很少开会，即使开会也是干部训话。回到城市，首先得学会怎么在会上“表态”。所谓表态其实就看几个人的态度，我是属于被重点注意的人，你表不表吧。幸亏我好歹是个团员，否则压力就会更大，我就得说更加违心的话，我能做到的仅仅是勉强通过他们的政治标准。
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做到了说假话而不再脸红。76年毕业的时候动员大家去西藏，老实说我们系没有人真心愿意去。可是那些党员，尤其是有些农村党员干部，调子唱得特别高，说从入党那一天起就把生命交给党了，一切听从党安排，党让到那儿去就到那儿去。我听到这话，觉得又可笑又可鄙。他们知道自己最后不用去，因为有人给他们兜底：他们有没文化的妈，可以到学校去撒泼、寻死觅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我想去，可你看我妈这样，出了人命怎么办啊。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已经听出了这层意思。我就在会上开玩笑说，你们都有妈兜着，我不能说我妈不让我去，我妈是党员，她要是不让我去她就落后了。大学几年使我变得cynical（对世事嘲讽），到最后撒谎脸不再红，心不再跳。我知道他们要听的就是lie（谎言)，没有人相信，但是你得说给他们听，所以我就说，OK，我报名去西藏。
马：你报名了？
叶：报了。我们全班都报了名，可是没一个真想去，大家都在演戏。最后我们年级赴藏的是个知青男生，有点儿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我开玩笑说他还有“半腔热血”。我对当年志愿进藏的人一直怀有敬意，他们中间像那个男生一样愿意帮助建设西藏应该不在少数。
如果中国的政治情况不变，继续那种反人民的政治的话，我知道如何苟且，蒙混过关。换句话说，我学会了政治生存的技能（political survival skills)。但同时我会一再想起《聊斋》里“画皮”的故事，那个鬼白天披上画皮，是个美丽的女人，回家后脱下那层皮是个丑恶的鬼。我把自己想成那个鬼，在公众场合，别人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我，是披着“画皮”的我。我知道我要不想进监狱，就得披上画皮。有的时候，我需要把画皮取下来，在上面添一些油彩，我会对自己说，嗯，让我来看看，画得怎么样，好像我在看自己的作品，一个自己造的假我。
马：你能想起画皮的故事，说明头脑十分清醒。
叶：我知道这是假的，又没有抗争的勇气，怎么办呢？只能披上画皮。在和同学相处的时候，对有些人我就严严实实地戴着面具，而对另外一些人，一旦你发现可以和他/她们交流，就建立起值得珍惜的友谊。在新华印刷厂学工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青年徒工，聊天中发现和他很聊得来，话就越说越多。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短短几天内和他说过的话，超过了我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和班上的某些同学说的话。
1976年是难忘的一年。一月九号清晨六点，在我们宿舍住的党小组长被叫走开会，七点钟听到哀乐，我马上意识到是周总理去世了。我已经学会了悲喜不形于色，很快洗漱完毕一个人离开寝室去食堂。我刚要掀开食堂厚厚的棉门帘，从里面出来个人抓住我的手就往外拉。我一看，是熟人，“新华社小孩”，中文系的，总理对她父亲有知遇之恩。她拉着我不说一句话径直往空旷的大操场走，在一个角落站住时，她已是泪流满面。我压抑的情绪一下子发泄出来，俩人在寒风中痛快地哭了一场。
马：那天早上我听到周总理去世，到了盥洗室，我把水龙头打开，眼泪就花花地流了下来。四五清明期间，我和两个朋友去了天安门广场，那里人山人海。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民意，知道了民意是如此的伟大和不可侮。
叶：我也为天安门广场的场面深深感动，把它当做我的大课堂，这才是真正的“开门办学”。过去我只能将对“极左”政治的极度不满跟家人和极少数朋友讲，平时心中十分压抑。清明那天是个星期天，我整天在广场上，一下子发现原来有那么多“自己人”，那个感觉真是好极了。那天的天气始终是阴沉沉的，但我的心情明朗舒畅，东听听，西看看，兴奋不已。
这么多年后再来看当时对周的悼念，我想中国老百姓是将很多未必一定属于周的美德，都投射到他的身上了。文革太黑暗了，文革中的政治太肮脏了，但很多中国人心中坚持，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正义善良的东西，在周恩来的身上，他们寄托了这个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周成了一个象征。中国人没有因为毛泽东死而陷入巨大失落，和周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在感情和精神上，很多中国人、至少是很多城市中国人，已经从毛身上转移了。
讲起咱们这代人，我很喜欢后来读到的一句话，就是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到广场中央的纪念碑，虽然仅仅咫尺之遥，但咱们从1966年夏天在金水桥前山呼万岁、狂热崇拜到1976年四五时在纪念碑前悼周和质疑文革，走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中，咱们长大了，学会自己去思考了。
四五晚上骑车返校，满脑子还是广场上的情景，心中无法平静，这时遇到一个同班男生，是个不能交心的人，我知道什么话都不能跟他说。我们一起骑了十多分钟车，黑夜中连寒暄都没有一句。要说话怎能不提天安门？但跟他就是不能说，得把面具戴上。果然很快就把四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学校里追查“反革命谣言”，幸亏我当时憋住了什么都没说。
这种披着画皮的生活是要出付代价的。到了76年五六月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开始出现间歇性头晕目眩的症状，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袭来，过一会儿又没事了。医生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就说是“植物神经紊乱”。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是因为几年下来，心中积郁了太多的压抑和不痛快，我的身体在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