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地球上所有人的言行都像刘诗昆，政治或经济制度的选择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有点夸张，但有时我真的那么想。

这想法牵涉到我在经济学研究多年的一个体会，行内只我一个这么想，高斯与巴赛尔皆认为重要。一九八二年首次发表，跟着在自己比较重要的文章中重提好几次。不浅的，推理有几步，读者要小心跟进。

涉及交易费用。第一步，交易费用有多类，因为关系相连我们无从逐类分开。逻辑于是逼着把交易费用的定义改为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多过一个人的世界是社会，有制度，交易费用只能在社会出现，于是可称制度费用。第二步是制度或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相当高，只要能把这比率略减，国民收入会激增。第三步，制度或交易费用的或高或低，制度的选择及采用有决定性。第四步，如果制度或交易费用是零，任何制度都会有相同的效果，制度的选择于是变得无足轻重，也即是说制度的存在或不存在根本不重要，可以不论。第五步，经济学假设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简称为自私的假设，原则上人类会选择费用较低的制度。然而，人的自私——例如欺骗、盗窃等行为——是会增加这些费用的。因此，虽然史密斯说人类的自私会给社会整体带来利益，从另一个极端看，这自私可以把制度或交易费用提升到把人类灭绝之境。我曾经指出，单是二十世纪那一百年，足以灭绝人类的制度或安排就出现过好几次。博弈理论可能因为与史密斯之见大有分离而走红，但我认为这门学问的局限指定无从验证，没有解释力，不可取也。

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人类的自私一则可给社会带来利益，二则可给社会带来祸害，制度的选择当然要从利大于害的安排着眼。这样衡量，私有产权无疑有其优胜之处，而中国发明的县竞争制度，是把使用权利界定加上层层承包，上下串连而左右不连，妙绝天下，出现了中国奇迹。然而，历史的经验说，优越的制度不容易稳守。人类自私的劣根性不容易处理。什么贪污等胡作非为可以不论，但对制度有影响力的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一小点甜头而把一个上佳的制度废了。香港当年为什么会有租务管制？中国今天为什么会有新劳动合同法例？这样的例子，地球历史数之不尽。

人类的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我们能否把人类培养成为有利的自私存在，有害的自私除去呢？这个问题想过的人可能不多，但尝试则频频也！为什么《圣经》会有十诫？为什么中国传统有儒家学说，要讲什么仁义道德？为什么父母要教子女诚实可靠？为什么胡锦涛先生要推行和谐社会？为什么求我书法题字的朋友要写的几个字，永远都有减低制度或交易费用的意思？

历史上满是节省制度费用的风俗伦理，目的是为了减少自私可以带来的祸。不能说没有作用，但人的自私是一般性的，见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利益高于成本，他们会做。我们不能期望信上帝的人一律遵守「十诫」内的不自私，其它皆获准自私去也。

我不是说人类的道德教育白费心思，或宗教、风俗、伦理皆无补于事。我认为这些是有帮助的，但不管怎样看，人类的自私带来的制度或交易费用的上升，足以毁灭人类的安排不罕有。这就带来一个逃避不了的问题：是人的本身促成为祸不浅的制度或政策呢，还是制度或政策激活了人类的劣根性？我认为二者皆存在。这样看，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有很大的决定性。同样的制度，某些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的行为，对制度或交易费用的或高或低有决定性的影响。好比与我的个性格格不入的英国绅士传统，我欣赏，也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有高斯那样的绅士风度，世界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警察或律师，而制度会因为成本的下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是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我久不久会想到刘诗昆这个人。在炎黄子孙中这样的人不多见。先从一件琐事说起吧。

十多年前，太太要购买一部施坦威的三角钢琴。我们知道近几十年，这个牌子德国产出的比美国产出的为优。长途电话通到德国某琴店洽商，连运费及专人飞到香港来开琴调音，德国之价比香港的低相当多，于是决定从德国订购了。刘诗昆知道这个意图，坚持要亲自飞到德国去替我们选琴。他认为同样牌子，同样型号，不同的琴的声调质量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见他那样坚持，当然听他说的。过了两个星期的一个晚上，凌晨二时，接到诗昆的电话，说他在香港某琴行找到一部非常好的雅马哈牌子的钢琴，难得一遇，不会比上佳的施坦威差，相宜很多，用不着到德国去了。他怎样建议我们就依他的。约好了中午在琴行会面，二话不说我们就把诗昆选好的买了下来。这部雅马哈今天完好无缺，所有试弹该琴的人都说是难得一遇的雅马哈精品。

刘诗昆帮助朋友言出必行，而且帮得很尽。这些年其它琐事要求他帮忙的，没有一次不是帮到尽头，细节不会忘记。今天我们不大愿意要求诗昆再帮什么，因为不收钱而帮得那么彻底，我们过意不去。好比当年诗昆免费给我太太上琴课，往往是由他催促去上课的！不是因为诗昆帮助过我们就动笔赞赏他，而是从今天的社会看，这样的人的确有点怪。怪者，少见也，但如果社会满是这样的人，数之不尽的头痛问题不会存在。

曾经写过，刘诗昆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不容易看得出，但智能程度奇高没有疑问。由我说出应该作得准：我是搞思想的，这种判断有半个世纪的经验了。我也曾提及，诗昆对大大小小的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是我平生遇到的最好的一个。我不否认自己的观察力要感谢上帝，但曾经对太太说，如果刘诗昆当年能有我的机会学经济，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会数到我。

刘诗昆是个谦谦君子，但愚蠢的谦谦君子可以闯大祸。乐于助人，言而有信，愚蠢更麻烦。观察力强，推理明确，这样的人不会蠢到哪里去。在与诗昆闲谈中，知道他清楚什么需要做，什么不应该做，对自己的原则是肯定的。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像刘诗昆，制度是什么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了。

最近刘诗昆见报频频，形象不是那么好。我对太太说：「发神经，这个人不是刘诗昆，报道说的多半搞错了。」电话打不通，太太说诗昆的电话的留言信箱爆满。我说：「那就让我写一篇文章吧。」太太问：「你要写什么？」我说：「早就打算写的经济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