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黄帝经》产生时代的判断
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理论，在以图案性卦画为载体进行历史传承，跨越了无文字历史上漫长的时空，到有文字之后的历史上，人们一方面给图案性卦画注以文字，以方便学习、理解、记忆，形成了历史上《连山》、《归藏》以图案画为主、文字注释为辅的独特哲学经典。同时，伴随着文字的普遍使用，也开始有了以纯文字写成的哲学书籍。由于中国古典哲学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道”，对哲学家呼之以“道”家，那么，对于这些历史上又出现的、以纯文字写成的传“道”之书，为与《易》经有别，也就应该称之为“道书”了。
按着史籍记载，在先秦历史上已有《黄帝经》、《阴符经》、《黄帝铭》、《力牧》、《容成子》、《老子》、《庄子》等不同的道书传世。这类哲学书籍的出现，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无疑，此种新哲学著作的出现，在人们学哲学上就比读《易》经要容易理解得多。易读、易解，其对于民族思想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就大。
依史籍之载，中国先秦的道书由两个时期所产生：一个是五帝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道书最多。例如《黄帝经》、《黄帝铭》、《阴符经》、《力牧》、《容成子》、《黄帝泰素》等等；另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此一时期之道书如《老子》、《庄子》等。由于后人不知道为什么夏、商两代没有哲学著作产生的原因，因而也就将黄帝时期的哲学著作认定为春秋战国之际的人“伪托”①为黄帝、力牧、容成的著作。事实上，此种说法没有举出任何历史依据，只是一种主观凭空的怀疑之辞。汉以来，在图书分类上，也是很不准确的。例如班固就把哲学著作分成了甚么“道家”与“阴阳家”之著。当然，这些书中的绝大部分，我们恐怕是永远都难以见到了。见不到，不能研究，也就不能凭空去谈论。
1973年，历史上曾失传两千年左右的《黄帝经》又重见天日，感谢出版部门印刷出版了此书，使我们得到了阅读和研究的机会，因而对它也就有了比较深刻的历史认识。所以，我们就能够对《黄帝经》进行较为细致一点的研究与探讨了。
《黄帝经》中，包括了《经法》、《十六经》、《称经》、《道原经》四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这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里所记载的《黄帝四经》四篇。对于其产生的历史时期及作者，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倾向于轩辕黄帝所著；也有的认为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作品；还有的人认为是西汉时期的“托名之作”，是对诸子百家道学理论著作的一个综合性归纳的……我依据自己结合黄帝史事、地名，《易》经，《山海经》，以及甲骨文的综合性研究，认为确系五帝时期的著作，具体理由如下：
一、《黄帝经》中有春秋战国诸子根本未谈及的哲学观点
自春秋以来直至秦统一中国，“百家争鸣”，学者之说都各执一端，从未有过能贯通百家为一体的学术著作问世，也未见过有此说的任何记载。只有秦之吕不韦所搞的《吕氏春秋》是综合百家之言而为一书者，但其不仅取自何书都有痕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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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
而且其思想明显存有不一致之处，而《黄帝经》则不仅不存在这类问题，而且结构严谨，行文流畅，语言风格一致，一气呵成，显然不是某些学者所猜测的什么“综合春秋百家之言”类。这个道理也极其简明：举凡后人总结前人之说，多为前人有其说，后者才有其观点综合的体现，而不会大量出现 “前人”根本未提及、根本不理解的学术观点。例如，《黄帝经》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以道学理论为指导，用以处理社会各种关系，使之得到阴阳平衡、互依、互动、互补的一个度上，由此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就是“道生法”、执道治国的理论。因此，将执政治国者，称之为“执道者”。而此种观点春秋以来不见，更未见到诸子之说有任何著作中谈到“以道立法”、将治国者称为“执道者”的。
《黄帝经》阐明一切法律和道德，都必须依“道理”而行制定，是历史上提出最早的法哲学理论。其论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①在《十六经》中又讲“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互为补充、互为根本的辨证统一关系：“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唯道是行。”这些论述，将德治与法治阴阳互动、互补、互依、互存、互为己根的辨证关系说透了，也更将法律和道德之根都是依据客观自然规律说明白了。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公正性、公平性、科学性就有了哲学理论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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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说中，则不见有人对以道立法、以道建立社会公共道德标准的论述，甚至对于法律与社会道德的互引、互动、互补、互存、互依、互根关系都根本不了解：有强调必须依法治国的，有强调以德治国的，争吵不休。战国之际，梁（魏）惠王同尉缭子的一段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梁（魏）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而尉缭子则对此问感到茫然，于是就胡乱应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①这就充分地说明，《黄帝经》产生于周代之前，而非周代之后。
二、《黄帝经》中的一些文字西周以来各种著作多有援引
《黄帝经》中的一些文字，西周以来各种著作多有援引，有的引录则明显不如原论之义确当。如：
《黄帝经·称经》曰：“亡国之祸，莫大于乱。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善积昌，恶积丧！毋犯非义，而不信其危：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祸之根也。”而吕望在《六韬》之中的引用，词语得以修饰，排比句增多，然却显得啰嗦，且用之于论述守土，去《黄帝经》原文、原义已远：“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
再比如，《管子》一书所论治国诸事，均本于《黄帝经》之义，论之以道治国中，常原文引用《黄帝经》之语。《黄帝经·十六经·顺道》曰：“大庭氏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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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尉缭子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良温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端正勇，弗敢以先人。中情不 战示不敢，能示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执一毋求。形于女节，所生乃柔。是谓之‘正德’，好德不争。立于不敢，行（形）于不能。
《管子·势》篇引之为：“贤者诚信以仁之，惠慈以爱之。端正象不敢以先人。中情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
而李耳的《道德经》则是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等篇，为掩饰其抄袭痕迹，刻意分散其文，颠倒语序，同时又歪曲原义，而作大量离经叛道之说。现在，我们将两者进行对照，问题就会明白。
《黄帝经·道原经》的原文是：
亘先之初，道同大（太）虚，虚同为一，亘一而止。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有形，大同有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
一度不变，能适跂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名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测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能之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跂行蛲动，带根之徒，皆取〔以〕生，道弗为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多。坚强而不溃，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
尽管李耳抄袭《黄帝经》，采取了割裂原文、颠倒顺序、千方百计作不适当的辞语修改，且又故弄玄虚，以掩人耳目。但是，其抄袭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如：
将《道原经》中的“独立不偶”抄为“独立不改”；将“万物莫能之令”抄作“天下莫能臣也”；将“万物得之以生”抄成“万物得一以生”；把“莫知其名”加“吾”以彰显自己：“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把“道弗为少，皆反焉”改成“反者道之动”；对于“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文义，则胡乱诌之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也算得上一椿怪事：无形抽象的自然规律，在李耳的口里，竟然变成了“有物”和“有象”！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俸禄银子？
所以，《黄帝经》的思想实为春秋、战国之际诸子之说的思想之源，而非其流。
三、《黄帝经》为先秦诸子之说所本
《黄帝经》举治国事例而讲道学理论，此正是道家之根。道学的最基本理论是建立在事物分阴阳，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的基础之上的。这便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意义。故《称经》言：“凡论，必以阴阳为大义”，此是阴阳家所本；道乃“万物得之以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自然法则，故《黄帝经》论治国，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要“顺道”、“正德”、“名理”、“成法”、“良温恭俭……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要“兼爱无私”，“节民力以使”。因为，“节民力以使，则财生”，“兼爱无私，则民亲上”，“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
所以，儒家讲仁者爱人；名家以辨名实；至于墨子之说，除了其谈弄神鬼迷信之语外，其“修身”、“亲士”、“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思想，无一不是来自《黄帝经》。故，我观墨家之说，实为儒家的一个不同学派而已。
《黄帝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法家之根在黄帝的以法治国观点，然而则走板眼之处多有：不是依客观事物规律制定法律，而变成了以统治者之需、帝王喜好而制定法律，使法律完全变成了统治术，商鞅的观点就是例子：“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之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①此已嬗变为离经叛道之说了；而医家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联实际学习、应用最好的。《黄帝内经》就是实例。
古代的史家也都认为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说皆本于黄帝及老子的思想。如：“申子（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慎到是“学黄、老道德之术”②……
四、《黄帝经》为我国产生最早的纯文字道书
我们从《黄帝经》的行文上看，各篇之间为一种与《易》道哲学相同的思想所贯穿，先后有序，通篇言简而有韵，浑然一体，丝毫找不出总结他人之说的痕迹。其理论没有春秋以来诸子之说的失偏之处。若说总结他人之说，则管、老、孔、孟、庄，都无能力作到这一点。特别是对黄帝时期历史人物之称，既无后人以称前史之中的笔法，而且其称呼又多有独特之处。如称蚩尤作“之尤”，此与苗族歌谣中相同；呼力牧为“力黑（墨）”。力牧，春秋时有少数古籍记为“力墨”，战国以来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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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君书·去彊第四》。
②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籍多以“力牧”记之。此足证《帝王世纪》中说“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而得臣风后，“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而得臣力牧，是望文生义的胡编！同样，《黄帝经》中说到青阳，也是直呼其名：“力黑（墨）曰：‘战数盈六十，而高（此是误将青阳书为高阳）阳未失。”此与黄帝战蚩尤之后派青阳到少昊之地施治是可以互证的。凡此，又证明《黄帝经》乃黄帝时书。
综上所析，我认为《黄帝经》一书产生于黄帝时期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