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其实李某只是一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李某不会像那些“有文化、有思想”的人那样，不说皇帝没有穿衣服，而是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说皇帝的衣服哪儿不好，需要改良。他们说的也是人话。至于那些高歌皇帝的新衣多么漂亮者流，他们说的就是鬼话了。
李乙隆快语（1）
李乙隆
1、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发了不少纪念文章，基于民间立场，并无官方话语。鲁迅这个曾一度被中共捧得极高的文学家，终于走下祭坛，回到民间。鲁迅在天之灵，当额手称庆。
李某不禁想起鲁迅对中共一位文化界人士说的话：你们来了，我愿乞红背心扫马路。
“假如鲁迅活到现在会怎么样？”1950年代至今，不知有多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周海婴在一书中提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聚会中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黄宗英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中则是这样写的：（罗提出问题后），“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也就是说，1949年之后的鲁迅，只有两条路。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高举、紧跟。毛泽东知道鲁迅是不会走这条路的。
还有第四条路：流亡。国际上有影响的流亡作家不乏其人。但毛不会给鲁迅这条路。
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们在1949年后，分别走上了前三条路。
2、1951年10月的“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1966年的“坚持鲁迅战斗精神”，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76年10月的“学习鲁迅永远进击”，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1981年为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又祭起鲁迅的“战斗精神”……
他们在不同时期对鲁迅大树特树、扭曲利用，而造成的逆反心理，又被现在的权力集团用上了：在人民最需要鲁迅、权力最不喜欢鲁迅的时候，集体遗忘了鲁迅。就像权力集团刻意淡化1919年至194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历史上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一样。
3、女学生刘和珍，
忘不掉那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硝烟，忘不掉我们的三位记者不幸以身殉职。同学们，假如你是他们的同事或亲朋好友，要为这三位记者写篇纪念性文章，你将如何安排整篇文章的布局？
从因请愿而被本国政府军队枪杀的学生，到被美国误炸的中国记者，这位老师的“跳跃性思维”，匪夷所思。
4、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权势者“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和一般民众并无关系”。李公明说，今天狂热倡导尊孔读经者，其用意是为权势者的统治，还是为民众反抗一切压迫在他们身上的强权，“是比较清楚的”。
被权势者扭曲利用是不幸的，不管是孔子，还是鲁迅。李某我如是说。
5、李某我也尊孔，也崇佛，也怀有目的。李某的目的之一是让权势者在道德上有些仁义礼信廉耻，在精神上有“因果报应”约束，不要统统沦为衣冠禽兽。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时代，来自宗教信仰的约束力可能比道德更能起作用，但儒家道德肯定比官方文件中那些带着数目字的套话、比学习什么讲话精神，要有用一些，因为儒家道德毕竟是教人做人的人话。
李某我崇佛尊儒，对底层百姓，也希望他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仁义礼信，但绝不会鼓吹他们对不合理的压迫麻木不仁。
就算贫富来自前世之因，李某也希望是在合理的制度下分化，更希望富对贫的布施，贵对贱的关爱，而不是富对贫的掠夺，贵对贱的欺凌。
李某一直认为，1949年以后，权力者对儒释道的推残，洗脑式的唯物主义灌输，与当下官德沦丧、世风日下不无关系。
6、近读朱学勤一篇谈论美国的短文，说美国1861年的南北战争，南方的理由是，既然1776年我们能为独立而与英国作战，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理由脱离北方。北方被迫应战的第一个阶段是把立场定在“统一”上，越来越被动，到了第二阶段，立场转移到“废奴”，从国家立场转移到人道立场，以“实质正义”战胜“程序正义”。
李某读后不禁想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当年随处可见的标语。现在不说“解放”，而说“统一”。李某断言：假如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或者仅比大陆人民过得差一些，中共还是会打“解放”牌而不打“统一”牌的。
7、笑蜀于
李某想补充的是，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常常被强权扭曲，制度的丑恶虽说与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但过多归咎于传统文化，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而统治者想借助传统文化来稳定其政权，维护其腐朽的不合理的统治，也让传统文化无辜地背上了“恶名”。
8、“愤怒可以出诗人，但是太愤怒了作品往往粗糙。”刘绪源谈及《文汇报》副刊《笔会》在1980年代初期的情况如是说。李某然其言。
现在没有诗人，只有“国家一级诗人”，没有诗，只有“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没有诗人的年代，是太压抑了，还是太愤怒了？
9、袁伟时说：“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仍拖延不改，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已经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它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独裁专制，结果带来了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巨，其中教训值得国人永远记取。”
诚哉斯言！
什么“训政”呀，什么老百姓水平低呀，为了维护其一党专制和既得利益罢了。老百姓水平低，就该广开民智、大力进行公民教育，为什么还要钳制言论、统一思想、垄断教育、大搞愚民那一套！一派胡言！
10、李某把自己在2004年所写长文《警惕官僚集团把社会风气变坏的责任推向民间》在某网站论坛上重新顶起来之后，又热了一阵，有个跟帖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李某复之曰：“假如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那么你的话是比较正确的；假如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2006年11月）
李乙隆快语（2）
李乙隆
11、吴兆民在《狐狸吃到葡萄以后会说什么》一文列出了几种可能，主要是“垄断性行业高喊亏损”。
李某再补充几例：公务员有很大的孤独感，警察是弱势群体，城管人员心理压力很大，医护人员子女不愿从医，在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官员……
12、近日被判的原安徽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书，创下几项纪录，“判决书最长”、“受贿人数最多”、“卖出官帽最多”……看了这条消息，李某不禁想起另一个县委书记李铁成，在李担任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全县科、处、局级干部除李本人及其老婆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
说什么县委书记是重灾区，打老鼠比打老虎容易罢了！
13、政府在医疗、教育方面投入少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成了高收费的理由，而少投入不等于无投入，投入的钱怎么用却少人关注。近日中科院调查报告称，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有80%用在850万的党政干部身上。
那么教育呢？投在“重点学校”的钱与投在一般学校的钱，是什么比例？就是投在“重点学校”的钱，也不见得能使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得益，而是垫高收费的门槛。
14、迟国维给城管人员定了几项“不准”，应该都不是无的放矢。“同行之间不准互扒裤子”，针对深圳某区城管为保住势力范围而脱了上级城管的裤子；“不准公开喊老子就是土匪”，针对深圳城管狠砸慈善募捐者的桌椅高喊“老子就是土匪”；“不准对老弱病残拳打脚踢”，李某在此不准后面接上半句，“不准打死人”。“不准使用辣椒水之类的执法工具”、“不准商贩子女喊‘城管是坏蛋’之类的口号”，不知“典”出何处。“不准粗暴对待战利品”一句倒让李某甚为所在城市的城管自豪，他们处理战利品人力三轮车，非常文明，一辆辆完好无损地拍卖给原车主，风头一过，车主们重操旧业，再过些日子，猫与老鼠的游戏重演，如此循环往复，一辆人力三轮车可为城管创收N次。
15、据
交警说：“我们交管毕业时，老师会暗示你，第一要牢记领导的车牌号和特殊号，不然会给自己惹麻烦。”
有人根据这些现象得出结论：交警已沦为弱势群体。
是谁们让那些在我们百姓面前威风凛凛的交警同志沦为弱势群体了？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用得着李某饶舌吗？
李某想说的是，在真正的弱势群体看来，交警因为不知道领导车牌号而拦了领导的车，与领导用拳脚“教育”交警一样，都是大水冲倒龙王庙。
16、人们为什么要假冒军车牌照，或者通过特殊渠道弄来真的军车牌照，连县委书记也不例外，以致真假军车泛滥成灾？
交警中队就查处假军牌车的问题请示武装部长，部长说：“不要碰。万一查到真军车，就会惹来麻烦。”
李某不禁要问：“就算是真的军车，就怎么了？军车难道成了老虎屁股吗？”
在这和平时期，在没有执行特殊任务、紧急任务之时，军牌车以及警车、领导的车等所谓特殊牌号的车，都可以横行霸道、倒行逆施、视交通规则如无物吗？
有位给领导开车的司机说：“开特殊牌号的车，就是要横，不然交警会以为你是假冒的。”
呜呼，李某复何言哉！
17、慈利县袭警事件的上报材料题为：《如此县委书记？！如何体现和谐社会》。难道没有“和谐社会”这个新概念，就可以“如此县委书记”了吗？
其实用这样的题目是官方习惯，并不值得一笑。倘若事件发生时间往前推移，材料的题目依次可改为：
如此县委书记？！如何体现八荣八耻
如此县委书记？！如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如此县委书记？！如何实践三个代表
……
18、近日北京区县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进入选民和正式候选人见面阶段。有选民向候选人提出问题要求回答。美国大使馆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主动要求旁听。美国大使馆人员表示，选民可以直接向正式候选人发问并要求回答，这才是选举。就此事，
在我们周围，每次换届选举，偶尔会看见小区不起眼的角落贴着一张红纸，写着本选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姓名。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过些日子就看见一张告示，说某某当选了。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有多少选民投了票，投票率多少，得票率多少。
李某有位亲戚连续多届是市人大代表，她对自己如何当选一无所知，只知道填表要填上无党派人士，她是党员，却被要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政议政”。可能是党员太多了，比例不协调，因之有些党员以非党员身份当人大代表。
19、圈养飞禽走兽，或为观赏，或为取其蛋吃其肉。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圈养作家，所为者何？路人皆知。
李某认为，在商业社会，政府和社会扶持缺乏市场的高雅文化，也是应予肯定的，但这应该出自两愿，被扶持者是不该死乞白赖的。
被体制圈养着的作家按需写作，相当于被农妇圈养着的母鸡按时下蛋。作家沦为母鸡，为许多社会人士所不屑。近有沈阳某作家因被文化局停发工资，挂牌上街乞讨，成为热闹话题。网上谈论此事者众，表同情、抱不平的少，冷嘲热讽者多。人们对依赖于体制过日子的作家的不屑，由此可见一斑。
时评家熊培云、长平分别在
李某想补充的是，从这位作家在单位的表现，比如长期不上班、联系不上，以及被单位领导停发工资的事实看来，估计他对体制是不屑的、对文化官僚是不恭的。既然如此，脱离体制好了，跟李某一样做个“自由作家”好了，实行“不合作主义”好了，何苦一方面不合作，一方面又眼巴巴等着体制施舍。区区2000元，抵不上官僚们一顿饭，可由于你“不合作”，他们就是不给你，看你能怎样。他们给你钱不给你钱，都由他们说了算，用不着问这些钱的真正主人纳税人。
20、全球知名反腐机构“透明国际”公布了2006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在16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第70位，较之去年排第78位，有较大幅度上升。
李某很好奇，那些排在中国后面的国家，究竟是怎么样的腐败？
这个排行榜的是怎样出笼的？中国排第70位是怎样算出来的？
是贪官抓得越多越腐败还是抓得越少越腐败？若是前者，那不抓贪官，岂不清廉！
（2006年11月）
李乙隆快语（3）
李乙隆
21、《杂文选刊》2006年11月有童大焕《城管的兴起与个体工商户的倒下》一文，李某读后在页边写上几句点评：
街头小摊贩是个体工商户的根。个体工商户是企业家的根。谁敢说在街边摆摊的失地农民、失业市民，不会成长为企业家，从为自己解决就业到为社会解决就业呢？是城管人员在无情剥夺他们生存空间的同时粉碎了他们的梦想，还有尊严。
22、他们常年穿梭于大排档的餐桌间……没有工作，甚至没有住所，每天靠吃别人的剩饭充饥。有论者指责他们“丢人”、“不思进取”。这些论调与“乞丐懒惰论”相似，李某并不陌生。也许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眼里，我们这个正在倡导八荣八耻、建设和谐社会、全民奔小康的国家，一切乞丐、吃剩饭族通通是因为好逸恶劳，有许多体面的收入不低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乞丐，才能反映制度的罪恶。
事实上吃剩饭族中也有一些人并非失业者，他们吃剩饭只是为了给孩子攒点学费，给一家老少攒点医药费，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如果这样有错，不是他们的错。
23、城管人员没收了“走鬼”的人力三轮车，“走鬼”一刀过去，一名城管成了“烈士”；保安没收了“走鬼”的一担水果，“走鬼”上前一刀，保安“英勇献身”……
李某这样说，你可能会十分同情死者，痛恨罪犯。可李某同情的天平却毫无顾忌地倾向罪犯，为什么呢？因为在“走鬼”成为罪犯之前，他们有过苦苦哀求，甚至下跪磕头；因为他们的三轮车、一担水果，可能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承载着一家人的生存和希望……
李某再次呼吁：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不要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
24、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以“双规”为手段，将权力玩弄于股掌，随意整治“不听话”的干部。有论者称，“双规”本是纪检监察机关对涉嫌违法乱纪者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措施和调查手段，它曾令许多腐败分子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对反腐败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如今却又成为执掌这一权力的某些官员要挟、打击、报复干部，为所欲为地谋取私利搞腐败的手段。
没有全社会的监督，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没有司法独立……在一个党内部，再设置一百个纪检监察机关，也不能防止腐败。不要说现在的纪检并不能监督同级党委，就算给它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谁来监督它呢？
25、信手拈一本旧杂志来看，是今年5月的《家庭》。刊中《惹火焚身，董事长被情妇套牢，一路挣扎一路悲》，说的是广东广控集团有限公司职员李音以“我甚至愿意用生命做代价”，让公司董事长黄辉东在放纵情欲之后抽身不得的故事。有名有姓有单位名称，均没注明是化名；还有女人的相片，相片上还有“情妇时刻都在算计着如何把董事长套牢”的说明，并不像一些杂志那样注明“图文无关”。文中黄辉东经常利用职权带情妇出国，两人挥金如土，风流快活。文章最后说，黄辉东有无数把柄抓在情妇手中，党纪国法利剑高悬头顶。此文属于纪实，不是小说。李某在网上搜索广东广控集团，倒真的有这家公司，但董事长并非黄辉东。倘若这篇文章所写是真的，黄辉东还未下台，甚至还未被调查，按时下国情，《家庭》杂志敢这样写吗？如果是黄已经垮台，在网上却搜不到这样的动静。李某甚为纳闷。
26、近读一文，是拿袁世凯说事的。该文称，袁要称帝时，有不少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讨论国体问题，讨论来讨论去，“主流”理论界一致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搞民主共和制不行，必须搞帝制，搞帝制更符合人民愿望和国家利益。
你听，人民愿望，国家利益，国情，这些词语怎么这样耳熟！
“国情论”，原非始于当代。
27、晚10点，北京海淀花园路城管分队队员趴在窗口张望，看见一名男子骑车走近，赶紧把所有办公室电灯熄灭。原来该男子是附近夜摊小贩雇用的“探子”，他每天负责盯到城管下班后给小贩通风报信。该男子看到城管办公楼一片漆黑、一片宁静，转身骑车离开了。约过10分钟，城管分队倾巢出动，扫荡附近夜摊去了。杨耕身在其近作《请为22点后的民生留一线生机》开头，讲了这个城管“智”斗小贩的故事，有点幽默，却令人压抑。
28、据近期《南方周末》载，央视
李某对摄影界孤陋寡闻，如果不是王副主席这样一说，李某还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些把镜头对准弱势群体苦难的摄影家。不知有几个作家、影视工作者，能够把镜头对准弱势群体的苦难。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她当然是“主流”的，不“主流”，怎么能坐上副主席宝座呢？只是，她“主流”尽管“主流”好了，人家“支流”甚至“不入流”与她何干？
29、乐毅在《社会诚信度是如何丧失的》一文中，通过两个近例，论证政府和国家企业不诚信对社会诚信的败坏。两例是：
中石化8天前还郑重其事辟“谣”：绝没有股改计划，市场传言纯属造谣。言犹在耳，就宣布进行股改。
北京市政府有关文件宣布，“北京工作居住证”有效期3年，期满可办理延期。但是最近，先是对居住证增设人才测评新门槛，接着又要求申请者必须提供“个税完税证明”。个税起征点是1600元。你挣不到1600元，办居住证没门。
其实这两例比起李某几年前所写长文《警惕官僚阶层把社会风气变坏的责任推给民间》中的大量事例，简直不值一提。
30、李某想为唐朝选出个国家作家协会主席，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写三吏三别的杜甫肯定不行，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呀！李白不贪杯还行，有几杯落肚，便忘了自己是谁，“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太不把最高当局当一回事了。《卖炭翁》写农民工饥寒交迫，在城市摆个小摊还要受掠夺，它的作者白居易想当作协主席，没门。“欲为圣明除弊事”的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跑到李某家乡这荒僻之地来了，还当什么作协主席。《捕蛇者说》是柳宗元的吧，“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是他说的吧……
（2006年11月）